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时代的显现(下).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太平洋时代的显现(下).doc（5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太平洋时代的显现（下）2012年10月17日来源：东方早报作者：宿景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欧洲中心论”与“亚洲中心论”“世界体系”这一概念源于17世纪天体学，开普勒于1619年发表了世界的和谐，伽利略于1633年写成一部题为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的科学著作，所阐释的都是太阳系诸星体的运行规律。西方思想传统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强调等级制体系。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有这样一段特别重要的哲学思想：太阳赋予可见事物以可见性、生命力、生长和发展，在自然界可见事物等级体系里是最高的。如此高贵的一颗恒星，不可能围绕地球旋转，它唯一合适的地方，就是宇宙的中心。这一伟大的思想，曾经为
2、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提供了不尽的思想灵感。同时，这一思想对西方的社会学领域也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长期以来，西方学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欧洲视为文明的中心，蔑视东方这个人类一切伟大的宗教和文化的摇篮。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显然是以欧洲为中心展开的。自通往亚洲和美洲的新航路开辟以来，尤其是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欧洲人一直自以为占据着世界的中心。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从欧洲这个中心出发的、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也是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其他的一切民族都是单向地接受从欧洲中心发出的强力辐射。过去一些年里，“欧洲中心论”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几年前去世的贡德尔弗兰克（Gunder Frank）与沃
3、勒斯坦一样，既是布罗代尔总体史观的倡导者，也倡导“世界体系”论。但他的“世界体系”跨度的时间更长，不是500年的体系，而是5000年的体系。这样，便否定了“欧洲中心论”，取而代之的是“亚洲中心论”，在社会历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弗兰克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他在1998年发表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他的“亚洲世界体系”的概念，也称“白银体系”。放在5000年历史的长河里，弗兰克的观点是有充分依据的：不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而是世界造就了欧洲；世界比欧洲更重要，欧洲只是世界果壳中的欧洲。弗兰克认为，今天的世界体系可以追溯到5000年以前，和5000年前是同一个体系，而这
4、个体系是由亚洲在很早的时期就转动起来了，欧洲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只是这个亚洲世界体系的边缘。弗兰克的理论极具冲击力，不是动摇，而是彻底地否定了“欧洲中心论”和“欧洲决定论”。从公元前3000年有记录的历史开始，直到罗马帝国的崛起，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欧洲一直附属于亚洲，在这一点上是没有疑问的。西方历史学家早在19世纪便大体上弄清了犹太教、基督教、希腊的科学和文明，都出自于古代的东方文明，它们同后来的伊斯兰教同出一源。公元前1世纪，中国的丝绸便传到了罗马。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欧洲也一直受到东方财富的强力吸引。老普林尼就惊叹道：“现在人们开始从大地的一端穿行到另一端，而这又仅仅是为了罗马的一名贵妇人
5、，让她能够在透明的罗纱之下，卖弄其女色之美。”为了得到珍贵的丝绸，罗马必须向亚洲输送羊毛织物、平纹布、金属、玻璃、琥珀、珊瑚和树脂。罗马帝国崩溃后，伊斯兰教在西亚地区兴起，世界的重心又回到了亚洲。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使身处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和冲突要津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繁荣起来。13世纪初，蒙古人从草原深处崛起，横扫欧亚大陆，打通了贯穿南欧、中亚和中国的商道。由于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发达，世界各地的金钱通过各种渠道纷纷流入威尼斯等城市国家。这些城市并且拥有很强的海军力量，控制了地中海的贸易。到15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开始崛起时，只能寻找其他通往中国和印度的航线。弗兰克指明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
6、：哥伦布1492年的远航，并不是去发现新大陆，而是受到亚洲财富的吸引，去探索通往中国和印度的新航道。这也充分说明，在1500年以前，世界已经存在一个世界体系，并对相距辽远的人们都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海上强国与陆上大国尽管存有很多争议，但“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框架仍很重要，对于研究当代世界政治经济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实际展开的过程，考察现代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探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是如何把其他各个地区编织到一个共同的、互相联系的不平等的体系之中的。此外，借助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哪些地区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哪些地区处于体系的边缘状态或
7、半边缘状态，更加准确地衡量它们之间的相对地位和相互关系。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和古希腊时期。早在欧亚大陆刚刚出现农业国家和游牧民族国家之时，地中海沿岸就出现了最早的海上强国，它们是由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和城市手工业者建立的。海上贸易者是从渔民演变而来的，他们和草原上的牧人一样，既从事贸易，也从事劫掠。在抢劫财物的同时，还贩卖奴隶。和牧人一样，对于古代的海员来说，劫掠并不是什么犯罪行为，而是一种备受尊重的高尚行业。荷马史诗中的那些英雄人物，从阿喀琉斯到奥德修斯，几乎都是大肆劫掠的强盗。与游移不定的牧人不同，海上贸易者在港口建立了城市，有发达的手工业，有高超的建筑、造船和冶炼技术。海
8、上强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也比牧人国家发达，很早就在科学、哲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谈到了威尼斯的起源。著名的匈奴王阿提拉侵掠罗马帝国时，一些城市和农村的居民纷纷躲避到威尼斯这个荒芜的海滩定居下来，慢慢地便形成了这个城市。到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威尼斯已经是一个海上商业强国了。图：海上贸易者在港口建立了城市海上贸易者四处航行，需要强壮的体格。但凡了解13世纪马可波罗父子经历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是些非凡的人。海上航行也要求极高的组织纪律性，这使得海员们往往比陆地上一般的居民更有战斗力。他们需要到处建立殖民地、居住点和货栈，因而比其他民族更加重视各地区的
9、政治经济情报，也能更多地了解远方民族的人文地理情况。意大利半岛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市国家，是近代第一批海上强国。在15世纪以前的欧洲大陆，教会和贵族阶级牢牢地控制着各国政府，控制着整个社会生活。而在意大利的这些城市国家，商人和银行家作为一个群体迅速兴起，同旧势力既相抗衡，又相互结合，共同分享国家权力，控制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军事、制度、人口、政治、技术或其他方面的资源。他们在最大限度地影响着政府政策的同时，也探求一些文化上的东西。他们成群结队地去希腊和罗马等地旅游访古，出高价搜罗文物和古籍，资助文学家和艺术家，是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最有力的推动者。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市国家衰落之后，西班牙、葡
10、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也都是海上强国。从15世纪直到19世纪，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由这些海上强国所主导的。海上强国通常是短命的，除政治和经济制度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土狭窄，人口较少，缺乏战略纵深。威尼斯和荷兰是典型的例子，它们很难抵御新兴起的强国。事实上，早期的海上强国，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都称不上是霸权国家。从世界历史上看，只有英国实现了海上霸权。它的顶峰是在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后半叶，随着美国、德国和俄罗斯等陆上大国的崛起，它的霸权时代也就宣告终结了，世界历史迎来了新的陆上大国时代。力量转移与转折时期科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事实的充分观察，从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而铲除那些
11、根深蒂固的、与人的整个心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迷信思想。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如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之所以得到世人最高的尊重，是因为他们综合了以往最杰出的科学思想，并用之预测世界历史的“结局”，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许多历史学家卓越的研究都表明，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产生以来，人类进步的历史进程大体上是相似的。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是站在同一条文明阶梯的不同台阶上，从低处向高处迈进。每前进一步，都会积累新的力量和潜力，成为向更高台阶迈进的基础。推动这种进步的最深刻的根基，始终是在经济领域，但政治制度方面的突破性进展，有时也会促成跃进，从而取得超越性的发展。欧洲海上强国崛起的起始点在150
12、0年左右，自此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欧洲在技术、文化和政治领域进入了一个向上的时期。而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亚洲大陆国家，自古以来就以自然经济为主，工商业不发达。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后，西欧海上强国控制着世界金融和贸易，在军事和文化上有明显的优势，东方的衰落也是无可避免的。尽管如此，在19世纪以前，中国和印度仍一直是世界最重要的生产中心。贡德尔弗兰克认为，西方真正超过东方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伦敦在1850年取代北京，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此时，西方的总体经济规模，也超过了世界经济的一半以上。但亚洲衰落的起始点，还可再向前推到1750年左右，这时英国已在酝酿着工业革命。而这一时期的中国、
13、印度和奥斯曼帝国，都普遍陷入了经济停滞和政治危机。自此之后，东西方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都加快了速度，只是方向不同。西方加速崛起，东方加速衰落。印度和奥斯曼帝国都在18世纪末开始衰落，中国则是在19世纪初开始急剧失序，鸦片贸易和白银外流动摇了整个经济体系。中国的衰败过程持续了近100年，直到1912年清王朝的土崩瓦解。布罗代尔说过：“当文明之间发生冲突时，它们的屈服仅仅是暂时的。”今天，中国已经恢复了陆上大国的地位，世界政治经济力量也随之发生了新的转移。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取代了美国，成为遥远的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预计在不是很遥远的将来，中国将在经济规模
14、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有人认为，中国取得的这些成就的进度超出了预计，因而也可能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但都无法否认这是现代世界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是一项了不起的、奇迹般的成就。中国崛起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俄罗斯、印度、巴西、土耳其等一批曾衰落的陆上大国，也都在重新崛起。经济力量的变动和转移，往往会直接反映到政治力量方面。由于政治因素更为灵动、更为敏感，一些政治公式，如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等等，便往往可以用来作为衡量这种力量转移的先导指标。国家间交涉中彼此的嚣张程度、退让分寸，乃至政治家之间的握手力度，也都可以用来测量这种力量的变动。很多事实都反映了西方对国际政治事务控制力被大为
15、削弱，包括“20国集团”正在取代“7国集团”和“8国集团”，成为讨论全球政策协调的关键性论坛。在美国和欧洲，越来越多的人士也在更多地强调要加强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合作。世界力量转移本身也是一种需要说明的现象，因为这意味着当前的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或者说是一个转折时期。历史上任何这样一个时期，都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机会。因为这其中涉及到对一个基本问题的准确判断：这一趋势究竟会维持下去，还是会适时终止，乃至再度发生转折。辨别、引导和阐明整个历史进程，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历史本身也并不能直接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具有无与伦比的穿透力，他对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和运动规律的
16、阐释，比任何人都更为精辟、有力。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自始至终是一种扩张性的制度，是一种“全球性的制度”。无论它是怎样形成的，根植在哪里，它总是要破坏束缚它的桎梏，清除自己道路上的障碍，试图战胜一切先前的生产方式，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在社会中争得统治地位。资本之所以会无休止地向外扩张，有两个永久性因素：一个是它产生的经常性的危机，另一个则是从外部取得更大利润的可能性。由于资本的扩张始终面临着地理上的障碍和政治上的抵抗，因而需要国家充当通道、媒介和代理人。这样，在国际范围内，资本的利益便直接地、迅速地以国家政策的形式而表现出来。资本扩张所产生的各种对抗，也因此采取国家之间冲突的形式，甚至采取整个民族之间冲突的形式。马克思的这段话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与美国”这个课题。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世界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心已经从大西洋转移到了太平洋。世界历史进入了“太平洋时代”，成为现时代的根本特征之一。马克思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