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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制度背后的天才与刀剑12世纪中叶，当具备民族-国家之近代色彩的崭新政治形态，在不列颠呱呱坠地之时，一些私人开始以教师的身份悄悄聚集起来，第一次向人们传授有关世俗生活的各种学问和艺术。他们所教受的对象一般是当时上流社会的青年。这些教师的教学方式和现在学院制度表现出相当的不同。至少不存在现在人们所习惯的那种拥有固定位置的教师讲坛，事实上这些教师和学生还没有明确的上课地点，双方的选择往往是随机的。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那么明确，不存在定期的考试制度。教师本人也决不指望靠教学谋取生计。毋宁说，教师心目中的理想乃是追随亚里士多德的雅?quot;逍遥学派-边散步，边讨论，进而在即将到来的普遍世俗生活
2、世界中，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教师和学生的精神共同体。拉斐尔于两百年后在梵帝冈教皇宫所留下的那副举世闻名的壁画雅典学园，多少也是对这些人的理智和野心的一个美妙表达。一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故事，说一个名叫帕齐的青年，因为对传统的宗教教育感到厌倦，遂转而深深迷恋世俗享乐。有一天，当他经过市政大厦时，一位教师叫住了他，问他在从事什么事情，帕齐象一般青年人所常回答的那样，说：及时行乐。教师对他说：你有这么好的家世，生得如此峻峭，而对拉丁语竟毫无所知，实在是一种羞耻；如果你学会了它，它将为你大大增光，如果你不学它，你将一事无成，而青春的年华一经消逝，你就会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帕齐听到这些话，立刻感到这话说得
3、很正确，并且说他愿意努力学习，如果能找到一个老师的话。这为教师立即毛遂自荐说：某，不才。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我们无法考证了。但故事本身的确忠实再现了当时这个由教师和学生构成的共同体的氛围。很多年后，据说正是这个帕齐，在着名的玫瑰战争中表现出卓越的智慧和远见，成为了一个有学问的人和一个有崇高理想的政治家，并受人尊重。大约一个世纪后，当牛津大学经历变迁、由这些原始的群体而初具面貌的时候，一个父亲把儿子送到大学、而不是修道院去接受教育也差不多成了更多人的选择。在年青的潘塔格鲁首次赴牛津大学学习时，曾收到父亲的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要求他把全副精力奉献给学术生涯。父亲之所以写这封信，其主要目的在于向儿子
4、指明自己所希望他去致力的、带有几分英雄主义意味的事业。父亲在信中顺便作了一些贴切的警句格言式的评论，谈到了健全的学问所取得的重大进展。父亲指出，在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健全的学问已经在英格兰出现了。父亲不失惋惜地警告儿子，当他还年轻的时候?quot;时代仍处在黑暗之中，人类处于哥特人所造成的漫漫无期的苦难和灾祸中，哥特人已经摧毁了所有健全的学问。但是，到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到处都充满了光明和启蒙，到处都有学者、学识极其渊博的教师和包罗宏富的图书馆。这封信一方面刻画了一个合格的父亲形象，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在即将到来的知识革命中，教师和学生将走在一起，共同书写人类历史中这堪称壮丽的一页。至今仍铭刻在牛津大
5、学某学院徽章上的格言美德即高贵，乃是对这场早期的、肇端性的生活事件的最佳刻画。也正是通过这则格言，牛津大学认可了其根之所系乃在乎这些早期的私人教师和他们的追随者群体，即现代大学生的前身。有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人们都怀着充分的理由，期望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未来领导人将一代又一代地从这所大学走出来，事实也正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套完整的教学制度和确定的院系划分体系逐渐成熟，大学和学院的建筑几乎成了全欧洲的荣耀之一。大学图书馆取代了中世纪的修道院，成了人类知识和智慧的储存和传播之地。教师也顺理成章地取代了修士，终于成为宇宙、世界和人们具体生活的解释者。通过对学问本身的贡献，教师和学生所构成的这个
6、共同体，同时、并且最终地掌控了对于整个社会的精神立法权能。究其根本，这个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自觉要向大学本身致谢，正是大学为他们的这种精神权能的发挥提供了一块当然的至高领地，也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足够、悠久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一个很隐蔽的事实在于：要获得这种为任何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正当立法权能，惟一一条可供替代的途径就是人民激进主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起的社会整体的变革、甚至革命。1790年，西耶士站在法国大革命的废墟上，面对这场由自己亲手策动的大革命，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活过来了。革命的枪声仍历历乎萦绕耳际，他内心的落寞却已昏昏然昭于人世。正是考虑到这个事实，我们不妨说：法国人通过大革命所完成的大业，
7、英国人是通过大学来完成的；在巴黎大学失败的地方，牛津大学无疑是成功的。但是，作为一所越来越趋于稳固的大学，牛津辉煌的成就并不就意味着其道路的平坦。比如说，即使在我们的时代，人们也不能不感到，在英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同。在中国，我们可以说，北京大学本身的历史，自其突然诞生那天起，就凝聚了整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或者，我们不妨说，若要考察中国百年来的历史，比较方便的途径就是去考察北京大学百年来的历史。暂且考虑一下新的中华帝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经历。早年在北京大学，他并不享有一个正规的学生追随者的地位，而是以大学图书馆普通管理员的身份接受熏陶，砥砺眼光、锻铸意志。在他离开这所大学之时，
8、甚至连他自己都预感到，30年后，他要以一个新帝国之国父的身份为北京大学重题校匾。在英国，象牛津这样的大学并不如此集中、如此大规模地享有如此的尊荣。事物的本性使然，当牛津逐渐发展成熟，并沉潜下来之后，他的眼光转向了纯粹的学术研究；当初那些私人教师们所传授的理论和艺术，在各自的方向上获得了特殊的发展，并最终固定为今天仍在主宰大学的理科和文科两大部门；当贵族子弟挤满了这所大学之时，平民不得不在大街上、工厂中和旷野里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并在其成长为新的有效的政治主体之时，自我诠释自我的使命。此时，一向以缓慢演进、尊重传统而着称的英国，已经无可逃避地溶入了席卷整个欧洲的启蒙浪潮。与这次风云际会的大浪潮相
9、对，牛津的步履太过缓慢，这使得它和剑桥一起，同样无可逃避地成为了顽固派和保守派的两个庞大堡垒。这次启蒙浪潮的中坚人物名叫托马斯霍布斯，正如他的族名和本名所示，他是个英国人。因此，霍布斯个人和大学的关系就成了借以透视这一时期英国大学之本性的决定性桥梁。在这座桥梁的开端处，也就是霍布斯第一次准备流亡异国时，他转告幸灾乐祸的牛津教授们说：尔今时之所授，尚不及吾幼儿三岁时之所闻。在这座桥梁结束的地方，也就是霍布斯写作他的宏篇巨制利维坦之时，他给了包括牛津大学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大学以最终的定位-黑暗王国的核心载体。霍布斯对当时冥顽不化的官方态度和呆板迟钝的大学教授的头脑深为痛惜，认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启蒙
10、道路上必须拔除的障碍。事实上，霍布斯的愤怒只是对长久以来的就已存在的一股有力潜流的明确反映。早在16世纪初，托马斯莫尔写作他的名着乌托邦之时，就已经预示了随后历时数个世纪之久的、围绕大学而发生的刻薄冲突和剑与火的争斗。在莫尔对大学的集中攻击中，他着重表达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牛津在当时的倾向乃是对统治阶级、尤其是贵族，采取一种非常殷勤的态度。它一心要防止贵族的地位被社会变革所动摇，并且主动担任社会医生，帮助贵族适应陌生的社会环境。与此相反，莫尔从未给贵族写过什么东西，除非是为了辱骂他们。他坚定地宣称，在一个等级社会中，有助于人们成功发迹的那一类品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贵族肯定都是些贪得无厌、寡廉鲜耻
11、的无用之辈。而穷人一般都是些正派淳朴之人，他们的勤勉是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善良和顺从的习性却使得他们永远受人欺骗、愚弄，得不到应得报偿。其结果必然是那些所谓的上流人士为了自己邪恶的私利而把持国家大权。这些人要么是游手好闲的懒汉，要么是纯粹的寄生虫和无聊的享乐的制造者。而农民、矿工、一般劳动者、车夫和木匠-如果没有他们，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却是在替他们卑鄙的主子当牛做马，之后又遭到遗弃，十分悲惨地死去。在乌托邦的一个几乎是十分着名的段落里，莫尔明确警告说，如果大学仍旧奉守正统，将社会财富等级中较低的阶层排除在其教育蓝图之外，那么大学将得不到新鲜血液的给养，也因此无法感受更大规模的社会使命的
12、刺激，从而在这种贵族圈子永无休止的顽固轮回当中，耗尽肌体的活力，最终因失去其真正的天命和价值而走向消亡。不过，莫尔很清楚，大学本身的力量无法实现突破，无法独立地使其自身走出这个烟雾弥漫的深渊。在此后不久的一个判例中，莫尔以英国首席大法官的身份写出了下面的判词附录：法律依其本性无法进行自我变革，如同大学依其本性无法自我变革一样。这则判词因其抛弃了古老的决疑法推理的清晰，代之以类比象征的模糊寓意，而招惹众人非议。不过，时光推移，人们还是逐渐弄清楚了莫尔的真实意思：变革的力量必须来自外部，而他本人似乎正是这种力量的象征。莫尔以他的被枭首结束了他和英国大学的这段分分合合。他所描述的这种冲突，基本上是牛
13、津日后不断受到攻击的潜在的、却是主导性的原因。他的死毋宁更激发了未来更为波澜壮阔的大学教育改革的呼声。后来的培根，他在牛津住了三年。离开的时候，如麦考莱所说：他是带着这么一种心理走的。对牛津的学科深为轻蔑；对英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坚决地认为根本有害；对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者虚耗精力于其上的学问有一种应有的藐视。培根的这种蔑视心情，中经霍布斯的转承，一直延伸到19世纪的边沁。以边沁和老穆勒为代表的功利学派在掀起英国法律变革的波浪之后，这股浪潮逐渐扩展成为社会性的普遍动向，一直以与世隔绝的贵族理想为自豪的牛津大学，也看到了这场变革的魅力所在，或主动、或被动地迎接了它的冲击，放弃了正统向往，转而瞻望起新的大
14、好前景，踏上大规模变革路程。变革的结果是，大学和国家中最清醒的头脑之间逐渐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尽管仍有不时的摩擦和冲撞，但总体上趋于和谐。或许是出于必然，在时隔三百年之后，牛津大学返回了它的古老传统，即，将大学的知识使命和民族国家的政治命运重新溶为一体。如果我们将19世纪中叶作为考察的分界线，就不会对两种绝然不同的现象感到惊奇：此前，大不列颠民族的精神代表、或者说这个民族中最杰出的人物，很少认可大学的教育和训练，他们一般也只是在大学勉强度过一段短暂的时光后，就匆匆离开；此后，大学开始容纳越来越多的人，这些人来自社会的各个等级，他们在这里接受长时间的和系统的教育，走出大学后，他们很快就能够应用
15、在大学之所学，成为社会的真正领导者群体。是社会本身促成了大学自身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也反过来获得了重新塑造社会的众多契机和当然力量。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在离我们最近的时代，象丘吉尔这样的人，他并不具备什么大学的经历。但这更多地反映出的乃是大学和社会本身与生俱来的不和与紧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紧张关系也正是大学的使命之一。一方面，作为成熟建制的大学，我们不可能指望它跟得上民族中最有头脑的天才人物的思考步伐；另一方面，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似乎也不能合理地期望大学和社会溶为一体，最终消失在社会当中，成为贩卖文凭的社会大学或者民间大学，这就象我们决不能指望大学的课堂成为广场上的
16、民众集会那样，嘈杂、纷乱、没有目标、没有理念。包括牛津大学在内，欧洲大学的根实是发自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在13和14世纪，在意大利，财富的增加使得更有计划地发展教育成为可能，此时，意大利的少数几个大学才开始焕发生气。随着文艺复兴进程的加剧，竞争也活跃起来，各大学都争相罗致有名的教师；在这种情形下，据说波罗尼亚把它国库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办大学。教师的任命通常只是短期的，有时仅仅是半年，所以，他们就不得不经常象演员那样过一种流浪的生活。终身任命也并不是没有，但往往只认可象但丁、比特拉克这样过于杰出的天才。当然，也有义务的不领薪水的教师，缺少了他们，这一时期的大学就缺少了底色。虽然作为有学问之士，教师本身的薪金很高，并且不排除其他收入来源，但大体上说，他们的地位仍是靠不住的和变化无常的，所以，同一个教师能够和很多学校发生联系。很明显，人事的更动从大学本身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从每个新来的人那里都可以期待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