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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费孝通的“模式”思想综述叶春雷一、引言90年代中期以来，与浙江等省相比，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头与竞争能力逐渐减弱，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一度踯躅不前。为扭转这一局面，苏南进行了以“所有制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与城乡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改革。通过改革，苏南的经济社会发展面貌焕然一新，但是，现实的发展也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苏南模式是已经历史终结，还是在创新演进？”（顾松年，2001）倾向于认为“苏南模式”已经历史终结的基本观点是认为“苏南模式”虽然有着辉煌的成就，但当前的现实是作为这一辉煌载体的苏南集体乡镇企业自身机制退化，因此，苏南乡镇企业要重新走向辉煌，就必须彻底改革原有机制，与传统的“苏南模
2、式”告别。倾向于认为“苏南模式”正在进行创新演进的基本观点是认为虽然“苏南模式”目前面临着种种问题的确需要加以改革，但其历史功绩不容否认，强调要“历史地、辩证地、前瞻地审视苏南模式”，认为“苏南模式”会随着实践的演进而发展创新。分析以上两种倾向，总的评价是“各执一端、异中有同”。所谓“各执一端”，主要是体现在如何对待“苏南模式”的问题上；所谓“异中有同”，是指两种倾向都是以苏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出发点，而且对过去20年苏南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基本上是肯定的，对苏南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认识也是比较一致的。因此，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不是经验问题，而要害就
3、在于“如何认识苏南模式与苏南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苏南模式”这一概念已经提出18年了，与此相关的研究论文与专著数以千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反思、再思考“苏南模式”的文字也比比皆是，但真正反思“苏南模式研究”的却不多见。这导致了不少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一种“零距离”状态，从而也导致了“苏南模式”研究的一系列误区：“一是苏南模式研究的理性高度不够，较多地把苏南模式庸俗化地看作苏南经验；二是往往把苏南模式研究简单化地等同于苏南乡镇企业的研究，而不是从农村以至区域经济运行过程全貌的层面上去观察和把握；三是用静止的观点看待苏南模式，把在新旧体制双轨并存阶段形成的过渡型的苏南模式某些
4、特征加以理想化和凝固化 题呢？（顾松年，2001）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提出要“回到费孝通”，因为费孝通先生不仅是“苏南模式”的首倡者，而且在近20年的学术生涯中对“苏南模式”以及其它各种“模式”的研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把握费孝通的“模式”思想脉络与研究方法，对于廓清当前“模式”研究领域的种种争论，走出当前“模式”研究领域的种种误区，推动“模式”研究的创新提高，重新认识“苏南模式”均有着重要的意义。二、费孝通“模式”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在四年思路回顾中，费孝通首次将自己“模式”思想的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1、“苏南模式”概念的初步提出（19831984）;2、提出“因地制宜,多
5、种模式”阶段（19851986）;3、提出“随势应变，不失时机”阶段（1988以后）。（费孝通，1999c,481488）（一） “苏南模式”概念的初步提出（198A19841983年到1984年问，费孝通先生先后在苏南、苏北、苏中开展小城镇调查，苏南发展的独特性以及苏南、苏北以及苏中之间的对比，使费孝通萌发了“苏南模式”的观念。关于提出“苏南模式”时间，费孝通先生在不同文章里表述不完全一致。参见四年思路回顾“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后记”、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等文章。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苏南地区模式”的名词首先出现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而正是 1984年对苏北的调查使
6、“苏南模式”具体化了。因此，本文认为将提出“苏南模式”的时间定在1983年到1984年间较符合费孝通的本意。“模式这个概念产生在1984年我们走出苏南，进入苏北调查的过程中。”（费孝通，1999d, 208）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费孝通通过对推动苏南小城镇发展的乡镇工业的考察，指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展现了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所谓区域经济系统，是指一种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才具有它意义的经济模式，一旦越出区域，发展模式就会改变。在常州市的金坛县
7、和南通市的如皋县，可以明显感到它们已是上海经济区的边缘地带，因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已具有许多不同于整个苏南地区模式的特点。”（费孝通，1999a,359）这里首先明确指出，“苏南模式”属于中国工业化的一种新模式。对于这一点，在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一文中已经表明：苏南发展乡镇企业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费孝通，1999a,86）在小城镇、苏北初探一文中，费孝通进一步将“苏南模式”的观念具体化，提出了根据经济发展上的共同性来划分苏南、苏北和苏中三大经济发展区域的建议；文章中将苏北五市的发展条件与苏南发展条件进行了比较，指出“怎样发展工业和发展什么工业是当前苏北经济发展的主要课题。所以它所走的
8、道路不可能重复苏南早期所走过的路，我们必须从具体的实际出发来解决这些问题。”（费孝通，1999a,420）多年以后，费孝通对这一段历史多次进行了回顾：“由于当时我对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概念不明确，甚至还认为其他农村在今后会走上苏南一样的路子，所以模式一词包含了模范的意思，甚至带有样板的味道。这是不正确的。其实苏南农村由于其特有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和其他农村相同之处，又有其独具的特色。把它看成一种模式主要是在显示它的特点，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个性。模式在概念上应当和样板区别清楚，不然会带来不良的后果。”（费孝通，1999c,481）需要强调，“带有样板的味道”并不等于他本人曾有意将“苏
9、南模式”作为“样板”。“给一个样本, 或者即便是开出一套方法来，都不能把它作为教条去照搬，而只能是从中得到某些启示。我们不能用 某一个模式去硬套，也不能机械地搬用某种方法去分析具有不同特点的研究对象。硬套和搬用本身，都是 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理的。”（费孝通，1999b, 11）（二） “因地制宜，多种模式（19851986）1985年3月，费孝通以温州调查开始了小城镇研究的第二阶段。“1986年当我在温州看到了和苏南不同的另一种在农村里发展工业的路子时，就警觉到我所提出的苏南模式的概念不够明确，而且带有成为样板的危险性，所以着重提出因地制宜，多种用K式的主张。”（费孝通，1999c
10、,481）“1986年我们到温州考察时，对发展模式这个概念才有进一步的认识，明确了它的意义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这个概念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们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背景、条件所形成的和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上的特色，从而引导我们进入不同模式的比较研究。”（费孝通，1999d,208）“因地制宜，多种模式”的提出也有一个过程，首先是来源于“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个体所有制，积累的利润用于发展生产以及社队福利，形成了苏南模式。在社队时期没有发展工业的温州老百姓想出了另一个方法来了。他们在温州的现
11、有条件下，发展了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经济模式。”（费孝通，1999b，344）另外，对“耿车模式”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因地制宜，多种模式”的形成。通过将“耿车模式”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比较，费孝通指出“耿车模式并不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简单的相加。耿车模式更适合那些缺乏工业基础的农村，因为它是走采取简单加工的方式，以加工工业为主来发展家庭工副业的路子。”（费孝通，1999b,442443）通过多种模式比较研究，费孝通最终确定了“因地制宜，多种模式”的观念：“不要一般化，不要一刀切。我们的经济发展只能是这样，不根据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想发展一个地区，那就很困难。”（费孝通，1999b，59
12、2）值得强调的是，这一阶段费孝通已经提出“一个目的，多种模式”的观点（费孝通，1999b，607）和模式的评价标准问题：“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或群众创造的其他模式，评价它们的惟一标准是视其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费孝通，1999b，537）（三） 、“随势应变，不失时机”（1988以后）1988年底费孝通教授到东莞访问接触了珠江的发展模式，将珠江模式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加以比较，从珠江等地把握住了香港经济扩散的时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成功经验得到启示，提出“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模式发展思路。“自从我接触到了珠江模式后，我对发展模式的概念又有
13、了深化，在多少带有一种静态意味的因地制宜，多种模式上加了个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动态观点。”（费孝通，1999c，488）这一思想在对“侨乡模式”、“民权模式”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丰富了。“后来在1988年，我在两广调查时，对当地农村迅速向珠江模式靠拢的事实，发现我所提出的这个发展模式的概念多少带有一点静态的意味，没有照顾到条件本身是变数。而且路子尽管不同，不能排斥相互交叉和学习。所以我在四年思路回顾一文中又提出了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观点，在发展模式的概念中注入了动态的观点。”（费孝通，1999d，308）正是在这一阶段，费孝通在自我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模式比较”理论。“各种模式之所以
14、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共同基础上出发，又“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共同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的前进的。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农经济，同一目的是脱贫致富、振兴中华。”（费孝通，1999d，209）“怎样把这样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转化成生产力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我们研究各种发展模式时，不能忘记它们只是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我们对各种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要说明它们有什么不同和为什么不同。”（费孝通，1999d，210）纵观费孝通“模式”思想的演进，这是一个“螺旋式”的认识发展过程。在第一阶段，费孝通从小城镇问题入手，从苏南发展乡镇企业解决剩余劳动力的特殊工业化道路中敏锐
15、地意识到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相对于西方工业化进程的独特性。此时费孝通关注的重心在于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的一般性问题：解决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发展小城镇等等，还没有自觉意识到苏南的特殊发展道路与这些一般性问题之间存在着差异。（费孝通，1999b，603）在第二阶段，在接触到温州模式、耿车模式之后，费孝通意识到各地发展不是先后的问题，而是路子存在着特殊性，各地发展要从自身条件出发。这一阶段费孝通强调的是通过比较认识不同发展路子的特殊性以及各地实际条件之间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本身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不同”的问题，还只能在经验层次解释。也就是说，虽然费孝通此时也认识到模式之间既存在着相同点，也存在着不同点，甚至提出了评价模式的标准问题，（费孝通，1999b，536537）但共性与个性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没有统一起来。在第三阶段，费孝通从珠江等地抓住香港经济扩散机遇认识到每一种模式本身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不断发展的，要从当地实际条件出发选择发展路子，更要创造条件。如何创造条件？就是在模式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扬长避短。这一阶段费孝通将“模式”的本质规定为“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这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