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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学”还是重“术” 纵声喧哗中的研培机制改革 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 王远程西方有句俗话叫“上帝的事归上帝，凯撒的事归凯撒”。以这句话来附会此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中关于加大应用型研究生培养力度的改革措施，倒也差强人意。2009年3月6日，教育部宣布，我国研究生教育结构将进行重大调整，研究生培养将从过去的研究型为主转变为应用型为主。其实，学界关于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呼声从来就没有停息过，虽然许多奔走呼号者自身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研究生教育。尽管议者持论万殊，但考察他们的“众声喧哗”，不难发现隐藏其中的一种共同论调，那就是:当前的研究生培养目标已经严重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了。简单的讲，就是议者认为
2、当前的以培养学术型研究生为主的培养目标已经“不合时宜”。在这种“不合时宜”的声潮中，教育部于3月2日出台的改革措施也就显得颇与“时宜”相合了。改革呼吁者提出的问题是老问题，客观上讲社会也确实应该考虑考虑研究生的生存就业问题了。但问题在于：教育界此次基于“对症下药”式的考虑出台的将研究生分为学术型与应用型的改革措施，是否“对症”？ 改革的内在理路我国研究生扩招的势头至今没有放缓的趋向，博士还不敢说，单论硕士，则可谓多如牛毛。四川大学的学生有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调皮话：“一过磨子桥，硕士多如毛”。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高级阶段，培养目标向研究型倾斜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每年规模庞大的考研叩关者
3、之中，真正抱着矢志学术、献身研究之信念的人，恐怕难过半数。本科生的就业难问题已经毋庸赘言。相对于个别企业招聘会上数百人争抢一个岗位的恐怖局面，也许通过率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确实要简单得多，至少在即将毕业的大四本科生眼里确实如此。鄙人学的专业是中国近代社会史，所以喜欢拿下层言论来论证。记得我在上本科大四的时候，当时同学之间经常拿来调侃的话是：毕业找工作是被判死刑，而毕业读研则是死缓。语虽戏谑，内涵则实为辛酸。我个人虽然自诩是抱着比较纯粹的“学术理想”走上考研之路的，但不得不承认，内心也实受利禄之欲念的“驱使蛊惑”。“既然本科就业如此艰难，也许研究生毕业会好些吧”，这样的美好憧憬直至今
4、日仍然不断有本科的师弟师妹向我述及，以至于我都不忍心将之言破。这里就涉及到了问题的根源，即本科生就业为何难的问题。诚然此问题极为复杂，但我以为一个重大原因就是中国职业教育体制的发展滞后。考诸西方发达国家，其职业教育在本国所居之地位，实与学术教育相伯仲。学生大量流向职业学校，一方面使就业不致成为问题，另一方面也使立足于学术目的的高等教育保持一个精干苗条的规模，在此“学”与“术”从表面上看相分，从实际效果上看却形成了并行不悖的良性互动。反观我国职业教育之形象，则实在不甚高明。坊间时常调侃：“一流学生考北大清华，二流学生考南大川大，三流学生考西南师大”。如果照此分类法，再考虑到从西南师大一级之下还有
5、三本院校，三本院校以下还有大专院校，以此类推，轮到职业教育学校，恐怕已经是“不入流”的生源了。所以我国现在的教育状况是：由职业技术教育落后造成的职能空白由本科教育来弥补；本科教育由于过度吸收本来应该走向职业教育的生源，加上本身也不具备职业教育的条件，造成消化不良，运转困难，毕业生就业成为问题，就将过剩的毕业生抛向研究生教育。此次研究生培养方案改革，就是试图将职业教育的某些功能附着在研究生教育之上，以求不容乐观的就业形势得以改观。学以致用与超然学术记得刚来川大不久，曾有一位资深教授向我们诉说，民国时期最聪明的人往往学文史，而不愿选学理工科。当时学术界文史二科几乎汇集了全国的文化精英，清华四大导师
6、固然光焰万丈，发端于北大的新文化运动更是声动全国。及到他们这一辈，由于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就在学术志向上有所偏向，所以他们搞历史也算是为纯粹的学术梦想所催动，这样也还能保证历史研究的岗位上几乎全部是“好之者”。到我们这一辈，情况陡变。人文学科在学科谱系中的地位日趋边缘化，而历史学更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以至于历史系的教授经常要对学生强调忍受寂寞和练就“坐冷板凳”功夫的重要性。该教授的“怨言”很能反映问题。如今集合在基础人文学科门下的学生来源均属五花八门，文理跨科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儿。单以川大历史学院近现代史专业为例，我们2008级30名复试者中，跨专业者占到了一半以上。不排其中除个别有志于
7、史学光大的学子，但我所听到的却大多是“拿个文凭，好找工作”的肺腑之言。也许有人认为此次研究生培养应用化改革正是要为这类学生找一条生路，但是我思考的问题是：学术是否真的只有转化为经济效益才能证明其“有用”；尤其对基础人文学科而言，讨论学术的有用无用是否有意义，更毋庸说摆开阵势专门搞研究生的应用型培养了。著名历史学者罗志田先生曾说，他们“这一辈学人中的多数早已放弃以学术改革社会的奢望（只要做学问的人不被社会融化已是万幸）”。罗先生本人并不反对以学术影响社会，但是前提是学人自身的学术修养要相匹配。换句话说，罗先生与其说赞成以学术影响社会，倒不如说他更赞成以学术精神影响社会。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应用型的
8、学科加强技术性的训练，但是基础人文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所蕴含的最宝贵的价值所在恰恰是陈寅恪先生所讲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历史家与文学家的魅力所在不在于他参加了多少社会运动，而在于他们的精湛学术和深邃思想。有人将高等教育看作是一座远离尘世喧嚣的象牙塔，而研究生教育无疑就是这座宝塔的塔尖。西方中世纪的教堂塔尖高耸云端，令人瞻仰之际自觉产生天堂静穆的敬意。对于基础人文学科的学术而言，其对社会理所应当、事实上也能够起到的作用正是保持自己的超然和独立，维护自己的清高与光荣。每当置身其外的芸芸众生举头高瞻的时候，在他们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对学术天堂般的敬意，从而生出进去看看的念头，从那一刻起，人们的心
9、灵得到了真善美的净化和升华。这也许就是学术之“用”，这正是学术之“用”。返回到关于研究生培养方案改革的论争，除却基础人文学科不讲，单论那些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其学科学理的发展仍然离不开宁静的、严肃的、毫无浮躁之风的学术讨论场域。且在这些学科之中，“学”和“术”未必能够划分得那么清楚 。如今研究生教育大张旗鼓地鼓励应用型的研究生的培养，无疑昭示着教育界的关注重心从“学”向“术”转移。教育界的用意不可谓不美，但在一个历史感觉特别敏感的后生小辈看来，教育界此次对研究生的学术型取向大张挞伐，其余绪所及，恐怕不仅仅是学校，更深层次还是社会。虽然教育界本意绝非要以此来建构重“应用”轻“学术”的社会导向，但在
10、社会看来，却似乎恰恰如此。余论此次教育界关于研究生培养方案改革的论争，不可谓不热烈。人们各抒己见，莫衷一是。但是由于论者缺乏共同的思想平台，所以这样的讨论也只能是“自说自话”。尽管不少长期工作在研究生教育战线的老专家老学者深谙“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道理，但是在诸多论者之中，他们毕竟不占多数。学术既然是公器，则既可以解读为“人人可以拿来用”，也可以理解为“公共财产”，不属任何人所私有。保持学术的超然地位，对于发挥学术的真正功用，至关重要。如果有人随意地将学术视为“利事”之“器”，任意将之套用于社会，并美其名曰“发挥学术的社会功能”，则斯人所标榜之学术，未必为真学术，而学术象牙塔也因沾染世俗尘垢
11、而面目全非，失去了在世人眼中的那原本固有的光彩。至此，学术于世人心中再无法激起天堂肃穆的圣洁之情，学术也就真正意义上走向无用了。教育界的初衷本在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顺应时代潮流。但若“顺应时代”成为学界有意追求的目标，单从研究生培养目标向应用化倾斜的改革措施来看，则正如著名学者顾颉刚所言，自谓最能适应时势者，其实只是受时势的驱遣罢了。当然，应用型研究生的培养并非不可行，但要细致地做好配套的工作。首先，导师要掌握好“学”与“术”的关系。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最好将精力打成两橛，即灵活引导两种不同取向的研究生朝着各自的方向正确地发展。其次，以应用为取向的研究生则同样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偏重应用技能的同时兼顾理论的学习积累，以免出现“不学无术”的后果。再次，政府要加大在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力度和步伐。同时，还要保证针对那些不适宜于应用型与学术型分层改革的基础人文学科的投入，努力解决这些科系就业难的问题，使其师生能够安心学术研究。我国的教育改革事业还处在摸索阶段，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展望教育事业的光辉未来。我们坚信，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学院近现代史专业08级硕士中国研究生成都站通联站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