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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我国高考加分政策的理性分析及思考 摘要:我国高考加分政策建立在不均等的教育资源上，在制定过程中缺乏制约且在实际操作中难以量化,导致考生在实际中获得加分的不公平。通过对不同省份、不同类别的加分政策进行统计和分析,指出高考加分政策在制定时应该坚持公平原则,增加透明性,并在执行中通过法律、行政问责等方式加强监管,确保能够有效发挥其对优秀人才的选拔及对弱势群体的平衡作用。 关键词:高考加分政策；隐性条件；教育公平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要求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并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1温家宝总理也先后在中南海召开四次教育座谈会,并在会上指出最大的公平就
2、是教育公平,在教育上体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机会，这是国家的政策,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因此,高考加分政策应该是建立在不损害教育公平的基础上,通过调节外界不同条件的差异,营造一个相对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最终促进和谐教育的发展。本文拟通过对不同省份、不同类别的加分政策进行统计和分析,讨论目前高考加分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的思路。 一、近年来我国高考加分政策的变化趋势及其现状 历史上我国高考加分政策的发展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年至178年。这阶段加分政策并不太明显,主要是在分数相同或相近时进行优先录取。第二阶段是19年至20X年。此阶段优惠形式在原来的基础上增添了加分
3、投档和降分投档。 202X年以后，我国高考加分政策与之前相比，加分项目不断调整并细化。高考招生加分政策主要是依据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该规定每年制定一次,其加分政策也在上一年政策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小幅度调整,具体如表1所示。 从以上分析可知,我国高考加分政策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加分形式上从单一的优先录取到加分投档、降分投档甚至保送；在加分内容上从关注民族团结、考生政治出身及其禀赋等到考生的经济条件及其对社会的贡献等因素;在加分目的上从原来的促进教育公平异化到发展经济、社会福利等目标。 从全国来看,目前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中的加分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些加分
4、项目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才能有机会获得,如奥林匹克竞赛获奖,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含全国青少年生物和环境科学实践活动)、“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一、二等奖者,在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或国际环境科研项目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者等等。其次,部分加分项目在操作层面难以量化,不易监督,如按中办发20X28号和教基202X1号文件评选的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等。第三,因为特殊原因需要照顾的，包括少数民族考生、烈士子女等项目。4 从各省来看，加分政策基本上都是以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为主,在加分项目、加分幅度、加分形式等方面有所调整,各省不尽相同。
5、如202X年，以重庆市与江西省为例,重庆市对于“三峡库区淹没城市乡镇的考生”以及“农村独生女报考在渝院校”有5分的优惠,而江西则没有此类项目。此外,针对“应届高中毕业考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得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省级赛区一等奖”以及“应届考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称号”等加分项目，两省规定的加分幅度也不相同,如重庆市规定加20分,而江西省则是10分。 二、对我国高考加分政策隐性条件的理性分析 (一)教育资源分布的量化分析 其一,不同地区间高校资源的差距,在高校空间分布上,以北京、河南、江苏、西藏、海南为例,大致如表2所示。 从表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西藏、海南等偏远地
6、区,高等学校数量远远落后于中东部地区；而在人口大省河南,与发达的江苏相比,无论在高校数量上还是在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方面都存在差距。正是由于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使得不同地区出于经济、教育发展的考虑不同，出台的高考加分政策的目的也不尽相同，其加分范围与幅度自然就存在差距。然而如果扩大各省的高考加分政策差异且对其偏离本意的政策项目不予干预的话,势必又会造成新的、更大的不公。 其二，中等教育资源城乡分布的不均。这在考生大省河南更为突出。以河南郑州市与滑县为例,对两地区中等教育进行分析不难看出,从学校数量上来讲,郑州市的普通高中超过0所,人口为5.6万;而滑县的普通高中总共有3所左右，人口为12
7、1万。每万人口所占的高中数前者是后者的16倍还多。因为我国的升学一般是按照户口所在地进行报名的，因此学校数量的多少决定了入学机会的大小。此外中学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还体现在重点与非重点的区分上。重点高中拥有良好的教学设施、更多的优秀教师,在获取经费上也颇具优势。尽管河南省为推进素质教育取消了“重点高中”称号,实施以示范校带动“弱校”发展的“更新工程”,然而示范性高中与其它高中相比，无论是在经费来源、政策方面仍然具有绝对的优势。通过对比202X年郑州与安阳(滑县隶属于安阳）预算内教育经费我们发现，2X年郑州是安阳的两倍还多,在与上一年相比的增长幅度上，郑州市高于河南平均增幅,而安阳则低于平均值(详
8、见表3)。在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增长中，202X年郑州市为元,比安阳市多出085.3元，与上一年相比，增幅为2.7%，较之于安阳的1.9%而言多了21.8个百分点。正是基于这些差距,优势条件的高中可以利用充足的经费设立奥林匹克竞赛培训班，组织优秀的教师参与到电脑制作的辅导当中,为本校学生提供硬件与信息支持,从而创造更多获取高考加分的机会。城乡社会所传承的这些资本差异通过学校的教育转化成为自致性因素，使来自不同场域的学生所获致的先天不平等被隐去,不被人们所察觉而公开化和合法化5，从而使得各考生在获取高考加分中所处的境遇不同。 (二)高考加分政策的理性分析 对我国高考加分政策进行理性分析后,我
9、们认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高考加分项目偏离教育公平本意。加分政策制定的初衷是为了维护高等教育的公平,但许多省份在制定时却是出于其它目的。根据对我国202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港澳台除外）高考加分政策进行统计发现，有近18个省、直辖市的加分项目有违公平(具体见表4)。 通过表4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以上各省市制定的部分加分项目看上去有助于教育资源的均衡，但实质上这却偏离了教育公平的目的,人为制造出新的不公。这些政策以地方政府利益为出发点,更多地将某些客观的、考生无法改变的外部因素如父辈条件等作为参考对象，这无疑会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上拉开差距,形成起点的不公平。其次,加分项目模糊,缺
10、乏统一标准。高考加分政策的另一隐性条件就是加分项目不明确,难以衡量。如教育部规定根据相关文件评出的“省级优秀学生”或“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等可以获得最高20分的文化课加分。而到了各省,这些项目不仅名目繁多,而且缺乏监督。如对“省级优秀学生”一项,新疆、辽宁将其扩大到省级“优秀学生”、“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等项;有的省只包括省级“优秀学生”、“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项,如山西、西藏、宁夏、福建、河北、云南及天津等省市;有的则没有此类加分,如陕西、黑龙江等省。而对于“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有的省将见义勇为作为突出事迹，如安徽;有的省将见义勇为单独列为一项，如内蒙古自治区;还有的将省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见义勇为”及“三好学生”表彰等均作为思想政治品德方面的突出事迹，如四川。各种名目繁多的加分项,一方面使得不同省份的考生面对相同的试卷时,却面对不同的加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使得这些加分项没有规则可循,舆论及公众难以依据相应的标准进行监督,从而导致加分腐败屡现报端却难以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