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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格式条款的基本特征现代 合同法的一个重要 发展 方向就是，经自由磋商产生的合同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标准化的格式条款。合同领域现实生活的变迁对合同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个人认为，合同法实际上已经演化为内在二重区分的双轨体系：针对经当事人自由磋商形成的合同和基于格式条款产生的合同，合同成立、合同生效、合同解释规则以及合同诉讼机制等方面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区别。由于如何认定格式条款涉及到合同法适用的各个方面，因此，诚有必要探讨格式条款的基本特征，以此确保格式合同订入控制和内容控制。一、格式条款的一般特征判断合同条款为一般条款、即通过自由磋商形成的合同条款还是格式条款是对格式条款进行 法律 控制的前提
2、，因此必须严格区分二者。格式条款的特征表现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其中预先制定、重复使用属于主观特征，单独提出属于客观特征，自由磋商实际上为消极要件，具体而言：1预先制定。所谓预先制定就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磋商之前已经拟定好合同条款的具体内容，在判断是否存在预先制定的要件时，如下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格式条款是由使用人本人还是第三人制订并不影响对预先制定因素的判断，换而言之，使用人在合同订立时使用第三人的格式条款并不影响对该合同条款性质的认定。值得注意的是，合同当事人使用第三人制定的推荐性的范式合同也同样满足格式条款的预先制定标准。我国合同法第12条规定的内容，并不能够免除对范式合同的司法审查，尤
3、其考虑到，我国行业协会与行业垄断 企业 存在一体性。从立法资料看，立法者同样主张范式合同文本不能免除内容控制。我国合同法第39条第2款亦明文将预先拟定规定为格式条款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该条具有一个严重缺陷，即将预先制定限制在由使用人本人提出，排除了将使用人直接使用第三人合同条款认定为格式条款的情况。就此，必须使用目的性扩张解释，扩大对该规定的适用余地。第二，无论格式条款在整个合同中的范围有多大，如整个合同文本都是标准合同，或者合同中只有一部分或者一个条款是格式条款，都不影响对其性质的认定。2多次重复使用。多次重复使用反映了格式条款适应大规模重复性交易的特点，即该条款通常并不是为某个具体合同拟定
4、的，而是为某一类交易。判断合同条款是否旨在多次使用的关键是使用者主观意图，在此采取了一种推定的方式。具体而言：如果某合同条款起初仅仅准备用于某次特定合同磋商，虽然此后其再次被用于其它合同，但无法认定其是格式条款，原因在于：使用者主观上缺乏使用该格式条款的计划性。使用者从一开始即将合同条款设定为多次使用的，即使在现实中仅被使用一次，并不妨碍认定该条款具有格式条款多次重复性特征。就企业使用的格式条款而言，因为企业赖于重复交易而生存，所以应推定其具有多次重复使用的特征，企业负担相反认定的举证责任。无论该条款是针对特定的合同当事人还是针对未来不确定的合同当事人都具有重复适用的性质。另外，在数量上如何确
5、定多次重复使用也是一个主观裁量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二次的使用目的即可满足多次重复的标准。在实践中，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团体协约都具有多次重复使用的特点，就此是否能够认定该协议的属性为格式条款？从严格意义上出发，我国合同法将格式条款定义为合同条款，合同法的适用范围也不包括公司法和其他社团法上的协议，因此，并不能认定此类协议为格式条款，但是，此类协议的发起人也可能利用该条款单方面违反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非法牟取利益，因此，可以类推适用格式条款法律控制的相关规定。3单方提出。依据我国合同法第39条第2款的规定内容，所谓单方提出就是格式条款使用人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单方面决定合同内容。单方提出是格式条款
6、产生危险的核心原因，因为其剥夺了对方当事人进行合同磋商的可能，并通常导致合同对方当事人丧失判断自由。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格式条款的单方提出特征使其获得了与法律规范相类似的法律地位：使用人通过单方提出格式条款并事先确定其内容为其所有潜在的合同当事人设定了合同内容，其在功能上恰恰替代了合同法中的任意法部分。从此种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格式条款具有规范性的性质。4未经磋商。与上述第三个特征相关联，单方面提出格式条款的结果就是合同对方当事人丧失了磋商的可能。反之，即使格式条款的使用人单方提出格式条款，但该条款订入合同是基于当事人的自由磋商而发生的，则该格式条款演化为普通合同条款，其不再受制于内容控制
7、。我国合同法并没有严格区分格式条款的单方面提出和未经磋商该两个特征，但在认定格式条款时，仍旧应当区分该二者，因为在现实中存在，双方当事人同时指定使用某格式条款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虽然存在未经磋商，但该格式条款并不是某合同当事人单方面提出，因此不能认定其具有格式条款的性质。5条款的具体表现形式并不影响对格式条款的认定。依据我国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合同形式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因此，使用人以记忆的方式，多次单方面重复使用事先拟定的条款订立合同的，不影响对该条款属性的认定，当然，主张者应当负担举证责任。必须指出的是，在认定是否存在格式条款时，必须同时存在上述特征，而不能孤立地适用单个特征
8、以确认存在格式条款。二、消费者保护对认定格式条款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发展，民法中的主体原型由“一元”变为“二元”，即从一个“自我决定、意思自治的个人”为单一主体模式，发展到保留形式上平等的个人自治的“个人”与时刻处在需要法律提供外在保护的“弱者”并存的主体模式。民法的功能从彰显个人自治向直接外在“他治”转化。在民法中，保护弱者已经享有与“意思自治”同样的地位。因此，民法在围绕主体展开时，必须围绕两个主体原型的不同特点提供不同的制度模式，以私人自治为核心的法律行为制度原则上仅适用于主体具有外在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下，否则，法律以强行法的“他治”方式介入主体法律生活，以此实现实
9、质正义。我个人认为，仅仅承认民法本位从“个人权利本位”过渡到“社会本位”并不足以解决对现代社会中因结构性不平等所导致的问题，必须承认民法的主体变迁和二元的主体模型并将消费者保护作为民法的一个核心任务之一，才能够确立民法在市民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否则民法在法律实际生活中地位不断受到侵袭并面临边缘化的困境将难以得到解决。将消费者保护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的作法是不足取的，其直接后果就是民法丧失市民社会中核心的法律地位。受到消费者保护法律政策的影响，1993年的欧洲共同体关于消费者合同不公平条款的指令规定，经营者事先提出合同条款的，如果消费者在合同磋商时自身无法影响到该条款的内容，则该条款也被视为不公平条
10、款。这样一来，在欧盟内部，格式条款法的适用范围获得了很大的扩张。由于欧盟指令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强行性，所以所有成员国必须在最低限度内将该指令所规定的内容转入到内国法中，当然，成员国就具体方式享有选择权。目前，英国、德国等国家都吸纳了此种内容，此种扩张直接影响到在消费者合同中对格式条款的认定。1在经营者单方面提出合同条款时，即使其主观目的仅在于针对某个特定的消费者，即该条款并不具有重复使用的特点，但由于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结构性的不平等，导致消费者无法经过磋商改变该条款的内容，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在此情况下不采用重复使用的要件。2经营者使用该一次性的条款可能是基于自己事先的拟定工作，有可能基于第三
11、人的条款基础，也可能是基于自己的专业咨询人如律师的建议，但这些都不影响对格式条款的认定。3认定消费者是否无法对该条款施加内容上的影响，不仅仅要看消费者是否存在和经营者进行磋商的可能，还要看该格式条款的内容是否清晰、透明。在现代民法中，透明原则渗透到许多部分法中，“透明原则”也应当构成现代合同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复杂合同条款的订立人必须负担详尽的说明义务，否则此种严重侵害具有合理期待的合同主体利益的合同条款无法成为有效的合同条款。尤其在格式条款文本中，使用者通常故意乃至恶意订立复杂难懂的格式条款文本，该文本还使用很多具有很大解释空间的概念，文本之间相互援引，即使是专业的法律人才也难以正确区分其间
12、真正的权利义务分配和风险负担。从 经济 的角度出发，判断格式条款是否透明还必须考虑到时间因素。我们无法期待一个法学教授在超市购买一个电话时，准备花费数个小时的时间研究商场和供应商所使用的格式条款或者标准合同。因此，经营者针对消费者负担尽可能清晰、透明制定其使用的条款的义务。我国合同法形式上并不区分消费者合同和非消费者合同，但由于我国199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先于合同法规定了对格式合同以及其不同表现形式加以规制的内容，因此，我国目前的立法体例还是从主体上区分相关法律的适用。如合同法也承认消费者合同的特殊性，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
13、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于我国实行统一合同法，合同法第2条明确规定了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而且在体系上，格式条款法也被规定在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中，因此，无论是经营者之间的合同还是消费者合同，只要涉及到格式条款，都适用合同法第39条以下的规定内容。就合同的性质而言，区分消费者合同和非消费者合同具有一定的意义，如在违约责任方面，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行的惩罚性原则，而合同法实行的是补偿性原则。从强化保护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有必要讨论是否应当引入上述欧盟所颁布的有关滥用条款的规制内容，即在消费者无法影响到一次性使用的合同条款的内容时认定该条款为格式条款。我个人认为，合同
14、正义原则是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的内容控制并不是一般合同的必然要求，其更多的在于纠正格式条款的结构性失衡。考虑到在格式条款之前消费者的利益更容易受到侵害，因此法律须针对主体特殊性提供特殊性的保护。既然经营者一次性适用的条款对消费者的利益构成侵害，以实质正义为本位的合同法必须作出相应的救济手段。我个人认为，强化消费者保护将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削弱民族企业竞争力的反对理由并不足取，因为在国际商品一体化的贸易环境下，法律无法依据生产者的国别制定不同的消费者保护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市场中直接进口的产品在市场中的份额并不小，如果简单主张削弱对消费者的保护以增强民族 工业 竞争力，可能会发生对本
15、国国民“低国民待遇”的后果。综上所述，在保留目前立法体例的前提下，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应当作出比合同法第39条有关格式条款特征更为严格的认定要件，即在经营者单方面一次性合同条款且消费者无法改变该条款内容时，可以将该条款认定为格式条款，类推适用有关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定。三、商事活动对认定格式条款的影响在 历史 上，我国受到“重农抑商”治国策略的强烈影响，商人自始至终没有成为 中国 社会中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传统中国法也没有体系化的商法，当然，实质上的商法规范还是存在的。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商法在欧洲大陆先于一般民法发展起来，商法的价值也具有不同于一般民法的特点，如交易安全性、迅捷性和习惯性
16、。在资产阶级民主 政治 在西方取得胜利之后，商人已经不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相反，任何人都享有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商法更多的表现为民法之外的特殊性规定内容，在法的部门划分上不具有独立性。我国民法自民国时期第一次法典化即不采用民商分立的体系。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群体基于在市场中不同地位而发生的分化，现实法律生活中经营者和消费者的二元对立的法律意义已经逐渐超出了商人与非商人的区分意义，由此民法体系内部出现了两个子系统，即保护消费者的法律和调整经营者活动之间的法律。此种分化对各国民事立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在法国，立法者在法国民法典之外又单独制定了一部相对独立的消费者保护法典，在奥地利亦是如此；而德国采取了民法中心的立法模式，将消费者保护的任务纳入到民法功能范围内，这集中体现在2002年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典中。在法律适用上，经营者的主体性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