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国际金融危机的新视角

《观察国际金融危机的新视角》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观察国际金融危机的新视角（4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观察国际金融危机的新视角 2009年3月2829日，“增长与改革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国际论坛成功召开，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德国、越南、印度、蒙古、老挝、新加坡、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内外的400多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从多学科、多视角，采用新的方法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起源、影响与应对之策。一、警惕危机中的金融共谋 与会代表从金融角度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除了已有的商业模式变化、风险管理弱化等因素外，相关利益群体的共谋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它使传统的金融监管失效，使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白钦先（辽宁大学经济学教授）：

2、美国“次贷”危机只是表象而非本质，只是结果而非原因。美国体制性系统性“金融共谋共犯结构”才是“次贷”危机形成的真正深刻原因。 具体来说，从房地产开发商到房地产贷款经销商，到房利美和房地美，到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到保险公司，到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到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金融共谋结构。共谋体的各个金融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且受到美国最高行政当局、最高立法当局、最高监管当局的支持与纵容。这个共谋结构在发达国家不断复制，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共谋结构。 金融共谋导致金融危机，需要引起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高度关注。第一，应该通过这场危机，确立全新的金融观，包括现代金融意识、金融资源意识、

3、国家金融意识、金融风险和危机意识，反金融霸权意识。第二，需要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建立超国家外汇储备的建议在理论上 政治上确立了一个目标。虽然这个过程是长期的，但应该明确目标，分阶段操作，谨慎行动。第三，要有效应对危机，需要建立强有力的金融监管体系，打破金融共谋。尤其要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全球性监管。在新的监管体系中，不应该再有特区、盲区和例外。 冯涛（中国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这场危机是以美国金融发展模式为主导，以金融自由化为特色，以追求利润和消费至上主义为动力，对人类资源和社会信用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危机。 二、国际金融危机与美国的政经结构密切相关

4、也有与会专家不主张从“共谋”或“阴谋”的角度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他们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根源于美国的体制弊端。只有通过制度创新限制美国不受约束地发行美元，才有可能防止危机的再度发生。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美国次贷危机最直接的经济因素是美国透支消费；而透支消费的前提条件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拥有的特权，美国可以依据这一条件无约束地发行美元购买全世界商品和服务。之所以很难克制住美国的超前消费欲望，就是因为民主制度下选票机制的作用。它会造成社会成员既追求高福利，也追求高自由的冲动。这些国家左派上台减不了自由但可以增加福利，右派上台减不了福利但可以增加自由，最终形成“高福利、高自由”，但这是不

5、可持续的。从美国的现实看，政治自由基本上没有增加的余地，财产自由也没有什么余地，只有向虚拟方向发展。由此金融业的过度自由是有必然性的。在社会体制上，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在选民的压力下，力图建立一个“业主社会”，使每个人都拥有房产。在金融自由的前提下主要通过优惠按揭贷款。近几年来，美国住房按揭的首付越来越低，按揭期越来越长，门槛越来越低。“次贷”实际上是这种趋势的延伸。因此，这场危机的制度根源是美国在民主的压力下为了圆穷人业主梦而放松贷款标准，积累了大量风险，同时通过金融创新把风险转嫁给全球的投资者。三、西方“去杠杆化”与形成亚洲区域经济内部循环当前危机席卷全球，有专家提供了从全球化的视角观察危机的

6、思路。他们认为，危机事实上传统国际经济秩序不可持续的结果，也是新一轮全球化结构调整的开始。对亚洲新兴经济体来说，重要的是借助这次调整，形成亚洲区内的经济循环，降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程度。 曹远征（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二战后的全球化，各国利用各自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了相互联系、各具特点的三个板块。一是亚洲新兴经济体板块，它用低成本制造业纳入全球化，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并以低成本降低了全球的通货膨胀率。二是西方国家，它利用发达的金融服务业改善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益，同时助长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负债消费。三是包括俄罗斯、巴西等在内的资源出口国板块。这个全球化格局的核心是低成本制造和低成本能

7、源输出支撑着发达国家的负债消费。随着资源价格和制造成本的上升，西方国家负债消费难以持续，从而演变为“次贷”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次贷”危机本身是传统全球化难以持续的结果，也是全球化结构调整的产物，同时意味着新一轮全球化结构调整的开始。目前虽然国际金融危机的海啸已经过去了，但是“去杠杆化”仍然在进行，并且不断延伸。目前有四个特点。一是从个人消费领域的去杠杆化转向公司领域的去杠杆化；二是从传统资本市场的去杠杆化转向信贷市场的去杠杆化；三是从美国的去杠杆化传导到欧洲的去杠杆化；四是从投资者的去杠杆化转向消费者的去杠杆化，这以美国储蓄率不断上升为标志，目前美国储蓄率由负变正，达到3.8%，预计会提高

8、到68%。由于去杠杆化依然在进行，世界经济仍将处于低迷的状态，今年全球经济可能会是负增长。但更需要高度关注的是，金融的去杠杆化会不会导致去全球化的趋势。如果出现去全球化趋势，将是一种倒退，对世界经济会带来明显的负面效果。从亚洲新兴经济体看，应对危机的出路在于亚洲区域内形成一个独立于欧美的经济循环，使亚洲传统的高储蓄率和制造业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中国的“再杠杆化”格局与西方国家的“去杠杆化”形成鲜明对照。如果中国的再杠杆化能持续六个月，今年中国经济增长8%问题不大；如果再杠杆化能保持一年以上，中国经济周期就有可能和世界经济周期脱钩。 周德海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贸易投资中

9、心主任）： 危机在国内的传导机制，主要是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在国际间的传导机制，主要是私人资本的流动性减弱。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的不平衡。第一，美国过度消费、亚洲过度储蓄以及全球贸易不平衡都是不可持续的，需要调整。第二，全球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之间的不平衡也是不可持续的，需要通过危机强制恢复两者的平衡。四、亚洲发展模式转型：从出口导向到内需拉动对于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新兴经济体来说，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的金融创新与监管错配的问题并不突出。但亚洲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与会专家认为，需要从发展模式角度讨论亚洲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危机，以及寻找应对危机之策。 阚凯力（北京邮电大学信息

10、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都把工业化和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但目前的工业化模式存在一个问题，即工业化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从未来看，“亚洲只生产，欧美只消费”的模式迟早会酝酿下一轮新的金融泡沫。因此，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亚洲新兴经济体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亚洲新兴经济体目前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到底能不能走通。陈学彬（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亚洲新兴经济体需要积极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主动应对危机的挑战。在金融领域，需要稳定金融市场，加强金融监管；在实体经济领域，不仅要迅速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增加投资、刺激消费，而且更重要的是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

11、增长模式转向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迟福林（中改院院长）：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发展阶段的变化，带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巨大压力。实践中，增长方式转型滞后积累的矛盾与问题，是中国经济面临困难的主要原因。为此，在当前出台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需要尽快推出并实施“一揽子”改革方案，集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体制性矛盾，建立与发展型阶段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实现经济增长由以投资拉动为主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 党国英（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未来中国经济要长期健康发展，需要实现“双降双升”。一定要降低外贸依存度和降外汇储备；一定要提升劳动报酬的比重和消

12、费比重。卢国正（国际贸易论坛主编）： 亚洲新兴经济体需要实现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但是实现这个战略转变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难度很大。在当前的形势下，亚洲国家还应该坚持扩大对外贸易，同时要尽可能地拉动内需。 阮庭恭（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宏观经济政策部部长）： 越南一方面要很好地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拉动国内消费，均衡国内外投资、民营与国有投资。另一方面要加快经济改革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升劳动生产力，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更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五、危机与发展模式转型双重压力下的社会体制变革 与会专家关注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用社会学中“嵌入式”理论分析经济

13、危机的社会背景。孙立平（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看作是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但是又不同于美国金融危机的、一场相对独立的、比较温和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最核心的现象在中国都不存在，包括大面积房贷断供，金融机构倒闭等。美国要解决的更多是金融监管与货币体系改革等，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要从中国的社会阶段变化出发。中国遭受危机冲击的基本背景是中国开始由生活必需品时代开始迈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一危机类似于美国上世纪30年代遭遇的大萧条。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使得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扩张与有限的消费能力提高之间形成尖锐矛盾。因此，这次危机真正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创

14、造一系列制度条件，形成耐用消费品消费模式所需要的一系列制度和结构的条件。从社会阶段变化角度分析中国面临的危机，要求中国把注意力放在中长期上，把扩大内需的注意力放在社会变革上，包括强化政府职能、推动政府再分配的职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特别是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的机制、促进中产阶层的发育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双向传导和相互恶化。常修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拉美的实践证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这两条路都走不通，出路在于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这两个鸡蛋上跳舞。拉美经验对亚洲新兴经济体反危机的启示是

15、：第一，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第二，在坚持市场化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提高社会公正程度，尤其要关注底层民生；第三，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政府廉洁度。 贺德（德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合作与发展参赞）：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市场都遇到严峻挑战，出路在于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可以借鉴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既要保障经济增长，也保证增长能够惠及所有的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启动亚洲各国的内部市场。江春（武汉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平等造成的。第一，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财富分配不均密切相关。美国等发达国家是高消费国家，亚洲新兴经济体是高储蓄国家，财富过度集中到发达国家。第二，从中国来看，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不平等是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受影响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需要把加强财富管理作为应对危机的一个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