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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洱的茶文化起源历史普洱的茶文化起源历史普洱茶名称的出现在明朝，明代谢肇制的滇略卷三中云：“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说明，明朝期间云南紧压茶是鼎盛的。然而，普洱茶历史上的开篇文章在唐代樊绰的蛮书中，其卷三云：“茶出银生成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唐朝时期，南昭国是云南的地方政权，蒙舍蛮是南昭国的主要力量，受唐王朝扶植，它们间的交往是密切的，蒙舍蛮的这种饮茶方式，在唐朝也是普及的，甚至成了大唐市民们的习俗，虽然陆羽觉得不屑一顾，但是其茶经里却作了重要记载。云南利用茶叶的历史早于唐代，在三国的七诲里提到了“南中茶子”，南中相当于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两省。而要
2、说到云南茶叶的重要发展，或者说普洱茶的成型，我认为是盛唐汉文化与南诏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至于说更早的关于古滇国用茶的历史还有待考证。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用茶是在巴蜀，特别是巴，三国广雅就载有荆巴间采茶作饼的史料。古滇国、南诏与巴蜀的交往与争战，对云南茶叶的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陆羽茶经里没有直接记载云南茶区，应该是与当时南诏国是地方自治政权有关，而且南诏初期，云南之地是少数民族部落割据的，后来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也是时而和平共处，时而争战不断。蛮书记载“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说明当时云南少数民族制茶用的是初级的晒青茶工艺，采摘不讲究，制造也就是最简单的日晒，在樊绰(
3、出史南诏的唐朝使者)看来，这也是与唐朝饼茶的制茶工艺(蒸青制茶)相比而言的。在云南民间走访，许多少数民族不知道什么是普洱茶，说晒青茶，他们却十分熟悉，并称之为“老黑茶”，是他们“原生与本土”的重要饮料，以及重要的经济来源。可以说，一千多年以来，积淀、传承与发扬的晒青茶工艺是普洱茶的基础。而晒青茶古老的品饮方式，目前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仍有流传，如佤族、拉祜族的烤茶、土锅茶，白族的“三道茶”，纳西族德“龙虎斗茶”等。笔者认为，南诏时由于地理与人文环境，少数民族粗陋的晒青茶工艺，交通运输不便等诸多因素影响，蒙舍蛮作为南诏政治中心的王族，他们在获得团饼茶的知识后，结合对外交流的需求，推动了他们采用初制晒
4、青毛茶，“蒸而团之”制造紧压茶的历史。唐朝时，散茶加姜桂混合烹饮的方式是一种大众习俗，而团饼茶的品饮则被认为是一种进步与时尚，蒙舍蛮会模仿这些时尚，制造饼茶，但由于茶山山高路远，加工运输困难，因而形成了“晒青饼茶”的加工方式，而不是唐朝的蒸青饼茶。蒙氏的南诏国，在统一洱海地区后，在洱海之滨建太和城，设上下两关，上关为龙头关(即现在的大理古城)，下关为龙尾关(也称龙尾城，即现在的下关城)。蒙氏开创了“晒青饼茶”，古永昌地区、洱海地区也就成为了重要的产茶与制茶基地，也为下关打下了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后来，南诏势力扩充到银生节度，云南的四大茶区也就初步成型了。蒙氏帝王传了十三世，共二百五十年，而后被郑
5、氏、赵氏及杨氏篡位。接着南诏的通海(现玉溪地区通海县)节度使段思平，在滇东南三十七蛮部的支持下，讨伐杨氏成功，开创了段氏大理国时代，段氏仍然以大理为国都。据道光云南志钞载：大理国传了几代后，宋兴，宋太祖干德三年，王全斌平蜀，欲取滇献之，宋太祖鉴于唐南诏之祸，觉得“南蛮”不易统治，才有了宋挥玉斧的典故(宋太祖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此，段氏得以久居云南，中国竟以外域视之，不知所谓大理国矣。因而大理国就成了南诏国的延续，蒙氏的“晒青饼茶”加工方法自然得以传承。到了元朝，元世祖平云南后，元朝派王族到云南执政，少数民族也被迫迁移，有的到了更边远所谓充满瘴气的边疆，蒙氏加工方法与习俗则在
6、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流传。在明代，明王朝大力援助云南，云南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有了广泛的交流，蒙氏“晒青紧压茶”在云南得到大普及。明朝谢肇制的滇略才有了“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的记载。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地，交通不便，消费习俗转换也没有中原地区快，明朱元璋下诏废除团饼茶兴散茶，并未影响云南的紧压茶，因而，云南紧压茶得以保留。明朝以后，人们对普洱茶养生保健效果的逐步认识，名著红楼梦中就有了记述的普洱茶消食保健的功效，甚至，焖一罐普洱茶成为一种时尚;而科技著作物理小识、本草纲目拾遗等也有了相关记述。这样，普洱茶不仅没有随其它团饼茶衰落，反而在清朝得以发展，甚至成为了贡茶。
7、三国时期，“武侯遗种”，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农历七月二十三日打开了普洱茶话史。“茶山有茶王树，较五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檀萃滇海虞衡志)。武侯就是诸葛亮孔明先生，相传他在公元二二五年南征，基诺族，深信武侯值茶树为事实，并世代相传，祀诸葛孔明先生为“茶祖”，每年加以祭拜。唐朝咸丰三年(公元862年)樊绰出使云南。在他所著的蛮书卷七中有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菽姜桂和烹而饮之。这就证明了唐代时期已经生产茶叶。古代种植茶树的先民濮人，现今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史称“茶兴於唐，盛於宋”。主产於西双版纳的普洱茶在唐代(公元618907 年)就已销往四面八方。阮福(普洱
8、茶记)记载：“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代(公元9601279年)除进行川滇藏茶马交易外.大理国还派使臣到广西以普洱茶与宋朝静江军作茶马交易。运至中原和江南一带的普洱茶，是上乘的“紧团茶”，又称“圆茶”。宋朝名士王禹系品尝了芬芳浓郁的曹洱茶后，写了一首赞美诗：“香於九畹芳兰气，圆如三秋皓月轮，爱惜不尝唯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诗中所指“圆如皓月”，就是普洱紧团茶。元代(公元12061368年)，普洱茶已成为市场交易的重要商品。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指傣族)条说：“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相互贸易”。民间在普洱进行茶叶交易的年代甚为久远。(滇云历年志载：“六大茶山产茶各贩於普
9、洱。由来久矣”。普洱茶这一名词是由民间茶叶交易而形成，正式载入史书则是在明代(公元13681644年)，明人谢肇制在滇略中说：“士庶所用，皆普茶也”。据史料记载，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仅销往西藏的普洱茶就达3万担之多。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普洱茶的生产仍然兴旺，仅慢撒茶山(易武)就年产5干余担。在西双版纳广袤的沃土上几乎家家种茶、制茶、卖茶。茶山马道驮钧终年回荡，商旅塞途.生意十分兴隆。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政府派往云南的总督鄂尔泰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设官府，置流官.驻军队以加强行政统治)，在普洱设置“普洱府治”.在攸乐山(现为景洪市基诺族乡，
10、六大茶山之首)，设置“攸乐同知”，驻军5百，防守茶山.征收茶捐。在勐海、勐遮、易武、倚邦等茶山，设置”钱粮茶务军功司”，专管粮食、茶叶交易。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撤销攸乐同知，设置思茅同知，并在思茅设官茶局，在“六大茶山”分设“官茶子局”，负责管理茶叶税收和收购。在普洱府道设茶厂.茶局统一管理茶叶的加工制作和贸易，一改历代民间贩卖交易为官府管理贸易，普洱便成为茶叶精制、进贡、贸易的中心和集散地。於是，普洱茶这一美名，便名震天下。正如清人檀萃在滇海虞衡志所云：“普茶名重天下，出普洱六大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人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於各处，可谓大钱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