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乡三年医改总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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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宁乡三年医改总结1 一、过去一年的医改进展来之不易 近年来,在宏观经济形势面临复杂局面的条件下,在实施宏观调控、控制物价过快增长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所确定的方针,以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主题,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在实践中证明是对路的。在这种背景下,积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政府做了很大努力。其中一个显著的指标就是加大对卫生医疗领域的投入,为实施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现在城乡居民人均补助由120元上升到20元,公共卫生从项目、内容和水平上都有提高,医疗保障覆盖面达到了3亿人,基本药物在基层做到了全覆盖,总体来看增量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这对缓解居民看病问题起到

2、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改革实践表明,医药卫生改革也面临着一些困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整个宏观经济面的通胀压力带来的影响。在这种高通胀的压力下,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这个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理顺的问题,实施的空间又被进一步压缩。医改方案提到的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计划,现在几乎没有哪个地方予以触碰。和此相关联的就是“以药补医”问题依然很突出,医生和医疗机构靠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靠劳务服务来体现价值的局面远没有形成。 二是公立医院改革遇到了一些体制性约束,主要是一些试点医疗机构在人事分配制度方面难以有大的作为。实际上这是事业单位改革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突破原有的编制、人事条框,使医院真正拥有用人自主

3、权的问题,还有编制内编制外双轨的问题,这些都制约了公立医院改革的深入开展。 三是关于管办分开,虽然一些地方成立了医院管理局或中心,但是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公立医院管理权限的重新配置,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总体来看,增量改革进展顺利,存量改革遇到许多约束需要破解。公立医院改革在逐步推进、逐级深化的过程中前行。 二、今年医改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温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其中很多方面都和公立医院改革密切相关,也为推动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机遇。我们应该全面理解和领会这些改革的精神,融会贯通地指导公立医院改革。个人

4、认为其中影响最大的、需要深入研究的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表明了政府坚定推进改革的决心。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第二,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改革的重点领域,放在首位予以考虑。同时,提出要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并且明确提出鼓励非公经济进入医疗领域,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第三,提出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还提出要理顺政府、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这些改革的任务和部署,是“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发展主题的

5、具体反映,也是针对当前突出问题所提出的具体改革要求,是进一步的深化和具体化。这些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将为公立医院深化改革营造更加有利的氛围,创造更好的条件。因此,这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推进公立医院改革、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办医、充分调动医务工作者积极性、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加强公共卫生服务等等重要举措,具有很强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三、把握发展机遇,公立医院改革应努力实现新突破 第一,以政府转变职能和自身改革为契机,带动公立医院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可以使体制机制创新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这种改革及对公立医院是一个契机,同时,也对公立医院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政府转变职能不能进入“一管一放”的怪圈,即“

6、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应该在转变职能的同时构建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要求的公立医院治理模式,使之更加彰显公益性,更加注重行业自律,更能体现决策的科学和民主,更能够融洽医、患、保、药等各方面的关系。以此适应政府转变职能的趋势,更要着力于推进公立医院管理体制的创新。 第二,要用公共管理的理念、公共治理的方法,进行卫生医疗领域的管理、进行医疗机构的管理。因为这个领域既有公立的医疗机构,还有非公立的医疗机构,如果细分的话还应该有一些非公立非营利的组织以及志愿者组织等等。用任何一种纯粹的管理公立医院的方法或者管理市场的办法去套这个领域都会出现偏差、出现问题,最终也不利于多元办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也

7、不可持续。所以以往那种“二分法”的思维,不是政府就是市场的办法,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对医药卫生这个领域都不是完全适用的。公立医院改革不能抛开特定的医疗体制、社会环境,独立地进行改革,而是应该着眼于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完善,着眼于各类医疗资源的整合,着眼于方便有序就医、缓解看病问题,来设计和推动。因此,要更新观念,善用公共管理的理论,用社会管理的办法,去协调和处理公立医院改革的事务。 第三,科室和医生是公立医院的微观基础。所有的医改政策,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都要通过医务人员来传递给居民和患者。医改是接力赛,医务人员跑的是最后一棒。即使前面跑得再快再好,最后一棒跑不好也会影响最终效果。因此

8、,要呼吁高度重视科室层面的发展、改革和管理问题,要认真研究医生的行业自律、医生的绩效评价、医生的薪酬问题,建立一个良性的医患沟通、协调模式,要让基层医务工作者都了解医改政策,懂得科学管理,善于同包括患者在内的各方面进行沟通,这样才能将微观基础做好、做扎实。 第四,公立医院改革应该坚持分层协同治理。也就是说,要将政府层面的改革,重点是转变职能、改进管理服务方式,和医院层面的改革,重点是法人治理结构、科学民主决策,以及科室层面的改革,重点是医务人员的绩效、管理、薪酬和医患协调,这三个层面的改革举措协调一致,同步推进。只有这样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够扎实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才能够逐步形成适应社会

9、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才能够逐步调整既有的不尽完善的利益格局,从而实现公立医院改革的重大突破。 “看病贵”的两大根源:政府缺位与医院定位失当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的比例逐步上升,由1980年的2.92%上升到19年的5.%,首次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o)规定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时所需的5%的最低标准。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比例仍保持上升态势,2X年达到了55。 卫生总费用由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卫生支出三部分组成。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所占比例,98年约为3,到了202X年则只有15%。与此同时,个人卫生支出所占的比例迅猛攀升,从18

10、年的约3升至202X年的9。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我国政府卫生支出比例以年均1%的速度下降,而个人卫生支出比例却以年均约2%的速度上升。在“十五”期间,个人卫生支出占整个卫生总费用比例超过了5%。因此,看病贵也就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少人将矛头直指医院和医务工作者。客观地说,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政府的缺位以及政府对医院定位的失当应该是主要根源。 政府未能及时建立完善而公平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 上世纪80年代之前,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职工及其未成年子女的医疗费用开支,基本上是由政府和单位承担的。年代之后,政府开始对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形成了政府、单位、个人三

11、者共同承担医疗费用的城镇职工医疗社会保险制度,个人卫生支出在其全部卫生支出中的比重因此而相应上升。 目前,我国城镇人口中被医疗社会保险制度所覆盖的绝对数量甚至低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202X年,全国仅有1.3亿左右的人口纳入了医疗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范围,这一人群不足城镇居民的/3。具体到城镇不同人群,则是收入水平愈低,享有的医疗社会保险待遇的比例也愈低。202X年进行的全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在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户籍人口中,最低收入组的城市仅有2.2%的城市户籍人员享有医疗社会保险待遇。 如果说现行的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在不同城镇居民之间缺乏应有的公平与合理,那么,这种失衡在城乡之间的表

12、现则更为明显。城市和农村对卫生总费用的分配比例,19年为4.%和58.5%,而到202X年已变为61%和49。这就意味着,5亿城市人口所花费的卫生费用远远超过8亿农村人口所花费的卫生费用。目前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人员为8040万,仅占农村人口的10。如此低的农村医疗保障覆盖率、以及医药费用上涨导致了农民的“看病贵”和“看病难”。 强制性建立与逐步完善覆盖全社会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和努力目标。然而,市场经济发展所需配套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至今未能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建立起来。而且政府在城乡之间、在城镇不同群体之间分配有限医疗卫生资源时又显失公平。这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看病贵”、“看病难

13、”并引起老百姓对医疗卫生系统改革争议和非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药养医”制度在市场机制下走样 “以药养医”曾是我国长期执行的一项政策。在计划经济时代,医院作为公益性服务机构,由政府财政提供经费拨款,同时严格实行低廉的医疗服务收费标准。进入上世纪0年代初,国家为了减轻财政压力,把医院作为差额预算单位推向市场。绝大多数公立性医院也成了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与此同时,政府物价部门为了控制物价指数的提高,又严格控制医疗收费的调整。结果,医院为了达到收支平衡,只能在药品利润上做文章。 在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欧美,药品产销也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需要低价,一方需要高价,双方博弈的结果使药品价格趋于合理。而在我国,

14、由于市场机制尚不健全,企业、医院、经销商都追求高价,三方利益一致形成共同体,在与病人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病人只能成为昂贵药价的承受者。 虽然从197年开始,国家发改委已连续7次降低药品价格,理论上药品降价的空间已经达到了400亿元,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感觉没有得到实惠。另一方面,医院、药厂叫苦不迭、似乎濒临危机。药品的一再降价打破了医院长期以来形成的收入渠道和平衡机制。医院为了正常的生存,就提高检查费、治疗费等医疗收费标准来解决因药品收入减少而出现的收不抵支的矛盾。药品降价和医药分离的现实结果,导致医疗服务费用水涨船高。老百姓“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还是未能得到有效缓解。 其实,医药分离后

15、药费未降反升的情况也曾在韩国出现过。99年韩国实行医药分家后,一般医院的处方费从00韩元左右上涨到0韩元左右,原价100韩元的针剂加上处方费和注射费后价格甚至高达0韩元。医疗费用非但没有减少,相反,每月平均增加了3000多亿韩元。以致地方医疗保险基金出现了60亿韩元的赤字,职工医疗保险基金也基本消耗殆尽,政府不得不采取大幅增加保险费来补充捉襟见肘的医疗基金。 由此看来,医药分家并不能解决老百姓医药费用过快上涨的问题。我国卫生部试图对医院进行药占比的控制,但随之而来的是“以械养医”和检查费的快速上涨,医疗费用依然居高不下,“看病贵”的问题也将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抓住要点,多管齐下,力求实效 “看病贵”是医疗卫生系统改革以来多种矛盾逐步累积的结果,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抓住要点、多管齐下。 首先,加强政府应对整个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的通盘考虑与科学规划。医疗卫生体系包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药品和医用器材料供销体系、医药费用价格管理体系、财政经费保障体系以及卫生监督管理体系等,涉及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改委、物价局、财政部、民政部、教育部、工商局等众多政府部门。因此,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是对一个庞大复杂系统工程的优化甚至重构,必须由政府综合部门牵头,通盘考虑,科学规划,协同推进,绝不能由各个部门分散作战、单方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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