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里莎被强暴评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克拉里莎被强暴评论.docx（6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1848年在纽约塞尼卡福斯(Seneca Falls)举行的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标志着关于“女性”和“政治”的第一次正面交流。这次大会讨论了妇女的社会民法和宗教状况与权利，要求在婚姻财产契约买卖职业和高等教育方面实现权利平等，特别是提出了一项要获得妇女参政权的决议。在现代政治史上，这次会议的意义划时代地意味深长。一个最明显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效应就是它标志着现代女性政治关切的开端。此后，“女性”与“政治”之间的或隐或显或秘而不宣或大肆张扬的各种话题就没有停息过。 目前，“女性”与“政治”之间的话题早已不仅仅是女性才关心的问题了，因为，一些算是有识之士的男性也趋于认为，女性政治权利得到满足不仅仅是一
2、个单独群体的事情，女性并不为“女性”而斗争，用后来再次高涨的运动口号表达就是：“个人的亦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利特在她的性政治中明确地宣布：“性是人的一种具有政治内涵的状况。”这其中的政治指的就是“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凯特米利特指出，当“女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最终落实到“权力”的争夺与抗拒之中时，这种女性的争夺和抗拒的焦点就是两性之中的“性”所代表的特殊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 这种口诛笔伐和一些实际的斗争常被贯以“女权主义”的称号而掀起波澜，而在人文思想领域，辩论最激烈的地方
3、是在文学的舞台上发生的。凯特米利特介入论题的个案和领地就是文学和批评。非但凯特米利特如此，在西方当代女权主义研究中，文学向来是一块“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在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文学文本中对女性由于她特殊的“性征”导致的低下柔弱受压迫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往往有着淋漓尽致的描写。像凯特米利特引入的亨利米勒的性梅勒的美国梦和热内的自传小说窃贼纪事即属此类。这已经不是纯粹的“书页上的文字”，而是有了更深层的社会政治的符号意义。这些文本除了反击了TS艾略特那句有争议的话：“文明本身，都是男人一手制造的”之外，还印证了如下的观点：“与其说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方法，不如说它是一种政治，一场政治运动”。 托里莫
4、依曾经向我们指出：“女权主义批评家同任何其他激进的批评家相似，均可被视为一切主要关照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斗争的产物，她们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是试图将如此普遍的政治行动扩展到文化领域。”而朱蒂斯菲特莉则直接地说：“女权主义批评是一种政治行为，其目标不仅是解释这个世界，而且也是通过改变读者的意识和读者与他们所读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去改变这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曾经远离中心作为一种“边缘诗学”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本来就有一定的政治蕴含，而对这种政治蕴含的语境阅读和批判性抗争也成了女权主义文化和文学批评重要的“言外之意”。 二 在当代西方文化批评的舞台上，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一直凭借着他那独一无二的凌厉风格，义
5、无返顾地充当人文批判的马前卒。他那批判的美学锋芒和锐气也常常给人留下激进的印象，同时也引起了当代人文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在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中，关于当代女权主义研究中的“批评”与“政治”的话题占据了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位置，同时，在他频频亮相的批评实践中，“女性”与“政治”这个敏感的话题生发出了许多饶有兴味的东西。 在伊格尔顿的研究中，他首先给予了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很高的评价，同时也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寄予了很大的同情和希望。在他看来，女权主义提出的问题始终是与人类历史的多重困惑相联系的。女权主义运动“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不是一个与其他政治计划并行的特殊运动，而是揭示和探讨个人社会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
6、一个范畴”。但他也看到，在当代文化政治环境中，女权主义研究所采取的态度和策略起到了很多的负面影响，因此，他着意从具体的文本研究中分析当代女权主义文化政治的现实困境。 伊格尔顿锁定的文本是克拉莉莎。克拉莉莎是18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全称是克拉莉莎，又名一个少女的历史(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于1747年-1748年出版。小说女主人公克拉莉莎出身于一个上流社会的富裕家庭，是个性格开朗生气勃勃的少女，但她的父母却把她许配给一个她所不爱的人。在她内心痛苦焦急的时候，贵族青年罗伯特洛夫莱斯出现了。罗伯特洛夫莱斯是个在外表智力和仪
7、态上都很具有吸引力的男人，他假装协助克拉莉莎摆脱痛苦的婚姻，帮助她逃出家庭，但他在内心里想到的却是玩弄她。当克拉莉莎完全处于他的支配之下的时候，他利用*把她奸污了，使她悲愤而死。最后，克拉莉莎的亲戚莫登上校和洛夫莱斯决斗，杀死了他，替克拉莉莎报了仇。 小说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贤德的女主人得到了读者们的喜爱，尤其是女性读者更是同情克拉莉莎的精神痛苦，竟一再要求作者给小说一个“幸运的结尾”。但这还不是令作者最意外的，让理查逊始料不及的是他亲眼看到那个诱惑克拉莉莎的恶棍罗伯特洛夫莱斯得到了大批青年男女的崇拜，而且也有人对小说女主人公诟病有加的。小说反映的情感纠葛和家庭恩怨还触及了当时社会的种种
8、规范，以至于小说出版五年后，英国通过了进一步强调家长权威的婚姻法。 这足以证明克拉莉莎所蕴含的巨大的思想能量，因此在它出版后自然是诸多批评家的阐释对象。当时英国批评家凡根特就不认为克拉莉莎多么值得同情，他认为克拉莉莎的被强暴“不值得引起满世界的大惊小怪”，因为克拉莉莎是一个极端虚伪的清教主义的放纵者，她几乎是自觉地配合了那种强暴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克拉莉莎是自作自受；另一位批评家沃纳则对克拉莉莎的被强暴作了解构主义的阐释，认为克拉丽莎是一个认同整体性的意识形态符码，坚持稳定性和同一性的自我，而强暴她的洛夫莱斯则是一个“解构”的英雄，是那个强调多元性的“尼采”；著名小说家瓦特也曾像其他批评家一样
9、把克拉莉莎和洛夫莱斯看作是一个意识形态悲剧，认为克拉莉莎对洛夫莱斯有着无意识的感情，她的行为超出了自然，所以她也不那么值得同情。 伊格尔顿认为这些批判都是有问题的：凡根特片面地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克拉莉莎的被强暴进行解读，忽略了女性的个体问题，毕竟克拉莉莎作为女性个体遭到了摧残；沃纳则体现了解构主义思想的局限性，他的问题是拒不承认历史，克拉莉莎除了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隐喻之外，也有着作为社会个体的内容。伊格尔顿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克拉莉莎被强暴这一“符号性事件”的社会意识形态意义，并从克拉莉莎的文本意识形态意义入手探索了当代性别政治研究存在着的问题。 伊格尔顿认为批评家们一直在道德和
10、宗教意识形态中把克拉莉莎说成是一个自作自受的施暴者的帮凶，这本身就是一种强调“强暴”合理性的压抑性政治意识形态。把克拉莉莎看作是一种神经质的假正经，对克拉莉莎所代表的贵族清教意识形态的嘲弄打击，这是关于理查逊小说评论中的老生常谈。但它却忽略了克拉莉莎的被强暴所代表的突出的社会意识形态内涵。而克拉莉莎恰恰是她那个时代以及所有时代被践踏的妇女中的斗士，她的死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政治姿态：对政治社会的拒绝，一并拒绝性压迫资产阶级父权制和放浪形骸的贵族政治意识形态，从而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忠贞道德与资产阶级社会实践之间的断裂。因此，克拉莉莎其实是以一种自虐式的受难对资产阶级做出了彻底的批判。通过她的受
11、难，资产阶级的施虐危及自身，从而使束缚克拉莉莎的那些忠贞道德经不起实践的打击而最终瓦解。 通过克拉莉莎的被强暴，伊格尔顿对当代性别政治研究提出了一个刨根问底的问题：当代性别文化政治研究是否真正理解了克拉莉莎?克拉莉莎的遭遇是否能为当代性别文化政治研究提供某种启示?他认为，克拉莉莎让我们认识到了女权主义政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真理和正义的阐发与限制它们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在女权主义置身的社会意识形态语境中，权力掌握在父权制家长手中，但妇女如何在这种意识形态语境中找到她们的正义和真理呢?克拉莉莎的反抗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也就是作为社会个体，以美德为武器来应对“真理”与“权力”之
12、间的合力的压迫。克拉莉莎的被强暴证明她成功了，由于她坚持道德本位，洛夫莱斯对于她的坚持毫无办法(洛夫莱斯用麻醉药才能将强暴付诸实施)。乘人之危的胜利恰恰暴露出性别压迫上的失败。昏迷和失去知觉的克拉莉莎并没有体验到强暴，洛夫莱斯的强暴行为最终是落空了。在这个意义上，克拉莉莎是胜利了。但是，克拉莉莎最终还是毁灭了，她的毁灭是因为她不知道“美德”一遇到权力就显得力不从心，“美德既是必要的，也是一种累赘，因为在一个掠夺成风的社会里，端庄的行为必然引来暴力”。10所以，克拉莉莎的反抗只能是作为“个体”的反抗，在那种压抑性社会意识形态语境中，权力与受害者身上的某种东西(性)联系在一起，强暴者与受害者的弱点
13、惊人地一致，克拉莉莎虽然认识到了洛夫莱斯的坏本质，但是她很难摆脱他，如果她不和洛夫莱斯通信就摆脱不了另一种压迫(家庭社会)，她只能采取现实的政治立场慷慨赴死来争取作为“个体”的反抗的成功。 这正是伊格尔顿所要强调的。一方面，伊格尔顿赞赏克拉莉莎的反抗，认为她以一种“解构”的姿态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话语逻辑资产阶级自认为掌握了权力就掌握了真理，在一种关系范畴中认为权力与真理具有某种反映性的对应关系，克拉莉莎的死肢解了话语和现实之间的固定对应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忽略她的社会意识形态意义；但是，伊格尔顿也指出，恰恰在克拉莉莎成功的地方显示出了当代女权主义的政治困境，那就是，克拉莉莎式的解构主义
14、立场必须在对手划出的区域斗争，“克拉莉莎们”必须在一种能够令她毁灭的语境中进行反抗她必须在洛夫莱斯帮助下撕裂那种道德观念才能到达爱情的彼岸，而这恰恰是毁灭她的原因，离开了这种语境她的反抗就失去了意义。而当代女权主义的政治研究恰恰对那个不利的意识形态语境视而不见，一味地在“解构主义”的逻辑上过分看重个体经验过高强调差异多元性的激进趋势，从而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对妇女之外的任何人的痛苦都漠不关心，对这些痛苦如何从政治上解决也漠不关心。更有一些妇女解放理论，认为解放妇女很重要，但是却也认为妇女解放仅仅是一种妇女“个体”的事情，与社会其他阶级的解放都无关。伊格尔顿认为，这种个体主义的“解构”方式恰恰是当
15、代女权主义面临的困境：说白了，女性解放关注的仅仅是作为女性的权利，而不是更多，而女权主义的斗争武器多元差异和性分离主义的“解构主义”学理基础并不是一种百试不爽的利器。 三 不难看出，伊格尔顿在这里是借克拉莉莎的文本政治提出当代激进文化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激进文化政治研究如何正确对待解构主义的激进锋芒问题。 在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女权主义把斗争指向人类“女性化”的历史从而在社会范围内引起了一种广泛的政治反应，它的理论勇气和雄心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就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来说，它的异军突起也并不是单打独斗的结果，它之所以能够以一种理论强劲势头突入激进政治版图，并进而
16、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大显身手，除了它自身的理论优势和理论资源之外，它对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那个“异类思潮”“解构主义”的“借力”也是理论家们一致承认的。伊格尔顿也正是在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之间来探讨当代激进文化政治问题的。 伊格尔顿认为，解构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在实践中并没有恪守它的信念，而是走向了“解构的政治”。德里达和他的信徒坚信：现实是由我们的叙述“构成”的，而不是由我们的叙述来“反映”的，所以意义真理知识现实这些传统的概念与语言没有那种根深蒂固的“联系”，被“表现”的真理意义只是词或表现符号的一种暂时的产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飘忽不定，若隐若现的，意义意思真理知识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就在“叙述”本身。伊格尔顿认为，德里达以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