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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经济结构新探刘红军（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08（2） 甘肃张掖 734000）摘 要：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民族构成，在诸政权的共同经营下，经济结构日趋完善。随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逐渐形成了农牧并举、工商兼备的多元化、完整合理的结构。多元化合理的经济结构既保证了河西诸政权的稳定，又为河西经济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键字：经济结构 多元化 农业 畜牧业 手工业 商业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地区，政权林立、社会动荡、民族矛盾激烈，社会经济发展十分困难。但就是在这样杀伐相继、日事干戈的社会环境下，地处偏远的河西地区却具“独安”局面。虽然该地区随民族
2、争夺也几经政权更替，但更迭后的各政权大都利用了河西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优越的地理位置，采取外和诸邦，内励农桑的举措，实现了足食强兵的目的。各政权的多元化开发，既促使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也使得河西一带成了内地人民向往的乐土，连世家大豪也纷纷西迁，将河西地区作为他们理想的“遗种”之地。河西地区的初步开发，应始于汉武帝抗击匈奴而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1而此之前的河西地区，则是月氏、乌孙、氐、羌等少数民族的蕃息之地。他们“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2从而保持着“河西畜牧为天下饶”的局面。随两汉移民实边和河西屯田政策的进一步深化，修泽开堰，大力夯实农业基础
3、，河西地区开始由游牧区逐渐转变为新型的农牧并举区，从而改变了过去单一的以游牧为主的经济结构。这样的转变既提高了自然经济的产值，也带动了河西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为后代多元化格局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东汉明帝后期的河西地区由于“羌祸”和漠北匈奴的入侵，社会经济的发展曾出现过一度的衰落，乃至敦煌地区出现“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强多逆断绝，既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3的局面。但河西地区已形成的较稳定的经济结构，并不会由于社会的一时动荡而发生大的转变，而经济结构多元化的苗头也会在动乱的夹缝中生长。
4、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再度崛起。随着中原战乱的加剧，大量中原流民涌入河西，民族融合逐渐加强。曹魏以来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也传入河西地区，加之此后诸凉政权统治时的保境安民政策与多民族的共同耕耘，使河西社会经济主体由西汉以来的农牧为主体的格局转变为农牧并举、工商兼备的完整的多元化协调合理的结构。现将该时期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状况分析如下。一、农业民以食为天。谁都知道，农业经济尤其是粮食的供应对于一个政权存亡的决定性作用，肇始于许下屯田的曹魏统治者更不必说。故曹操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术也”。4于是把“急农兼天下”定为国策。这
5、一思想在魏晋十六国各政权中都无一例外的继承和发扬了下去，从而为河西地区的农业发展提供了思想支持和保证。曹魏在取得河西控制权之后，首先平内乱，清吏治，抑豪强，移风易俗，整治社会秩序。同时为了恢复和发展小农经济，稳定劳动人手，招抚流民，开发农牧，疏通中西贸易，使得河西地区的社会出现了安定有序的和谐局面。安定的社会环境的出现，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而这种局面的出现，曾担任河西政要的徐邈、仓慈、苏则、毌丘兴等人功不可没。据史料记载，徐邈在魏明帝太和中出任凉州刺史时，为解决粮食问题，“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5敦煌太守仓慈积极推行“抚恤贫赢”举措。6武威太守毌丘兴采取“内抚吏民，外怀羌胡”的政策，
6、是汉羌民族回到原居“力田”。7金城太守苏则“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8有了这些领导者的大力支持和重视，必然会对农业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时及十六国，诸凉政权为解决粮食问题，均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积极兴办屯田，大力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同时，抓住中原大量流民涌入河西的有利时机，采取定点安置、划区管理的办法组织流民屯垦。如前凉“劝课农桑，徙石为田，运土植谷，轻赋敛，西取戌己校尉地，以其置为高昌郡并移民屯垦，置武卫、石门、侯和、漒川、干松五屯护军，列置军民屯垦。”9西凉李暠“遣军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10南凉、北凉也都有移民活动，目的也在于扩大屯田。如南凉“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
7、军国之用”11的政策也就是徙民屯垦，而南凉的屯田至于湟水流域。北凉沮渠蒙逊时最重视农业。建国初，沮渠蒙逊便下诏：“农失三时之业，百姓户不粒食，可蠲省百徭，专攻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力”。12这决定了沮渠蒙逊最终能统一河西走廊，实现兼天下、定西域的大计。永安元年，他推行劝课农桑政策，要求各级官吏明于督察，增加生产等。通过以上各政权的措施，既提升了河西地区农业的地位，也保障了农业发展的稳定。魏晋十六国时期由于中原战乱和塞外民族内附，大量流民进入河西。如前秦建元之末，徙江汉百姓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也徙七千余户。13南凉专以徙民为务，“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建和三年，
8、徙显美、骊靬二千余户而归。弘昌五年，徙西平湟河诸羌三万余户于武兴、番和、武威、昌松四郡”。14这些移民大大充实了劳动力。而西凉李暠将大批流民“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15因为在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封建社会，人口直接表现为生产力，土地的开发程度和社会物质财富的提供，完全系于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口和民户数量，这些移民的入注既是南北劳动力的大会师，又是南北生产力的大融合，必然会促使河西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入河西，于是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经验和生产工具也传入河西地区。如皇甫隆改进灌溉法，推广“衍灌”技术，是粮食大丰收。同时，为了增加农
9、作物的产量，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更加普遍，引渠灌溉工程仅敦煌一地就开凿了北府、阳开、阳安等多条渠道。16此时先进的工具和耕作方式如铁犁、耧车、连枷等都传入河西地区，促进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关于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农业生产发展的景况，嘉峪关壁画墓中有详尽的记录。嘉峪关新城1号壁画墓中的“劳作图”画着正在劳作的农民，一共六人，四男两女，两男扶犁耕地，两女持钵播种，另两人驾牛空拽耢。17可见此六人并非一家，是被集中起来劳作的，这正是屯田的佐证。3号墓中部分图画则反映的是军屯性质的营屯。图中有将军、士兵，同时还有驾牛耕作者。18这反映了该时期出战入耕，且佃且农的生活。而关于该时期生产工具的使用以及耕作技术的
10、发展情况，在壁画中也有生动的反映，从耕地、耙地、播种到脱粒、扬场等一整套的农业生产过程都有所展现。据统计，嘉峪关新城魏晋十六国墓壁画中，有34幅是反映当时农业发展状况的，其中包括犁地、播种、耱地、打场等主要生产工具及牛耕播种场景。19所用农具的齐全及牛耕的广泛应用，都说明当时生产力水平很高。其中的铁犁、畜拉铁犁、叉以及耙地、耱地等工具，在当时都是非常先进的生产工具，有些相似式样的工具甚至在今天的西北农村还在使用。牛耕的不断改进，即由二牛挽犁逐渐改为一牛挽双辕犁，不但耕作效率较高，而且有利于小块田地的耕作，这也反映出生产技术提高的事实。在采用先进生产工具和方法的同时，还注意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发展水
11、利灌溉事业。据三国志魏书卷24徐邈传记载：“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20这些水利工程的修筑与利用，无疑对农业生产起推动作用。此外，前引墓葬壁画中还有配备专人看管的果园图、采桑图等，并且对采桑、结茧到束丝等生产环节都有逼真的描绘。从壁画中看，从事这一生产的有长衣曳地的妇女，也有短衣赤足的婢仆，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由此还可以看出蚕桑业在当时河西经济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另外研究表明，当时河西地区农作物的品种非常多，有胡麻、梁米、黄谷、土麦、白米、麦、黍米、黄米、胡豆、荠、谷等二十多种。21这也说明当时河西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繁荣。而北凉沮渠蒙逊与吐谷浑交战失利，其子被俘，沮渠蒙逊
12、用以赎取其子的谷多达三十万斛，也是该时期农业繁荣，粮食丰收的又一佐证。总之，魏晋十六国时期，汉、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民族先后建立政权，他们充分利用河西地区的自然资源，抓住大量流民涌入河西的有利时机，在汉代以来的基础上，耕籍田、劝农桑、兴水利、作区田，并且设立专门的农业管理机构，以保护和管理农业生产，促使河西地区农业生产繁荣发展，甚至一度出现“中仓积粟数百千万”22的局面。同时也使得河西地区的农业经济在河西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二、畜牧业河西地区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和气候条件，对于畜牧业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之地广人稀，因此自古以来就是全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汉书地理
13、志云：“自武威以西，习俗颇殊，地广民稀，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两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23从中可以看出畜牧业在河西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河西地区的畜牧业流传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商周以来黄河以西及湟水流域就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而氐、羌又是世代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其对河西地区畜牧业经济的贡献自不必说。春秋战国之际是戎、狄的畜牧区。秦汉前期是月氏、乌孙的蕃息地。史记大宛列传云：“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24后汉书西羌传曰：“月氏故地，旧在张掖、酒泉地”。25月氏的主要畜牧业是养羊。凉州异物志曰：“月氏国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寻生如故”。26而乌孙的活动区域相对较小，
14、据史书记载仅在酒泉至敦煌一带。汉书西域传对其描述曰:“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榆，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但乌孙主要是养马。史载：“乌孙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27汉朝初期，匈奴强大，破东胡，败月氏，独霸了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当汉武帝派兵击退匈奴后，其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可见河西走廊对于游牧为主的匈奴来说，有得之则盛，失之则衰的地位。虽然在汉武帝的大力追击下大部分“胡族”西迁，但留下来的部分仍然在河西地区游牧生息，从而使河西畜牧经济并未因匈奴退出而中断。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畜牧业在“凉州畜牧为天下饶”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曹魏时
15、期，有关河西地区的畜牧业发展状况虽没有详尽的记载，但据少量的资料可勾勒出当地的发展概况。史载：黄初二年（公元221），曹真率军讨破叛胡治元多、卢水、封赏等，“斩首五万余级，获牲口十万，羊一百一十一万只，牛八万”。28所获可谓十分可观，但这个数字只是曹真部将所获得战利品，它并非当时河西地区所有的牧畜之数，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五凉时期，后凉、北凉、南凉政权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他们虽然都接受了汉化的农业生产，但绝不会忽视传统的畜牧业。据于河西的大量少数民族民众均擅长畜牧，但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在选择生产时必然会选择投入较少劳动力却能利用更大面积自然资源的畜牧业。同时，此时军事活动频繁，对于战马、毡
16、毯、皮革的需求给畜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诸凉政权对于畜牧业都格外重视。前凉从张轨起，在对鲜卑人进行军事征服的同时，也采取怀柔政策，让其在河湟、祁连一带山麓自由放牧。并且为满足国家对战马的需求，在规模较大的官营牧场即今山丹县南置汉阳以守牧地，到张玄靓（公元355362年在位）统治时期，又改汉阳县为祁连郡。山丹县志称：“晋永和中，前凉张玄靓以汉阳守马牧改永固为祁连郡，马多至二百万匹”，29 这使得该地区成为当时诸凉政权战马的主要供给地。南凉则在较长时期内实行“胡汉分治”政策，以晋人专力于农，其他部族则专于牧，而且迁徙西平、湟河诸羌于其统治区内，大大增加了从事畜牧业的人口数量。北凉为鼓励养马，制定“按赀配生马”的制度。而此时的诸凉政权都依赖河西著姓的支持，以豪族大姓为基础的庄园式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