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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阶层分化”与“符码对抗”当前社会性突发事件的传播环境与传播特征张淑华（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摘要：社会性突发事件是由人为原因引起的突发事件，它是当前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典型事件和新型事件。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的阶层分化更加明显，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人群凭借“想象的共同体”结成联盟，在传播中形成对抗力量，凸显了社会冲突。事件传播过程中编码和解码的不一致即“符码对抗”导致了意义扭曲和传播扩散的扩大化趋势，成为社会性突发事件传播的突出特征。关键词：社会性突发事件 传播环境 传播特性社会性突发事件不同于自然灾害性突发事件，是指由于人为原因引起的突发事件1(P385)。社会性
2、突发事件具有突发事件的共性，表现出突然爆发、难以预料、必然原因导致、后果严重、需紧急处理等特征2(P4)有人把它简化为突发性、不确定性、异常性、破坏性和应对的紧迫性，但又区别于自然灾害类事件，多为“人祸”，具有人为性、争议性、冲突性、伴随着责任追究等特征。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性突发事件的传播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是近年来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也是危机传播管理的新难题，急需引起研究的关注。一、社会性突发事件：当前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典型事件和新型事件我国2006年颁发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把常见的突发事件划分为四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其中，事故灾害、公共
3、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因为其发生发展具有较强的社会原因和人为因素，常被视为社会性突发事件。近年来，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呈急速上升趋势，不仅代替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成为突发事件中的典型事件和主体，而且绝对数量呈逐年增加趋势。对人民网舆情检测室2007年以来发布的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的研究发现，2007年至2010年最受网民关注的20个年度热点事件中，突发事件总数分别为12、13、15、17，其中社会性突发事件数分别为11、12、15、17，成为“热点”中的“热点”。近年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还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新型事件的出现。除了事故灾害、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传统型社会性突发事件外，出现了
4、一些具有新的时代特性、媒介特性和内容特性的事件。本文作者把它归纳为四种新的类型：（1）维权型突发事件。以公民普遍觉醒的权利意识为基础，通过突发的个人“极端”方式维权事件，如“邓玉娇案”、“开胸验肺”、“唐福珍自焚”、“宜黄拆迁案”等，借助新老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快速传播，“发酵”成为重大社会性事件。（2）舆论监督型突发事件。以公民普遍的公共参与意识为前提，以公共机构、公务人员、社会公益和公德、公共政策等为关注对象，通过突发的组织或个人“违规”事件，如指涉公共机构的“郭美美事件”、指涉公务人员的“日记门”、“微博开房”、“我爸是李刚”、“带套不算强奸”等事件的“曝光”，产生“联锁反应”，形成对共
5、同行为规范、公共道德和公共政策等多层面的检视、监督和持续争议，最终上升为社会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3）泄愤型突发事件。以发泄个人的不满情绪、报复社会为目的，通过对不确定对象的侵权或犯罪，造成对无辜的伤害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典型如“杨佳袭警”案、不断发生的“校园袭童”事件、成都的“公交车燃烧”等。（4）群体冲突型事件。以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分化为背景，以权威信息的缺失、沟通不畅、人际传播和各种谣言、流言传播等为“土壤”，个体偶发性事件为诱因的利益矛盾最终推动事件上升为群体性冲突，如较早的 “瓮安事件”、“石首事件”、“通钢暴力事件”，一直到最近的湖南常德近百名的士司机打砸派出所。这些事件，具备突发
6、性、不确定性、破坏性、人为性等基本要素，但在发生成因、目标诉求、传播方式、解决途径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同于传统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内容属性和媒介传播特征。二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型事件增多。所谓“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指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冲突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了不满情绪，感觉到自己是显在或潜在的权力受害者，于是借机表达和发泄不满情绪而出现的冲突3。其典型体现是“泄愤型”事件。于建嵘教授曾经提出，“社会泄愤事件”是当前社会出现的新现象，有三个突出特征：一是事件参与人与事件本身无关；二是行为目的只是要发泄心中的怨恨；三是现代科技，特别是微博等新媒体技术解构
7、了权威信息，舆论呈现不易调控的特点4。早在2006年10月，瞭望周刊记者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就发现，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对人民网发布的2007年以来热点社会性突发事件的研究发现：个体泄愤性事件逐年增多，重大恶性事件不断发生；群体性事件也具有较强的泄愤色彩；而且，在互联网上，几乎所有的社会性事件都伴随着网民的情绪发泄。三是特殊的破坏性。突发事件的破坏性主要来自突发造成的防范缺失和事件发展走向不确定带来的应对困难和公众的“安全感”受损。其破坏力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1）对社会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如人员伤亡、财产损失；（2）对社会政治的消极
8、影响，如危害社会稳定，破坏秩序，影响政府形象；（3）对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消极影响，如造成心理恐慌和信任危机等5(P48-64)。社会性突发事件的破坏力除了物质性的利益损害外，更多地体现为非物质性损害。从上述四类新型事件也可以看出，社会性突发事件的破坏力更多地体现在社会政治和社会心理层面，突出表现为社会矛盾的激化对现有秩序、政府形象的破坏，社会不同群层间的信任危机和公众的社会认同危机。这种非物质层面的破坏相对于物质损害，具有更大的危险性：社会性突发事件的“人为性”，必将伴随着对特定人群的责任追究和由此而来的阶层间仇视、不满等情绪，社会矛盾被显化和激化；其破坏力更多地诉求于非物质层面，无法测量，
9、不确定性增加，不易消弭，不易修复，更难于调控。特别是群体性和“泄愤型”等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事发突然，动机多样，预防困难；一旦发生，升级很快，排查、处置、善后工作都存在很大困难。一旦达到一定的规模和程度，则可能产生颠覆性的破坏。社会性突发事件的高发、多发趋势和这些新特征的出现，不仅有社会转型中“矛盾爆发期”的现实因由，也和新媒体时代特殊的传播环境密不可分。二、媒体阶层分化凸显社会冲突：社会性突发事件的传播环境社会性突发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不同群层间的利益冲突。现代冲突理论认为“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利和声望发生的斗争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6（P18）,冲突是社会的常态。在传统
10、媒体时代，管理者对冲突性事件可以采取“新闻”“旧闻”“不闻”的媒体策略，加以引导和控制。但在当前的新媒体环境下，管理者的控制功能被弱化，而媒体的传播功能却在增强，冲突因此变得“显性”。新的媒体环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媒体的阶层分化呈现“结构性紧张”。社会学者李强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出“丁字型”特点（准确而言应是“倒丁字型”结构），底层民众数量庞大，上层和中层规模较小，底层与上层之间缺乏可作为缓冲的中间阶层。它使得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处于一种结构性的张力之中，构成了社会阶层冲突的基础7(P67)。新媒体环境下，这种社会阶层的结构性紧张更加明显：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具有突出的平民气质，无论是网
11、民数量还是讨论话题，都带有很强的“底层”特色，“网民”多数以“下层”自居，并以其数量优势形成媒体虚拟社会中的“强势”阶层，并和“上层”对抗，具有“调和者”色彩的中间阶层在互联网出现断层，体现很不明显。第二，社会阶层的集结依据主要源于共同的利益诉求。社会身份的隐匿性特征，使得新媒体环境中虚拟的社会阶层分化超越了传统社会的“政治身份决定论”而代之以“社会契约论”，“其行动大多受共同利益诉求的影响，但成员内部的分化仍十分明显；共同的意见主张，而非严格的社会身份，往往成为反对者联盟一方得以迅速聚合的主要因素。”8(P108)利益成为阶层划分的主要依据，网络阶层被简化为“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受损者”，围
12、绕利益的冲突构成了网络群体冲突的主要动因和典型模式，这就很好地揭示了为什么网民言论中总是充满“火药味”。第三，社群化生存和容易形成“想象的共同体”。网络新媒体中的社交主要是通过组群的形式，如加入QQ群、各种社区和论坛、豆瓣这样的兴趣小组等，凭借某一方面的“共性”结成共同体。“目前QQ群已经超过5000万个，开心网的注册用户数已经达到8000万个，人人网(原校内网)更是达到了1.2亿个。这样庞大的用户群不仅为相互联络提供了便利，也为公共信息传播提供了一条新的通道。”9“互联网聚合人群的能力在进一步提升任何一个引发关注的事件都能将散布在各地的家伙聚拢为意见同盟。在既不上街也不碰面的孤单状态下，通过
13、联线的沟通，构筑为想象的共同体。”10(p97)在普遍兴趣的突发事件面前，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可以很快构筑起来，虽具有高流动性、结构松散和不确定性特点，但由于人数众多，这些临时聚合起来的群体在突发事件的讨论和参与中力量和影响很大。第四，参与者在冲突中发挥了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传统的冲突理论关注的是冲突主体，认为对冲突主体的准确把握是确定冲突起因、寻求解决办法的先决条件。但在新媒体环境下，冲突的参与者更值得关注。冲突参加者往往是一些旁观者，事件的发生发展和他们的利益并不直接相关，他们或以“精英”的姿态自觉关注，或以“哄客”的心理图个热闹，或受“激情”的驱使不吐不快。尤其当冲突涉及社会地位的差异时
14、，冲突被符号化和被简化为阶层冲突后，参与者自觉进行“阶层”归属，并将由此产生的社会情绪和意见通过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表达，形成庞大的言论数量和集结为舆论压力，使得冲突呈现极端化趋向。“事实上，也正是这些数量庞大的冲突参与者们所显示并被社会所感知的冲突事件背后的社会支持，才使得大量的网络冲突得以成为进入公共议程的“事件”。而形成这股社会性力量的参与者，由于数量巨大，卷入度低，每个人承担的风险和成本都很低，这也是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之下社会支持得以凝聚的重要模式。”11(P108)第五，媒体信息结构的多元化具有解构权威信息的作用。在新媒体环境下，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权威媒体受到挑战，如报纸，甚至要借助新
15、媒体来谋取生存和发展空间，其权威性和信息垄断地位被削弱；另一方面，以网络为代表的“草根”媒体也经常以“网民”的笼统称谓挑战“权威”，各种自媒体、社区、论坛聚集了众多的草根智囊，他们发布信息，表达意见，大胆质疑政府和各种“砖家”、“叫兽”，这种信息主体结构的多元化格局必然导致意见的多元化和冲突。互联网的扁平化结构和自由气质，解构了传统媒体从上到下的金字塔，没有人可以号称权威，“去中心”和“反权威”的后现代思想成为主流。在这种情形下，权威的优势地位不再，舆论引导与信息控制十分困难，任何通过网络技术和管理进行信息过滤和控制引导的意图都会遭遇“反抗”甚至“反击”，譬如互联网上对“五毛”的高度警惕。第六
16、，新媒体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和参与功能激发了突发事件报道和公众的介入程度。结构性紧张的现实并不必然导致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只有当社会公众将贫富差别、阶层生存质量的差异归因为“社会不公”而非合理的竞争结果，即“公正失衡”的民众心态盛行时，才真正会激化社会矛盾12(P53)。媒体技术发展的一个后果就是，信息报道的能力增强，媒体“环境监测”功能指导下的各种社会性突发事件，成为媒体报道的重点内容之一。过多的报道数量营造了“社会不公”的媒介现实，并产生了“相对剥夺”效应，催生了公众的不满情绪和怨气发泄欲望。新的传播环境导致的结果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冲突和对抗更加明显，各种揭露“社会不公”的报道被自我归类于“下层”的民众推崇和关注，民众的“看客”心态和不满情绪被“发酵”，社会性突发事件被显化和放大。“某个突发事件在网上一曝光，即可迅速引爆全国舆论，把地区性、局部性和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变成全民围观的公共话题，甚至变成需要中央政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