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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最好的资料给最好的自己！“法治精神”应成为一种信念等（8则）:如何树立法治信念时间：20XX年X月X日“法治精神”应成为一种信念等（8则）:如何树立法治信念时间：2021-07-16“法治精神”应成为一种信念 我们现在到底是最缺“德”还是最缺“法”呢？我认为，现在中国人不是缺“德”，而是缺“法”，是我们现在更加感到法治的不足。在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每个主体都要行使权利，同时承担责任，而不能侵犯他人和社会的公共权利。当然，说我们现在缺“法”，主要不是说我们缺少法律和法条，不是说我们的法律法条比以往少；而是说，法治意识、法治精神现在更为需要，更显得不足了。比如我们遇事
2、能不能先从法律视角考虑问题？在需要有法治意识的地方缺少法治自觉，而是用道德说教和情感呼吁代替之，就会使许多事情不得要领，难以解决。因此，“相信法律，依靠法律，执行法律，建设和完善法律”这样一种信念和精神导向，不应怀疑，不能动摇。对于这个信念，从官方到民间，现在都应该大声地说，应该积极推动，并用实践、实例来落实和证明。 作者：李德顺 来源：北京日报 加快修改完善预算法 政府预算必须覆盖政府收支的各个方面和各种项目，要由现在形式上的全覆盖预算管理尽快过渡到实质上的全覆盖预算管理；必须要有法定的赤字规模和全部债务余额规模管理目标，不经人大通过不能突破；当年财政结余的使用必须经过人大批准，除可以用于冲
3、减赤字、转入预算风险调节基金和弥补社保基金不足外，原则上不能用于增加预算拨款；政府和人大绝不能为任何经营单位提供债务担保。预算经人大批准后，政府和财政主管部门必须认真执行，未经批准不能调整变动；人大应该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加强对预算的审批和监督；要提高预决算的透明度，主动接受公民和新闻媒体对预决算的监督。 作者：陈佳贵 来源：经济参考报 对代表保护不能止于“异地保护” 人大对于代表往往提供的是“异地保护”，对异地执法机关的请求往往拒绝，而对本地执法机关的请求却很少说“不”。这或许是，人大机关本身的人财物受到本地党政机关的控制，在行使权力上并不能完全做到独立，所以对于本地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
4、请求不敢说“不”，这让代表的人身保护就不完整，他们受到外地执法机关的不法侵犯时能得到有效保障，却容易受到本地执法机关的不法侵犯。希望人大的腰杆更硬一些，做到公平、公正，不但对外地执法机关的不法请求敢于说“不”，更要对违法乱纪的代表不搞“地方保护主义”，公正对待异地执法机关的请求；对于本地执法机关，则要认真审查他们的请求是否合法，敢于对不法请求说“不”。 作者：杨 涛 来源：搜狐网 地方政府创新遭遇“天花板” 2021年，义乌市总工会牵头制定企业社会责任的“义乌标准”。4年多后，令人惊讶的是，该项创新依旧停留在“试点”，眼下已经遇到瓶颈。 义乌总工会的境况似乎是现实工会的一个写照，地方工会如何自
5、我创新面临挑战。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冯同庆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总工会树立了深圳蛇口模式、宝安模式、吉林梨树模式、辽宁葫芦岛模式，都有利于在社会功能协调中表达利益代表性，但最后都没有真正推广落实，“还是因为缺乏体制的呼应。” 一直跟踪研究地方政府创新过程的复旦大学副教授韩福国则指出，“义乌工会维权模式的境况，彰显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性难题。” 他直言，许多地方创新项目初期风风火火，中期走向制度化，就面临着国家的“制度顶层设计”空间的制约。如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地方政府创新的积极性很难保证，就是已有的创新也很难维持生存。 作者：姚建莉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官员善待民意 “作秀”也可很美
6、在公众和舆论面前，应该怎样说和如何做，才既能让围观者满意，又避免作秀的讥嘲，同时还有益于施政，且无损于政府和自己的形象？这恐怕是许多官员深感头痛和棘手的问题。公务人员面对公众和媒体，因言行举止失当而遭遇困境的事例，可谓不胜枚举。不得不承认，立陶宛维尔纽斯市长身体力行对违章停车零容忍这一招相当出色，除了印象深刻之外，比起常规的领导开会布置、各级层层落实、基层检查验收，效果肯定不会更差。这种明显是表演甚至也可视为明目张胆“作秀”的做法，何以能赢得广泛好感和赞誉而非尖锐的质疑和刻薄的讥嘲？个中的缘由，无疑与善用媒体和善待民意有关，值得借鉴和学习。 来源：深圳在线 垃圾分类不缺民意，缺的是政府行动力
7、经过10多年，垃圾分类不仅形成强大共识，还不缺民众参与热情。但这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垃圾分类的关键在于政府切实推行。对于垃圾处理，民意共识浅显而不复杂：垃圾先分类，政府先行动。可怪事来了，民调14年了，却迟迟不见政府有效行动，仅有个别试点在爬行。为什么垃圾分类这么难推动？难道是官员们行动能力不足？非也！官员们的行动力取决于一个字：“利”。垃圾分类虽有强大民意，受益的是全社会和全体市民，但对官员们来说是投入付出比得到要多，甚至连政绩也谈不上。在垃圾分类市民共识已形成10多年的今天，官员们还一直在等，但等待的显然不是民意。 来源：南方都市报 代表建议办理的分数值考量 代表建议解决率正日益成为考量
8、代表办理工作的重要指标。所得到的比例高与低，就取决于分子（代表建议解决数）与分母（代表建议数）的分值。倘若代表建议本身质量不高，提出的建议法律政策依据不足，缺乏可行性，导致建议因不属政府职责权限或是客观条件不成熟等无法办理，分母就会随之增大，分数值也就会越小，即解决率不高。倘若一些承办单位没有真正重视建议的办理质量，而是单纯追求代表对承办单位答复的满意度，那么在分母等同的情况下，分子值也不会提高，解决率自然也不会得到提高。 因此，要提高代表建议的解决率，需要在优化“分母值”和扩大“分子值”上发力。人大常委会作为代表的“娘家”，就要在代表提出建议时做好引导，审查把关，引导代表不提政府无法落实的建
9、议，少提政府难以落实的建议，多提合情合理、切实可行的建议。增大“分子值”，则需要加大督办力度，创新督办形式，对政策允许、当年有条件落实的建议，全程跟踪，督促落实；对需“跨年度”办理的，启动督办长效机制，按照办理计划进行督办，直到建议落实到位。 作者：周建军 钱 蔚 来源：作者赐稿 民众福祉源于政府责任和社会自由 “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这句话给人们勾勒的，是应然状态下权力与权利的共同底线。于民众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合法地定义并追寻自己想要的幸福，不仅是公民权利，没有什么可以真正阻挡，而且在客观上也会用个人的努力为社会尽责。在这一漫长的行进中，执政党与政府所应当谨守的，则是另外一条最基本的法治准则，即“于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为民众造福，是执政党与政府的责任，“不作恶”则是基于这一政府积极有为的天职，所必须要预设的消极底线只有不阻挡人们追寻幸福，不在人们追寻幸福的路上使绊子，政府才真正扫清了自己为国民谋福祉的两大自身障碍。 来源：南方都市报致自己的励志语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握现在、就是创造未来，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所谓的成功，就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了。浪花，从不伴随躲在避风港的小表演，而始终追赶着拼搏向前的巨轮。天道酬勤，加油，加油，再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