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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谈魏晋南北朝文学成果与影响魏晋南北朝之际，中国社会虽处于一种长期的动乱状态，却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宽松的氛围，以至出现了百家争鸣、诸学竞长的局面。在此期间，曹丕、陆机、挚虞、任畴、刘勰等人的文学理论论文、论著相继问世，促进了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发展，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有较多的文论专著、专论问世。应予说明的是，古人对于文学作品与一般文章的差异经历了漫长的认识过程，到“五四”时应用文才作为独立的文章体裁提出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应用文体的研究并不是以专著、专论的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相关的文论著述之中。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提出：“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
2、。”明体才能合体，才能得体。魏晋南北朝的应用文体研究始于曹丕，经陆机、挚虞、刘勰，就具体论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清楚地呈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其研究成果与方法都值得总结和借鉴。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篇论文，始创“以体论文”的研究方法。曹丕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本同，是就文章的基本规律而言，是各种文体所共有的；末异，指不同的文章体裁有不同的形式特点。他据此立论进而概括：“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些论述在古代文体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第一，从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末”，把本、未结合起来考察。这比先秦文史哲浑然一体，对文章、文学也同于学术著作限于本
3、而不及未，有了历史性的进步。第二，从表现形式的角度探索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以体论文把当时的常用文体区分为四科八类。由于这四科八类主要是应用文体，这种探索对于应用文体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意义。尽管曹丕对不同文体的分析还较为简括，像对奏议、铭诔仅概括为雅、实；或还不够准确，像对诗赋没有触及形象化特点；或还不够深入，只是从形式上考虑，但是，这一探索略引端绪，其后陆机、挚虞、刘勰等人的文体研究，可以说都是在典论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陆机的文赋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专著，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想象、灵感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创造性见解，也对文体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关于文章体裁特点，陆机着重
4、从形式与内容间关系的角度，首先指出了体裁的多样性：“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物，指物象，即文章所反映的客观现实；量指标准、分限，客观现实多样而且千变万化，作者的认识又有所不同并无一定的标准，这些因素反映到文章上就有千差万别。在此前提下，他进一步概括各种文体的特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段论述与曹丕把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简括为雅、理、实、丽相比，有三点发展。第一，区分体裁更细致，把四科八类扩展为十类。涉及更多的应用文体裁，如碑、箴、颂。第二，概括文体特点
5、较准确，例如诗为“绮靡”；赋为“浏亮”；铭已不仅是“实”进而是“约”，即“文省”，且兼褒赞所以言辞“温润”。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有重要发展，分析文体特点不是单纯从形式出发，而是考虑到不同的内容反映到形式上的不同特点。例如称“诗缘情”，强调诗歌创作缘于感情的抒发。再如称“赋体物”，指形象的描写。他对这两种文体的分析是从内容上探索创作规律，触及文学的根本特征：感情与形象。对应用文体裁的分析也如是，例如称碑“披文以相质”，指言辞合乎评价；称诔“缠绵而凄怆”，指诔本为陈哀。这些都是兼论意与言，注意到了一定的形式反映一定的内容。此外，陆机还从不同层次深入探索了文体研究的基本理论。他在概括文体特点的基础止，
6、进而有两点重要论述。一是“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禁、制即约束，指各种体裁虽有区别，又须有准绳。二是“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物指文章，体指体式，即文章是多姿的，体式是变化的。把这两点与全文中的文体论结合起来看，关键在于阐明文体特点的相对性。这有两层含义：第一，文体特点使不同的文体相区别，但只是就各文体之间相对而言的，各种文体则应有共同遵守的准绳；第二，文体虽有特点，但不是绝对的，而且即使是同一种体裁，也应文章多姿，体式多变。陆机的文体研究较曹丕辩证，从内容与形式的主从关系上进行文体辨析，并从不同层面探索文体研究的基本理论，体现了文质兼顾和定体则无、大体须有的辩证原则。这些研究把中
7、国古代文体论和应用文体研究引向了深入。三、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是我国第一部文体专论，尽管也涉及到文章评价，但目的是考察各种体裁的起源、性质、发展、演变，而且主要是考察应用文体裁。据晋书挚虞传记载：“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另据隋书经籍志总集类，挚虞撰“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论二卷”；并称文章流别集是文章总集的开始。从这些记载来看，“论”大概原附于“集”，后又摘出成为专论，即文章流别论。不过，“集”与“论”原书均已亡佚。后者仅存十余则，散见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之中；清代严可均全晋文、张鹏一关陇丛书有辑佚本。从现存片段看，论述到
8、的文体有颂、赋、箴、铭、诔、哀辞、对问、碑铭等十一种，可见原书分类之细。刘师培先生说：“古代之书，莫备之于晋之挚虞，流别者，以文体为纲也。”他还认为文章流别论“溯其起源，考其正变，以明古今各体之异同，于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品评，集古今之大成”。文章流别论首先考察了各种文体的起源，称：“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日兴，日雅，日颂。”对此，我们可结合经学家的注释来分析。挚虞认为：帝王德泽流布，而有诗歌；功成治定，就兴起了颂。据诗大序“诗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正义：“此解名为颂之意。颂之言
9、容，歌成功之容壮也。”挚虞认为:铭是记德善、勋劳的。郑玄注礼记祭统：“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挚虞认为：讳，是为有美善德行的人逝世而写的。郑玄注礼记曾子问：“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挚康认为：箴是戒王者之过的。杜预注左传襄公四年：“阙，过也。使百官各为箴群戒五过。”文章流别论对各种文章体裁的起源考察，明确了不同文体源于实际社会生活中的不同需要、起于实用。就文体研究方法而言，这种新的视角比陆机又前进了：理清渊源，才能使人们对各种文体的性质、特点把握得更准确。文章流别论其次考察了文体的性质和发展、演变。例如谈颂：“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干，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
10、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毅显索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后者为诗者多矣，其称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总谓之诗。”显然，挚虞对颂的考察极其详尽。第一，指明颂的性质是为帝王“功成治定”歌功颂德，用途是“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本是庙堂之作。第二，阐明颂的种种流变。例如，东汉班固为窦融封安丰侯作颂，史岑为汉安帝舅邓骘出征西羌和汉和帝邓皇后作颂，
11、与诗经中鲁颂主咏僖公功德而不是颂天子，体意类同，文辞不同，是古今之变。再如，西汉末西羌有警，成帝思念名将赵充国，命扬雄作赵充国颂，已似雅、东汉傅毅颂汉明帝，是依诗经中清庙颂周天子，也杂以风雅。又如，东汉马融上邓太后广成颂和上林颂，实际上已是汉赋体。还有后世为诗的当中，称颂功德的可以叫作颂；其余则是诗，因为与颂的性质相去甚远了。挚虞对颂这种应用文体裁的考察，由于把握了文体性质，理清了古今流变，所以能全面、准确地判别其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种种现象，诸如颂形、颂声已非古颂之意，古今的颂在体意、文辞上的正变，颂与后来赋、诗的区别，等等。论中也涉及鲁颂、周颂和班固、史岑、扬雄、傅毅、马融之作，而所论的目的
12、是探究文体的渊源流变。这种探究文体渊源流变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文体论和应用文体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学者认为，文章流别论之所以值得重视，一是把文章体裁区分得更细，二是概括前人成果且有所发挥。但我们认为，挚虞真正的贡献在于研究文体的方法。因为，如果仅就区分文体来看，曹丕始创“以体论文”，提出了四科八类；陆机扩为十类；挚虞所增论的只是略细于前人。然而，挚虞考察文体首先深入本源，正本清源，从本质上把握文体性质及特点，进而明确古今正变异同，这种研究文体的方法则是前人所没有的新视角。我们以概括文体特点为例。曹丕对四科八类从形式上概括为雅、理、实、丽。陆机从内容与形式的主从关系考虑，提出的“诗缘情”、“
13、赋体物”触及到文学的形象与感情的根本特征；但是，对一般文章包括应用文，还较少深入到性质从而概括特点，譬如称“颂优游以彬蔚”，“优游”固然指意，然而为什么“优游”呢？挚虞从文体本源的视角考察，指出颂本是为圣帝明王歌功颂德的，是和以律吕歌于庙堂的，才从容而不窘迫，“优游”的特点也才有了解释。我们再以考察文体的源与流为例。对诔、衷辞、哀策三体，挚虞提出了“嘉美终而诔集”、“诔无定制”、“作者多异”，见于典籍的有左传衷公十六年为孔子诛；进而指出哀辞为“诔之流也”、“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群”和衷策为“古诔之义”。由上可见，对文体溯其渊源、考其正变，是文章流别论的核心。挚虞的研究方法使文体研究理论趋于系
14、统，具有了一定的科学性。其后，刘勰论文体，研究方法以及不少观点、材料就采自文章流别论。四、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突出地位的不朽巨著，体大思精，集古今之大成。即使仅从应用文体研究的角度，也应专文予以阐述，这里只能极简要地介绍。文心雕龙全面继承了前人的应用文体研究，而且更有创建，主要体现三点。第一，论述应用文体裁周详完备。文心雕龙共有20篇文体论，即：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弓、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占了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二。其中14篇兼论两种体裁，共详论了34种文体，大多是应用文，如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
15、、弓、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封禅等；又于书记中简述24种体裁，绝大多数是应用文。其论述应用文体裁周详完备，远远超过前人，可谓当时的“应用文体大全”。第二，文体研究有明确而系统的理论，表现有有二。其一，刘勰把“文笔说”引人文体研究，采用了层次递进的研究方法。“文笔说”成于南朝颜延之。此前，汉代曾有“文笔”的提法，如王充论衡超奇中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但是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据南史颜延之传，颜延之有文、笔、言三分法。刘勰借鉴了这个理论，第一层是“论文叙笔”，从表达形式上把文学体裁与各种文章体裁区分为两大类；第二层再进行个体研究。序志在提出写作的关键即“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经，体乎圣，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之后，指出：“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总术中具体解释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全书的文体论，正是据此而定：前10篇谈有韵文，其中不少是应用文；后10篇谈无韵笔，主要是应用文。这种层次递进的文体研究方法，显然不同于曹丕、陆机。其二，刘勰以明确的研究理论指导个体研究。序志提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意思是探究各种文体的渊源，表明流变过程；解释文体名称，阐明其涵义；选取各体文例，确定评述的篇章；阐述各体的写作理论，构成体系。由于自觉地以明确、系统的理论为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