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国志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之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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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论三国志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之关系 【内容提要】 :三国志演义的整体叙事框架主要源自于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其外在的结构体式,诸如分卷、分则、立题目,每卷标明所叙之事的年代起迄,以及正文中常常标出纪元朝号等等,都显示了演义与通鉴和通鉴纲目的密切联系;而其内在的叙事结构也基本上是“通鉴”式的。至于其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也明显受到了通鉴纲目的影响。因此,研究演义的成书过程,应充分重视通鉴和通鉴纲目曾经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三国志演义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纲目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下称演义)主要是依据民间讲史,还是依据史传来建构故事,展开叙事的?对此,研究者一直持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罗贯

2、中主要是“依史以演义”1的。明人高儒百川书志即称演义的最大特点是“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2(P227)其所谓“据正史”,意即依据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等;“采小说”,盖指宋元以来的“说三分”及三国戏等;概言之,演义乃是作者依据正史,间采小说编演而成的。鲁迅先生也指出演义是罗氏“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3(P129)。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演义是“罗贯中在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又运用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结合他丰富的生活经验”写成的4(P18);尤其是三国

3、志平话,乃是演义创作的蓝本,是演义“建构情节的主要依据”5(P741),它“无论在情节上,或对人物的评价上,都已为后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画出了基本轮廓”6(P300)。新近出版的明代小说史也称演义“在艺术结构上,以三国志平话为框架,充分利用史料和民间传说,以蜀汉为中心,并以蜀汉与曹魏的斗争为主线,写出了一个历史时期的风云变幻。”7(P49)这两种意见,究竟哪一种更接近于演义创作的实际情形呢?笔者倾向于认同第一种,即演义是“据正史,采小说”写成的。不过,它依据的不仅是三国志等纪传体正史,同时还有两部连续记述三国史事的编年体史著资治通鉴(下称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下称通鉴纲目)。何以见得呢?且让我们

4、结合演义和有关的文献材料来尝试证之。 一 无可否认,罗贯中创作演义,确曾从三国志平话(下称平话)之类的民间讲史以及三国戏中采撷过一些素材。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七章就曾将平话与演义中相关的十九个故事作过简略对照,认为“三国志平话中的重要情节,在三国志通俗演义里都已包括进去”。许多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不过,笔者认为,对此似乎还需要作一点细致的分析,因为当我们仔细地将平话、演义与资治通鉴等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时,结果却发现平话中的“关公刺颜良”、“先主跳檀溪”、“赵云抱太子”、“张飞据桥退卒”、“赤壁鏖兵”、“孔明七擒七纵”、“孔明斩马谡”、“秋风五丈原”等故事,演义虽也写到了,可却与平话差异很大,而

5、与通鉴、三国志及裴注所记倒相当接近,甚至就连不少话语也直接撷自通鉴等史书,也就是说演义中所写的这些故事,恐怕主要不是因袭于平话,而是通鉴等史书。而即使是两者确实相关的内容,例如“桃园结义”、“张飞鞭督邮”、“三战吕布”、“王允献董卓貂蝉”、“曹操勘吉平”、“云长千里独行”、“古城聚义”、“三顾孔明”等,演义也不是简单地从平话中移植过来,而是根据其叙事意图,对原有的故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改动和补充,以使其更谐合于演义整体的叙事风格,两者的文字出入是颇为明显的。周兆新的从“说三分”到三国演义一文,即通过两者的比较,指出:“平话只记录了说三分的故事梗概,文笔很粗糙,往往辞不达意,全书共八万余字,

6、其中将近一半情节与演义并不一致。像这样一本简陋的小册子,不可能对罗贯中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8在元明时代三国故事的多种形态一文中,他甚至还说:“演义也不一定是直接依据平话这部书改编而成。平话共包含六十多个三国故事,其中将近一半以上并不见于演义。另一些故事虽然与演义重复,但基本情节常有较大出入”,因此“演义对于平话这部书而言,似乎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9退一步说,即便两者确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如上述所举的“桃园结义”、“张飞鞭督邮”、“三战吕布”等,也并非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三国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小插曲(有些还是虚构的),远不足以全面地反映三国兴废成败的整个历史过程,所以正史

7、尽可将它们略而不载或一笔带过。而演义中许多能够反映朝代兴废的大事,如孙策略定江东,曹操灭袁绍、定辽东,及姜维用兵,司马氏父子擅权等等,平话中反倒不曾叙述。因此,平话不大可能成为洋洋七十余万字的演义建构情节、叙述故事的主要依据,当然更不能说它是演义的雏形了,而顶多只能说它是演义的取材对象之一。 “三国戏”更是如此。陆树仑等人的三国故事在元代一文在论述元杂剧中的三国戏时,即指出它们与演义“差异很大,很难看出其间是一种演变关系”10。 至于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等(主要指那些为通鉴所不取的内容),虽然能够为演义提供比较丰富的历史材料,但也同样无助于演义整体叙事框架的形成。因为它们是以人为纲,以事系

8、人,故而将事件、史实分散于若干人物的传记之中,这样,本来完整的历史事件和史实,一下子便被肢解、切割为若干个“碎片”,观者置于这些“碎片”之中,不仅很难把握一个事件的概貌,而且也不易了解各个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同时,又因为历史上年不一事,事不一人,而纪传体中凡与某事有牵涉者,必然都要书上一笔,这样,就不仅重复,还容易导致中心不明,主次混杂的弊病,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就曾指出:“一朝大事,不过数端;纪传名篇,动逾百十,不特传文互涉,抑且表志载记无不牵连;逐篇散注,不过便人随事依检,至于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盖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富,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文已患之。”11(P215)因此之故,罗

9、贯中也就不大可能借助于三国志等纪传体正史来获得长篇演义的结构意识。 相形之下,只有司马光的通鉴和朱熹的通鉴纲目才能为罗贯中组织错综繁杂的历史材料,构筑长篇演义的叙事框架等提供极为有益的借鉴,因为它们打破了三国志纪、传、书、注各自分离的束缚,以时间为经,以史实为纬,将汉末至西晋统一间的重要历史人事逐年排比,次第铺叙,使得三国历史条理分明,轮廓清晰,极便于人们从时空两个方面来整体地把握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和历史人物的相互关系,洞察三国时期兴废争战的整个过程。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通鉴和通鉴纲目长于反映历史上治乱兴衰之迹的这一叙事特点,曾经对演义的成书起过决定性的作用。鲁迅先生所说的,演义是罗氏“排比陈

10、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加以推演而写成的。可实际上通鉴早就做过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的工作,罗贯中只须在通鉴的基础上,间采平话、戏曲以及其他相关的历史素材,加以推演就可以了,毋烦另起炉灶。然而,历来探讨演义成书过程的学者却很少重视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即使有人偶尔提及通鉴、通鉴纲目对演义成书的影响,那也只是片言只语,未加论析。所以,笔者不避浅陋,以下试从演义的外在形式、思想倾向及其内在结构等方面,来初步探讨一下通鉴和通鉴纲目对演义成书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 今存演义的多种明代刊本,都自称是“按鉴”或“按鉴演义”的产物。所谓“按鉴”,即是按通鉴特别是通鉴纲目。这些刊本主要有: 1、明万历20年

11、(1592)建阳双峰堂余象斗刊本,卷端书名: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 2、明万历24年(1596)建阳诚德堂熊清波刊本。其卷2、卷5-20题为新刊京本按鉴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 3、明万历年间建阳双峰堂余象斗刊本,卷13-18题为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 4、明建阳种德堂熊冲宇刊本,卷端书名:新锲京本校正按鉴演义全像三国志传。 5、明万历33年(1605)建阳郑少垣联辉堂刊本,卷端书名: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 6、明万历38年(1610)建阳杨闽斋刊本,卷端书名: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 7、明建阳汤宾尹刊本,卷端书名: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

12、8、明建阳黄正甫刊本,卷端书名:新刻考订按鉴演义全像三国志传。 9、明建阳藜光堂刘荣吾刊本,卷端书名:新锲按鉴全像鼎峙三国志传。 10、明建阳杨美生刊本,卷端书名:新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 11、明建阳魏氏刊本,卷端书名:二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 12、明建阳佚名氏刊本,卷端书名:新刻京本按鉴演义全像三国志传。 这些刊本的书名也许带有某些广告的意味,但是它们之所以打着“按鉴”的旗号来做广告,这说明它们与通鉴、通鉴纲目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 这种关联,首先即表现在演义分卷、分则、立题目的记事格式上。以往人们多认为演义采用分卷、分则、立题目的叙事体式(也即章回体式),主要取鉴于讲史,因为“讲史说的是历代兴亡和战争的故事”,“讲史不能把一段历史有头有尾地在一两次说完,必须连续讲若干次,每讲一次,就等于后来的一回。在每次讲说以前,要用题目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是章回小说回目的起源。”12(P15)这种说法虽有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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