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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戏曲研讨回顾二十世纪是中国戏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世纪。究其原因，一是随着时代风气的转移，戏曲这种本来被“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的“小技”，昂首阔步地进入了学术殿堂；二是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研究者的理论观念不断有所更新，研究方法不断有所突破；三是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资料日益丰富，研究者的视野也日益开阔。在二十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中国戏曲研究领域有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值得加以认真总结。在此，首先对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戏曲研究作一简单回顾。这里所说的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戏曲研究，以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著名论文作为上限，以1931年吴梅南北词简谱脱稿作为下限，前后大约三十年
2、时间。这一时期戏曲史学、戏曲美学、戏曲音律学的研究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限于篇幅，这里只谈戏曲史学与戏曲美学。一、戏曲史学的规模初创二十世纪以前的曲家，虽然也有不少关于中国戏曲史的论述，但大都比较零星，不成系统，很难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戏曲史学。二十世纪初叶，终于产生了第一部科学的完整的戏曲史专著，这就是王国维1912年完成的宋元戏曲史。王国维治宋元戏曲史，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清晰的文艺发展史观。宋元戏曲史序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这一观点，是借鉴焦循在易余籥录中提出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观点
3、而又有所发展，对于研究宋元戏曲史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因为元杂剧过去不受重视，“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沈晦者且数百年”。而从文艺发展史观看问题，就能给元杂剧以公正的评价。第二，明确的“真戏曲”的观念。在王国维那里，“戏剧”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包括歌舞戏、滑稽戏，也包括“真戏剧”。“真戏剧”的标准是“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真戏剧”既然必用“歌唱”，那就离不开戏曲，所以“真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但“戏曲”要进而成为“真戏曲”，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曰“乐曲上之进步”，即戏曲音乐要有足够的表现力；二曰“由叙事体
4、而变为代言体”。以此为尺度，王国维认为中国古代戏剧中称得上“真戏曲”者当自元杂剧及南戏始。对于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历程，王国维作了一个总体的描述：“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藉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第三，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王国维胞弟王哲安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先兄治学之方，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此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也。”这种“精湛绵密”的研究方法，首先就是王国维自觉拈出的“综括及分析之二法”1。他在研究中国
5、戏曲的过程中，自觉运用这一方法，以“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1908年，王国维先整理出曲录，这是一部古代戏曲作家作品的比较完备的总目。1909年，完成戏曲考原一文，以“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为总纲，对中国古代戏曲的源流作了大致的勾勒。同年，还完成了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鬼簿校注，前两书分别从“故事”、“歌舞”两方面，具体考察古代戏曲的源流。1911年，完成古剧脚色考，从“脚色”方面，具体考察古代戏曲的源流。在一系列分体研究的基础上，最后进行整体的综合研究，以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宋元戏曲史这部巨者。宋元戏曲史一出，便受到了学术界极大的重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谓：“最近则王静安国维治曲学，
6、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静安当为不祧祖矣。”又谓：“最近则有王静安国维著宋元戏曲史，实空前创作，虽体例尚有可议处，然为史界增重既无量矣。”郭沫若则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誉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认为二者所从事的，“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2比王国维略迟，吴梅也曾从事戏曲史学的研究。他这方面的著作，以1925年完成的中国戏曲概论最为系统。虽然在开一代新风方面，吴梅远不如王国维，但他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成就。例如在中国古代戏曲“曲”的源流的探索方面，在戏曲作品评价的文学性与舞台性相结合
7、方面，在明清戏曲的整体评价及风格流派的分析方面，吴梅的研究均可以补王国维之不足。以对明代戏曲的整体评价而言，王国维称之为“死文学”3，是有失偏颇的。相比之下，吴梅对明代戏曲的整体认识，要客观得多。吴梅在顾曲麈谈第四章谈曲中说：“盖明初承元季之风，其时且在洪武未行科举以前，故诸文人皆尽心此道，初不料科举兴而反用八比时文也。自时文兴而杂剧衰，而传奇盛，此亦曲家一大关键处，惜自来文人无有言之者。往与亡友黄慕庵作文学史，论有明一代，上有八比之时文，与四十出之传奇，为别创之格。其他各学，非惟不能胜过前人，且远不如前代，无论其他。即在北曲，亦复如是。倘亦所谓盛极难继者耶？余尝以为知言云。”在中国戏曲概论卷
8、中一明总论中说：“有明承金元之余波，而寻常文字，尤易触忌讳，故有心之士，寓志于曲，则诚琵琶。曾见赏于太祖，亦足为风气之先导。虽南北异宜，时有凿枘，而久则同化，遂能以欧、晏、秦、柳之俊雅，与关、马、乔、郑之雄奇相调剂，扩而充之，乃成一代特殊之乐章，即为一代特殊之文学。”综合吴氏以上两段论述，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明代的杂剧创作远不及元代，其原因有三：一是元代杂剧是“盛极难继”；二是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体现北方文化特色的杂剧不能与之相适应，所谓“南北异宜，时有凿枘”；三是八股科举的影响。第二，传奇为明人“别创之格”，可以称为“一代特殊之乐章”，“一代特殊之文学”。但传奇的成就也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
9、吸收了宋词、南戏以及北杂剧的艺术经验，加以丰富发展的结果。朱元璋赞赏琵琶记，本意虽在于教化，但客观上也起到了提倡南戏、传奇的作用。吴梅的这些分析，大体上反映了明代戏剧的总体面貌，对于客观评价明代戏剧是有帮助的。二、戏曲美学的中西交融中国古典戏曲美学包含着丰富的遗产。二十世纪前期，研究者们对此有继承，有发展，使得戏曲美学既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这方面贡献最突出的是王国维，其次还有姚华。王国维的“自然说”、“意境说”“自然”的提法，起源于老子的“道法自然”和庄子以真为贵、以质朴为美的思想，王国维戏曲美学中的“自然说”，则主要是对元杂剧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他在宋元戏曲史序
10、中说：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在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文章一章中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又说：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为什么说“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王国维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从创作动机来看，完全是自然而然。“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
11、，时流露于其间。”戏剧为小道，为有名位学问者所不屑为；而元杂剧作家也正因为没有名位学问，所以没有精神上的包袱。他们创作杂剧，既不是想扬名于生前，也不是想流传于后世，只不过心有所感，一吐为快，从而为自己与他人都带来审美愉悦罢了。正因为没有“名位”之想，“学问”之累，所以他们在创作上也就没有那么多顾忌，那么多掩饰，那么多条条框框，于是他们的作品也就自然流露出“真挚之理”、“秀杰之气”。王国维对元杂剧作家创作动机的这一番分析，与李贽所说“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4是有相通之处的。第二，从元杂剧的文章看，其主要特点也是自然。王国维在论述了元杂剧作家创作动机的自然之后说：“若其文字之自然，
12、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这就说明，文章之自然是动机之自然的一种表现，而动机之自然是文章之自然的一个根源。文章之自然，如果换一个说法，可以叫做“有意境”。王国维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一是在王国维看来，“自然”与“有意境”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宋元戏曲史元南戏之文章一章云：“元南戏之佳处，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申言之，则亦不过一言，曰：有意境而已
13、矣。”可为证明。二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上引评元剧一段与此精神完全一致，但加了“述事则如其口出”一句，这是考虑到戏曲区别于词的代言体、叙事性特点，有意加以拈出的。对于元杂剧中言情述事之“自然”者，王国维列举关汉卿谢天香第三折正宫端正好、马致远任风子第二折正宫端正好二曲。称其“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列举关汉卿窦娥冤第二折南吕斗虾蟆曲，称“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元初所谓当行家，大率如此；至中叶以后，已罕觏矣”；列举郑光祖倩女离魂第三折中吕醉春风、迎仙客二曲，称“此种词
14、如弹丸脱手，后人无能为役”。写景之“自然”者，列举马致远汉宫秋第三折双调梅花酒、收江南、鸳鸯煞三曲，称“以上数曲，真所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者。第一期之元剧，虽浅深大小不同，而莫不有此意境也”。第三，元杂剧广泛、深刻地反映元代社会的现实，成为元代社会的形象的历史，这一价值也与其“自然”的特点有关。王国维说：“元剧自文章上言之，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又以其自然故，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这一点也与前两点有关。因为元杂剧作家生活在社会的下层，所以能够广泛地接触社会现实；他们没有“学问”，也就较少当时社会统治思想的偏见；他们没有“名位”，也就没
15、有什么既得利益需要保护，没有什么事实真相需要隐蔽。加上他们的文章风格本来就以自然真切见长，所以能把当时政治及社会情状描绘得很真实，很深刻，使元杂剧于审美价值之外，又具有不可忽视的认识价值。王国维的悲剧论随着历史的发展，不仅外国人士开始注目于中国的悲剧，也有中国学者尝试引进西方的观念，用以研究中国的悲剧。王国维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王国维在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中，主要依据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学说，阐发了以下悲剧观：第一，人生的本质是“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的结合。人的知识与实践这两个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只有“美术”，因其非“实物”，故能于人“无利害之关系”，能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人对它也就“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这种“艺术之美”，因其能“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故能减轻人类的苦痛，因而也就优于“自然之美”。这种“艺术之美”又可以分为优美、壮美两种。何谓优美？“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观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或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存，而其观物也，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非昔之所观者也。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何谓壮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