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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响堂山北齐塔形窟述论“塔形窟”是响堂山石窟典型的造窟凿龛形式。它融佛教石窟、印度古塔及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形式于一体，别具匠心。是北朝石窟中新出现的一种造窟形式，对隋唐以后开凿的石窟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塔形窟”一词的最早提出是在1956年。王去非先生在参观三处石窟笔记一文中，提到响堂山：“第三洞在第二洞上方，有阶梯可以攀登，整个外观作塔上的复钵形与第二洞合成一个完整的塔形它的外形犹如第七洞壁面的塔形龛。”1这段文字不仅校正了洞窟的编号问题，而且明确提出了塔形窟的基本形状。然而，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较多的注意，以至在以后30余年的研究中仍然有学者将“塔形窟”称为“仿木屋形窟”；21988年由北
2、京大学考古系举办的石窟考古专修班上，宿白、马世长、丁明夷先生详细地将响堂这种特殊的造窟形式介绍给了大家，从而塔形窟又逐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后日本学者曾布川宽先生在日文版东方学报上发表了响堂山石窟考一文，并在文中第二部分对响堂塔形窟进行了专题研究，3只是对塔形窟的形制未进行全面介绍。以前笔者曾撰文对塔形窟的形成进行了专题介绍。4本文拟就塔形窟的发生、发展归律作一些探索，期待各位学者不吝赐教。一、响堂山北齐塔形窟按其形制可分为覆钵式和楼阁式两种。5它的演变规律是随着洞窟开凿的早晚而变化的。大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代表窟北洞中洞北洞又名大佛洞，位于北响堂石窟北端。据史料记载，该洞开凿的目的是为了作东
3、魏大丞相、齐高祖高欢的陵葬，6从窟内现存遗迹和开凿安葬的位置选择上也能流露出这个意图。窟内现存的遗迹如中心柱顶部的洞穴、塔形列龛及仿汉画像石墓的雕刻等等都说明了这个问题。不在赘述。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为什麽将北洞作为陵葬而不选择中洞？大家知道，按照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只有位据中央才能显示出他的尊严和地位至高，似乎这样才符合我国的传统习俗。其实非然，在高欢陵葬的选择上，高氏皇室确实是经过一番周密勘察的，这也是高欢死了以后一直“秘不发丧”的原因。7据史载，文宣帝高洋曾亲率数十位方伎之士为其父卜宅兆相，选择陵位。8最后才选定义平陵。9为了迷惑民众，他们选择建造了“假陵”。但在当时选择建造的时候并不存在
4、真假，应该说都是按真的去营造。因此，它们所在的位置按方伎之士的说法应当是“风水宝地”、“位居龙脉”。我们从北响堂的位置来看是符合这一点的。北响堂石窟所在位置四面环山，濒临近水，远离闹市，“山空避喧，承风觉道，海谛难论，水流可闻。”10自然环境雅致幽静，这已具备了选择它的基本条件。于是，开“三石室”刻诸尊像。受云冈“县曜五窟”的影响，11三石室的开凿也相应地与高氏皇家贵族主要成员相对应，即分别对应了高欢、高澄、高洋。这也是受北魏首任沙门统法果提出的帝“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思想的影响。在位置的安排上石窟总体设计师接受了外来及传统两方面的思潮。受外来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与佛教有关的两个方面
5、。其一，受佛教经典着述的影响。按照金刚界东因说，北方位置属于涅般之位。其二，受佛教发源地印度的传统习俗影响。佛教是印度古老的宗教，它在向外传播过程中一些传统习俗自然也会随之而传，并象佛教一样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印度的传统上人们认为北方属于高位，是胜方，是受人们尊重的位置；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受中国古代风水术的影响。从北响堂石窟的山势走向来看，很显然是北高南低，那么北方自然成为整个载体的要位。因此作为齐高祖高欢的位居无论从上述哪方面来看安排在北洞是最合适不过的。依次可推中洞应属高澄、南洞对应高洋；既然确定了北洞为高欢的陵葬，受佛教影响自然要建塔来供养以为其歌功颂德。由此艺术匠人用写意的表现
6、手法极富创造性地在石窟的外壁上部雕出了覆钵丘，以示塔的形象和含义。其后开凿的北齐诸窟虽然没有陵寝寓意，但也均相仿效从而形成塔形窟系列，奠定一代风格。北洞是响堂山最早开凿的洞窟，也是塔形窟的草创时期。在外观上没有复杂的变化，只是直接地将堵婆上的覆钵丘生搬硬套而来。覆钵丘与下层窟之间没有柱子、斗拱等构件与下部连接。覆钵丘较大且覆盖全部窟顶，丘山有两个宝珠。中洞虽然与北洞同属一期，但在开凿时间上要略晚与北洞，因此在外观上已经考虑到整体的效果，初步尝试用柱子将洞窟与上层的覆钵丘连为一体，但在古刹部分的表现上仍很原始，没有较多的装饰，重点表现仍以覆钵丘为主，这时期塔形窟均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规模较大。选
7、择这样的窟形恐怕也是为了便于人们礼拜。代表窟南洞第七窟这期塔形窟在整体造型上趋于完善。塔顶部分的伏博丘由第一期的单纯表现逐步趋向于装饰作用，并衬以山花蕉叶烘托，丘上还出现象征古刹的火焰宝珠装饰，完善了塔体造型，上下层的关系处理的相当成熟，引用了中国传统的仿木构建筑的手法，雕出斗拱、瓦垅、滴水等屋檐的形式，使之上下连为一体。下层塔身部分出现四柱三间式的廊子，南洞出现在上层覆钵丘部分开龛造像的先例，从而为第三期楼阁式塔形窟的形成开启了先河。与前期相比、这期塔形窟的明显特征是覆钵丘变小，同时也不在含有陵寝的寓意，另外在洞窟形式上，前期的中心方柱塔庙窟消失全部改为三壁三龛式佛殿窟。悉同前文所说，第一期
8、中的中心方柱是塔庙窟是为了满足礼佛即礼帝的目的，是和洞窟的性质紧密相关的，第二期中的三壁三龛式佛殿窟的出现也说明洞窟性质发生了变化，即已经不在含有安葬的用意。如果说第一期凿窟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的话，那么到了第二期宗教色彩则占了上峰。三壁三龛佛殿窟是北齐时期较普遍流行的造窟样式。同期开凿的山西天龙山、安阳宝山等多采用这个样式。续高僧传卷25释道丰传记载了北齐时相州鼓山石窟寺的禅僧活动情况。南响堂第二窟中心方柱右壁下部也有“统定禅师敬造六十佛”的铭记12。小响堂第二窟前壁西部有“昭玄统定禅师供养佛时”的题记13。天龙山石窟则为宏礼禅师所开凿14。而安阳小南海石窟则是为着名禅僧僧稠所营建的纪念窟。这
9、正是北朝禅学盛行的写照。南北朝时期，北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对落后于南朝，从而也决定了南朝注重理论探讨，北方崇尚宗教实践的局面。因此，北方禅僧云集，许多信徒不惜工本在“宜山栖穴处”“凿仙窟以居禅”15，这些禅窟从规模上来说，多属一些小型窟，且窟内四壁雕有造像或镌刻佛经，多具有浓郁的宗教氛围，使人一进洞内首先从视觉感官上产生一种宗教心理，由感官的刺激而达到思维的觉悟。从位置上来讲，多是“离开造像窟一定距离，选择更幽静的地方单独开凿.”16因此，上述南洞与第七洞以及天龙山安阳等同时期同类形的洞窟，作为禅观的宗教目的应该成为第一性。代表窟第1、3窟第2、4、5、6窟这期洞窟均为楼阁式塔形窟。楼
10、阁式塔形窟在过去的研究着述中被人们疏忽，以至在洞窟编号时将本来属于一体窟的洞窟而分开单列成两个或四个窟。这个问题就类似北响堂南洞的情况，南洞编号的错误王去非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提出来，而南响堂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原因就是没有考虑或发现上下层窟的关系，在第二期开凿的南洞中已经流露出这种端倪在伏博丘上开龛造像。只是到了第三期扩大了这种形式，开龛造像扩大成开窟造像，并进而演变出上层开三窟的宏伟设计，这种构思是很巧妙的，在这里，上下层间的衔接部分依然沿用前期流行的仿木构建筑的窟檐形式，斗拱的结构变的复杂、硕大，上层与下层间的活动则通过位于两组楼阁式塔形窟之间的石阶梯来进行，这样即断开了两组洞窟
11、同时又满足了两组窟上下的需要。在洞窟结构上，它吸收第一期与第二期的形式，并将其组合在一起，形成上层诸窟为三壁三龛式佛殿窟下层洞窟为中心方柱塔庙窟的结构，使下层中心塔柱起到了支撑作用。在规模上上层诸窟明显小于下层窟，减轻了下层窟的承受力。在洞窟的应用上，上层窟上下出入等活动不便，因此较下层为清静，便于坐禅观像，故多凿成小型禅窟。下层窟活动方便，人事来往繁杂，不便于静坐禅观，开凿成中心方柱式，成为礼佛场所。综上所述，塔形外观的演变主要表现在覆钵丘上。第一期：由于开凿的特殊性，从而引发艺匠们将“堵婆”的形式与石窟艺术有机的结合起来，创造出塔形窟。这期塔形窟属于初创阶段，因此在造型设计上不太成熟，甚而
12、有些僵硬地将“堵婆”的主要特征套用在石窟外壁。覆钵丘显得过大，且雕式简单；最早开凿的北洞在覆钵丘与石窟本体的协调上，显得过于原始粗糙、简单，给人一种未尽其工的感觉。稍后开凿的中洞，已经注意到覆钵丘与石窟本体的结合，采用了仿木构建筑中廊柱形式，使上下连为一体。第二期：由于开窟的性质发生变化，覆钵丘已经不具实际内含，并逐步趋向于装饰作用。覆钵丘与洞窟比例搭配合适、协调，在装饰上采用山花蕉叶烘托出覆钵丘。覆钵丘上雕凿出火焰宝珠或宝相花等来象征塔刹部分，并在蕉叶两边悬挂的铃铛等小构件，并出现叠涩基。塔形窟的发展趋于成熟，并可明确按照塔的三大部分划分开，即塔身、塔顶、塔刹。从而完备了塔体造型。第三期：由
13、于洞窟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覆钵丘从第二期开始已经不具实际内含，因此，到了第三期覆钵丘便不再出现并被装饰意味较强的山花、金翅鸟等代替，单体覆钵式塔形窟也被规模强大的楼阁式塔形窟取代。在洞窟构造上北洞作为初创者，首先确定了形制发展的基础，在这之前的云冈、龙门、巩县等北朝诸窟均有中心方柱式塔庙窟，然中心方柱四面开龛且方柱直通窟顶，唯到响堂山却一改前期作风成为三面开龛，中心方柱后壁不开龛，后壁上部与窟后壁相连，下部则凿成通道供礼佛时通行。这种设计从室内空间结构与环境艺术创造上都不及方柱四面开龛的形式。那么为什么还要采用这个形制呢？据续高僧传释明芬传记载。“磁州石窟寺齐文宣所开也，大窟像背陵葬中诸雕刻
14、骇动人鬼”，所谓“大窟”即指北洞无疑，因为北洞是响堂山规模最大最宏伟的一个洞窟。“像背陵葬”是指佛像的背后是陵葬，北洞有三面大像，分居于中心方柱的正壁及左右壁。那么“像背陵葬”只有居于中心柱上。考察今天的遗迹，在中心方柱的上部确实存在有一个“陵穴”，只不过不似文献中记载的“诸雕刻骇动人鬼”，这个陵穴只是一个深米、宽米、高米的小洞，四壁皆为素面，洞内空无一物，从而使我们肯定了响堂山是虚葬的认识。前文曾说过不论是真是假，意作陵葬是肯定的，因此在当时同窟的设计上，如果遵循沿用方柱四面开龛的形式那么方柱中陵穴的开凿就要受到方柱的限制，采用方柱的后壁与山体相连，可以是陵穴向山体方向任意延伸，而达到预想的
15、目的，这是响堂中心方柱三面开龛形式形成的一个原因。二关于石窟的开凿时间，过去的论述中涉及较多，故我们在这里不作详细论述。今根据文献资料及造像风格对上述三期作一概述。开凿于东魏晚期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记：“太清元年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这段文字明确指出了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潜凿”鼓山石窟，并将高欢的灵柩塞入穴中。永乐大典续高僧传等史籍中均有类似记载18。这是第一期开凿的主要文献资料。造像风格东魏时期，政权实际掌握在高欢手中，高欢死后，高澄又以大丞相之职，到晋阳总理朝政，并封其弟高洋为尚书令、中书监、就畿大都督参掌朝政。高澄被刺以后，高洋又赴晋阳总理戒
16、务，随后又依靠晋阳之兵取代东魏。这个时期政治颇不稳定，战争频连不断。而惨遭不幸的多是社会的中下层阶级他们倍受煎熬饥不饱食。反映到艺术方面则出现了秀骨清相的雕塑或绘画作品。因此清瘦俊逸的佛雕作品则成为东魏造像的主要风格。云冈西部窟群亦即云冈第三期19被推崇为这种风格的代表作。龙门、巩县等也有一些与其风格相近的龛像。值得注意的是，云冈西部即龙门、巩县等地出现的这种造像龛窟出资经营者多为社会的中下层阶级。就皇室贵族而言，这种作风虽然少有影响，但不是主流。东魏时期由贵族高氏兄弟开凿的响堂第一期及着名高僧道凭开凿的大留圣窟则代表了另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应该是石窟造像发展的主流，如北洞、中洞、大留圣窟的主尊造像，面相方圆，体态强健、敦实，较多流露出受云冈一、二七造像的影响。但在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