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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和宋辽金史研究 我们这一代治史者可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是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 我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2年毕业，号称是五年制本科生，真正的学习时间其实只有两年。我曾在为北大人所写的自传中说：“在世界近代史上，北京大学对本国历史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非其他名牌大学所可比拟。多灾多难的校史，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多灾多难的国史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校史中最可痛心的损失，自然是很多代学子在不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学业的损失。” 大学生活的第一学期，还可说有正常的学习环境。张政烺先生讲授先秦史，我受了他的启示，开始阅读史记。按当时的中学教育水平，刚进大学校门的学子，阅读中国古代史料，是
2、有极大的困难。我是从王伯祥的史记选着手，才慢慢度过了古文关，转而能够阅读没有标点的史记。1957年寒冬，一位专门为加强政治领导的新官上任，从处分右派开始，接连三年，在几乎没有间断的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的冲击下，我们的学业近于荒废状态。在陈伯达“厚今薄古”的口号下，阅读古籍更成了违禁行为。记得在大跃进的1958年夏，我们整理行装，准备下乡，不料我突然发烧，去校医院看病，医生认为我可能得猩红热，留我住院。烧退以后，医生又认为必须住院观察。我终于利用这一二十天的宝贵机遇，偷着去借书。文史楼中，往日座无虚席的大阅览室里，竟空荡荡的，没有一个学生，唯有一位管理员在打盹。我借着几本书，就赶紧塞进书包，唯恐被
3、别人看见。回校医院后，又赶紧将几本书放在枕头下，因为如果有同学看望，发现有此类违禁品，无疑会成为一条颇大的“白专”罪名。 直到1961年春，极可悲痛的大饥荒，反而成全了我最后一年半的学业。当时的北大学生在忍饥挨饿的境遇下，许多人还得了浮肿等病，却仍刻苦攻读。天色未明，大批学生就早早起床，阅览室还未开门，门外就已经排成长龙。此情此景，虽然事隔近四十年，却还是历历在目，不免使年近花甲的我，感奋落泪。国应有国魂，学须有学魄，学习积极性的备受摧残，却更激发了学子们渴求知识，发愤用功，这难道不是北大学魄的最好写照？ 在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下，分专业竟成了难过的一关。一些同学迫于政治压力，不敢报名中国古代史专
4、业。我和另外一些同学虽然硬着头皮报了名，却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记得本班学生第一次分专业聚会，彼此才发现，原来竟都是一批程度不同地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的人，不免有一种芒刺在背之感，大家情绪低落，面色难堪，一言不发。我们当时的那种心理感受，也许是后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 在经济严重困难时期，老师们才敢于对学生提出基本训练的要求。人们对历史研究的基本训练可以有各种说法，而最重要的一条当然是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我利用了最后一年半的机遇，终于通读了资治通鉴和汉书、后汉书。 我上学的时代可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全盛期，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每个断代史都有名家，尽管他们还不一定有教授的头衔。老师们授课的内容
5、，随着时移事迁，在自己的记忆中自然逐渐淡化，但是，他们一些金针度人式的治史要诀，却是记忆犹新，受用终生。例如邓广铭先生提出，年代、地理、职官和版本目录为治史的四把钥匙，我是从一张批判揭发的大字报中学到的。齐思和先生说：“研究历史，不在于能记得多少史料，而在于能查到多少史料。”这是在讲堂上学到的。商鸿逵先生说：“会读史学作品的看注，不会读的看正文。”这是听同学转述的。我后来养成一种习惯，读论文先看注释，后读正文。审稿时，凡是见到注释中大批使用诸如宋史纪事本末之类隔代史籍者，可推知作者必定是宋史研究的外行，可以不看正文，径予退稿。 在大学生活的最后阶段，我有幸在邓广铭先生的指导下，写学年和毕业论文
6、。记得后来老师曾对我说：“其实我对你的指点并不多。”这句话说了一方面的事实，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指点虽然不多，却具有关键性。记得我几次学业上陷入困境，老师只用几句指导性的言语，就足以收到拨云见日之效。一个人治学入门最困难的阶段，也许是从爬行改为直立行走。没有邓先生的扶掖，自己就很难结束爬行阶段，这是应当终生铭感老师的。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聂崇岐先生，他正好是在所谓“调整”时期，才得以来北大讲授中国古代官制。我们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同学有幸成为他最后的一批学生。他授课从来不带任何书籍或片纸，提起粉笔，就随手写下一段段古文。对于他的博闻强记，我们这批学生真是敬若神明，惊叹不已。然而他正是在我们毕业
7、前猝然逝世，至今依然使我感到伤痛和惋惜。 人们通常认为，大学时代是人生最幸福的阶段，桃李芬芳，弦歌一堂，充满了诗情画意。可是我们很多人回味大学生活，却是苦、酸、辣俱全，而少有甜意。但是，大学生活毕竟是自己治史的起点。我还是对母校有很深的怀恋之情，也愿借此机会，对在艰难环境中执教的老师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 1962年的毕业分配十分困难，很多同学被分到中学，我却是幸运地分到了被视为学术殿堂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些同窗友好都私下勉励我。我极端珍视这个工作岗位，认为自己如不发愤用功，不但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那些分在中学的同窗。进历史所之初，熊德基副所长把我召到办公室，提出叫我搞唐史，我说，自
8、己在北大是跟邓先生学宋史，熊德基先生就很爽快地依允了。自己当时不过是个刚踏进治史门槛的人，其实并不懂得各断代史研究的异同和深浅，只是凭个人兴趣选择。随着治史的深入，我终于领悟到，这不失为是较正确的选择，其理由留待后面再说。 从1962年冬到翌年，历史所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环境。我受当时流行观念的影响，选择经济史为研究课题，通读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历史所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够动用宝贵的外汇，购置大量日本书籍和杂志。五、六十年代正是日本宋史研究的兴旺期，日本学者的成果使自己开了眼界，原来除中国大陆的几个热门课题之外，竟还有那么多的研究领域。我还翻阅了民国时的食货杂志，并且惊奇地发现，原来在马列
9、主义指导下的经济史研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上承食货的余绪，而并非是没有前人的独创。 依个人的体会，学会做资料卡片，似可说是结束爬行状态，走向独立研究的一个标志。进历史所之初，年长十岁的张泽咸先生成了自己第一个良师益友。他看了我的卡片，提出两条技术性的意见，一是对重要部分用红笔圈划，二是尽可能标明史料的时间和地点。此后的实践证明，这两条意见使我受益非浅。 大致从1964年到1972年，劳动锻炼、四清、文化革命、五七干校劳动等，使我丧失了九年的研究时间。时值自己二十五岁到三十三岁，正是最浪费不得的宝贵光阴。当时我哀叹治史没有出路，感到自己的命运只能听凭摆布，甚至产生浓重的悲观厌世思想。九年间并非完
10、全没有时间读书，例如从1967年到1968年，我成了当时所谓的逍遥派，可以自由支配所有的时间。我曾几次拿起了三朝北盟会编，却根本读不进去，只是成天看各种杂书，用以消遣愁闷。 文化革命当然是中国史上亘古未有的奇灾惨祸，但它既然将很多事物都推到了极端，就难以逃脱物极必反的辩证法规律。禁锢思想的初衷却造就了思想解放。在林彪事件前后，我们从五七干校迁到明港军营，闲着无事，可读的书主要是马列主义原作。这次重读马列主义著作，给自己带来一种豁然开朗之感，使我在苦闷之中得以辨别真伪马列主义，助成了个人的思想解放，扭转了悲观厌世思想。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也对今后的治史有相当的裨益。周恩来下令将原中国科学
11、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各所的人员调回北京。大致从1973年开始，我才下定决心，不理会当时的政治风云，而重操归业。但最初几年的工作条件是异常艰难的，按学部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命令，历史所丰富的藏书，除通史组少数人员外，余人不得借阅。我求助于何龄修先生，才借着几本宋会要。此后办到一张王府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借书证，简直就成了如天之赐。我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几乎成天呆在这家图书馆里，借阅各种宋代史籍，同时也开始了若干论文和岳飞新传的写作。 “文革”后期，在寥寥可数的报刊上，充斥着批儒批邓的史文，要发表一篇略带研究色彩的文章，却是难上加难。1975年，我藉泉州发现宋船的机会，得以在文物上发表了处女
12、作，谈宋代的造船业，时年已三十六岁。对一个在正常工作条件的治史者而言，在这个年龄段发表作品，未免太迟。然而当我捧着刚出版的文物，激动的心情却是难以言喻的，多年以来，发表论文的强烈宿愿终于开始成为现实，自己治史的心血终究没有白费。 在恶劣的政治气氛中，我与历史所一些前辈学者的关系不能不是相当淡薄的，见到他们，往往是礼貌性地喊一声“某先生”，不便于交谈。一天，我在路上遇见了王毓铨先生，也是照例喊了声“王先生”，就准备擦肩而过。不料他却主动截住我，谈论我在文物上的文章，说了不少褒扬和勉励的话。我尚有自知之明，一篇五千字的文章，说不上有多少深入研究，其实并不值得前辈学者如此奖谕。但至今回想王先生的规勉
13、，仍使自己感动不已。这是我初次体会到前辈学者的苦心，在中华学术被判定为封建黑货，备遭摧残，连自己尚难免于人身侮辱之余，他们念念不忘的，却还是弘扬学术，珍视后辈的点滴长进。此后，历史所的一些前辈学者，其中包括在大学授课的张政烺先生，与我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我得到了他们不少指点和帮助，坦率地说，他们对我是另眼相看的。 我最初只研究宋史，后又兼治辽金史。自1975以来，我发表若干专著，百余篇论文，连同译文，整理古籍，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和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辞条等，约计四百万字以上，如果加上已经完稿，尚未发表的作品，约有五百万字。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分述于下： 一、岳飞研究：我对岳飞的研究开始于
14、文革后期，是在痛愤的感情下，有志于歌颂正义，声讨罪恶。在邓广铭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我做了若干新证。例如依据李纲的梁溪全集、赵鼎的忠正德文集等，重新论证了岳飞在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并对第一次和第四次北伐也作新的论析。其他如岳家军的兵力和编制，岳飞的部将和幕僚，岳飞及其部将的武官升迁资序，岳飞与淮西兵变的关系等，对于宋高宗是杀害岳飞的元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了岳飞新传和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后一书作为岳飞史料的汇编和考证，长达九十余万字，在没有复印的条件下，全凭手抄，往返穿梭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反复校对，前后花费了四年多的时间。特别是最后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反复审读校样，是自己
15、治史生涯中最累最苦的阶段，虽然尚属年富力强，却每感体力不支，而又必须勉力支撑。我后来对人说，自己再无精力做类似的第二件大工程了。此书无论在古籍的标点和校勘，史料的搜集和考证方面，有相当的质量，我自认为是本人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中华书局行将出版的增订本，又作了一些增补和校改。但此书的考证，只是一家之言，人们尽可依据相关史料，提出异论。此外，我还计划出版岳飞和宋高宗、秦桧一书，偏重于对岳飞事迹作全面的考证和论述。希望这三部著作能在体裁上长短互补，配套成龙，形成体系。 二、辽宋金军制研究：我曾读恩格斯为百科全书所写的西方军制释文，反问自己，虽是研究宋史，而对宋军的编制、装备等却懵然无知。后来通过岳飞研
16、究，才掌握了宋朝军制的粗浅轮廓。当中华书局向我约稿时，我就提出了宋朝兵制的题目。中国断代史军制，在我之前如谷霁光先生著有府兵制度考释，曾得到好评。但我受了恩格斯著作的启发，决定另辟蹊径，按现代军制学的规范，重新研究宋朝军制。我向中华书局承报题目时，仅抄有一百多张卡片，完全不足以供撰写专著之用。我设计了撰写方案，先拟提纲，然后一面读书抄卡片，一面写作，每张四百字的稿纸只写二百字，留出一半空间，以作修改和增补之用。有时单纯读书，会漏略一些问题及其相关史料。通过写作，可发现一些原先未曾想到的问题，以便在读书时留意相关史料。最后抄了一盒卡片，专著也较快定稿。宋朝兵制初探出版后，前辈李埏先生来信，说“初探”两字落俗套，可以删去。我回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