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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跨国公司对国家安全的双面影响乔良 王湘穗 当全球化的大幕拉开之后，人们会发现，主权国家已不再是全球舞台上唯一举足轻重的角色。跨国公司，特别是一些富有的跨国公司，正以令人瞳目的速度和空前发展的规模，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的经济风貌和安全形态。跨国公司的利益和意图与其国家的利益和意志一道，都已经成为左右全球安全包括主权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主权国家的一切安全考虑，都必须把跨国公司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单独提出来给予特别关注。 一、影响国家安全的新变数 跨国公司从本质上来说是超国家行为体。它与主权国家在共同盈利、共同发展这一目标上达成的一致性，使其得以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进行超越国家界线的经济活
2、动，正是这种超国界运营方式，催生了全球化人萌芽，同时也使其成为了主导全球化进程的真正主角。 对作为东道国的主权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的进人，意味着新的技术手段、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经营管理模式及与此相关的全套新游戏规则和新文化形态的引人，也意味着其对主权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全方位影响的开始，在给双方都可能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这一诱人的前景下，跨国公司会力争而东道国也不得不确保对前者有利的“国中之国”式的经济生态圈。这种为赢取利润而隐性出让部分主权的权利交易，从一开始便使国家的安全指数不可避免的要面对一个难以测控的变量。 与跨国公司脐带相连的“全球化”理念，改变了人们对国家和国家安全的认知。以往的安
3、全观总是建立在区分敌我的基点上，谁是你的敌人，谁就威胁你的安全。但现在这种安全观在面对跨国公司这一“利害双面体”时陷人了两难之境。以无国界经营为特征的跨国公司一方面是你利益的朋友，一方面也可能成为你安全的敌人。因为它在给东道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必然要连带消解部分国家主权，从而在其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它对东道国政治、经济政策的关切和干预，以及在利益划分上的争夺，使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形成非内非外、非敌非友、半合作半竞争的关系，也使原本营垒分明的国家安全界线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作为拥有巨大经济实力，其控制力和影响力遍及全球的所有传统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跨国公司群，不仅早已成为国
4、际经济生活的行为主体，而且越来越不甘于在重大国际事务中扮演二流角色。这一点仅从美国内数十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加人WTO问题上对其国会施加的影响力上即可见一斑。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同是跨国公司行为，当中国的民用航空工业把自身的发展战略与美国麦道公司的合作联系在一起，做了长达l0年的基础准备后，仅仅由于波音公司对麦道的兼并，便使中国雄心勃勃的民用航空计划化为泡影。巨型跨国公司以兼并为手段的产业调整，加剧了跨国公司本身发展的不确定性，使之时刻都可能威胁到东道国在某一方向上的国家安全。这还不包括跨国公司的某些恶意行为(如为获得垄断地位打击东道国民族产业；再如英美烟草公司采取的走私战略)对一个主权国家安全
5、造成的伤害。这些伤害和跨国公司流动性很强的正常商业行为一起，不断地改变着全球经济版图，常常使那些主权国家无所适从，难以应对。 此外，跨国公司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目前还难以界定利弊的问题，几乎和它创造的利润一样多。比如，跨国公司的跨国界经营推进了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其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则是以经济杠杆撬松了它所在东道国政府对其国内的政治控制；又比如，目前人类面临的几乎所有全球性问题，像能源与资源危机、金融危机、生态环境污染、穷国债务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武器扩散与军火贸易等等，都与跨国公司有这样那样的瓜葛和牵连；再比如，跨国公司在推进全球经济市场化时，必然要同时推进与之相适应的全球新秩序，
6、这些新秩序则又常常会与主权国家现行的内部秩序相悖。 以上种种，无不都在证明，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影响甚至左右国家安全走向的一个不易把握但又不容忽视的重大变数。 二、确实存在的威胁 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其所著美国在国外的企业一书中写道，“国际性公司没有需要它更加忠于的国家，它在任何国家都随遇而安。国家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就要消亡”。而另一本名为向全球扩展，跨国公司的力量的书则指出，全球性企业第一次在组织上、技术上、资金上和意识形态上有能力把全世界作为一个一体化单位来管理。这个新实体“正在通过对生产技术、金融资本和市场这三个经济生活的基本资源日益加强控制来改造世界政治经济面貌”，“生产过程越来越置国界
7、于不顾”，越来越多的产品成为“无边际竞争新时代的产品”。而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跨国公司当然懂得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实行技术垄断、建立利益集团、加强文化渗透、广泛占有人才对它们来说有多么重要。而当它们做到这一切时，其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安全将会影响甚至威胁到什么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并不想把跨国公司的作用“妖魔化”，一般说来，被趋利原则驱动的跨国公司，大多不会选择对抗方式在东道国进行经济活动。相反，它们往往采取大力推进本土化的政策，以使其起码在外部特征和情感投向上获得东道国的认同。就像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裁库勒所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不论在什么地方经营，它必须是那里的好公民”。这既是一个美好
8、的说法，也可被看做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在利益分配和行为模式上由于标准不同必然产生的差异，则使两者间始终存在无法回避的矛盾。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经济实力不对等，还可能导致强势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对弱势国家实行不平等交易甚至实现经济殖民。 无论是历史地看还是现实地看，跨国公司的作用一直都带有双面性。这就是说，在我们充分肯定其积极作用的一面时，其威胁的一面也确实存在。在这方面，最早的跨国企业之一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在30年前配合中央情报局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也许是个极端性事件，因为这种企业以暴力形式与国家政权直接对抗的事例比较罕见，但它毕竟已成为跨国公司的一项不光彩的历史记录。现今的跨国公司
9、，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唯一原则的约制下，大都已不采用这种直接对主权国家事务进行于预的做法，而将刚性干预调整为软性干预，使刚性威胁变成了软性威胁，如进入或退出某国市场、开放或封锁某项技术、提供或撤消标本笔贷款、援助或反对某些项目，在这方面，跨国公司的巨头们可谓熟谙此道。他们非常精于“用脚投票”，完全知道怎样把经济压力变成对主权国家的政治压力，迫使其改变现行政策。要么就像微软那样对其视窗产品自定技术标准，用技术垄断确立自己的帝国式影响，结果同样会对它国安全产生微妙影响，等等。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当属乔治索罗斯旗下的基金会，对东道国反政府组织和媒体提供的资金支持。这些表面上属于经济行为的做法，最终无
10、不对东道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杀伤力。 三、必须付出的安全成本 经济全球化，使GDP成为国家实力的首要指标。GDP的高速增长，已不可能在一国之内的封闭条件下自我实现，而只能通过搭乘跨国公司的列车，使国家经济驶入全球经济的快车道。既然跨国公司几乎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同义语，那我们除了寻求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外，也就不可能有别的更好的选择。 对跨国公司的主动引入，意味着我们对此举可能付出的代价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对跨国公司的负面影响，是一个国家为获得发展和安全必须付出的机会成本这一点，人们从道理上都不难理解。但事实上我们往往只对跨国公司所能带来的利益有所预期，却对其产生的安全成本估计不足。尽管是成本就必须付出，但
11、哪些是必要的成本，哪些属于非必要的，则需我们辐株必较，细细掂量。 成本应与收益联系起来考虑。 首先，跨国公司给国家带来了什么?跨国公司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互动，提升了中国的整体实力，使我们可以在更富足的国力基础上建构国家安全，这是跨国公司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安全利益。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和消解了东道国与某些母国间的潜在敌意。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来说，有助于降解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歧视，打破孤立。并以跨国公司为中介，促使不同制度国家形成事实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连带关系，通过经济和法律的而不是两败俱伤的战争或其他极端方式解决争端，本身就等于是在降低国家安全的成本。 以上这
12、些乐观的描述，并不足以令我们在国家安全成本的付出方面盲目乐观。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从全球化角逐中获利的同时，我们付出的成本并不低，甚至有可能代价高昂。除了关税的降低、边界的开放、货币的自由兑换、贸易和投资限制的减少，这些都是必然要付出的安全成本外，我们还必须对以下前景有足够的了解和警惕，跨国公司超越国界的组织结构，它的无国界经营方式，它所提倡的对公司的忠诚优先于对国家的忠诚“公司公民”和“世界公民”的理念，将导致东道国国民对国忠诚的弱化，并逐步失去甚至改变效忠对象；这一现象的蔓延，则会使国民丧失对威胁的警觉直至心理防线的瓦解;而与跨国公司利益一致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必然还会在东道国出现代理
13、人政治，其结果是国家主权的形同虚设；在这一切的背后我们有可能还将看到，跨国公司的母国借其之手，对东道国施加影响和控制，这些影响和控制比母国直接进行干预效果更好、反弹更小，这种并不直接进攻国家安全防线的威胁将对国家安全机制起到更彻底的瓦解功效；跨国公司母国文化和价值观在东道国得到推广进而被普遍认同，如麦当劳文化、迪斯尼文化、好莱坞文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流行，所有这一切，都无不显示出跨国公司的威胁性一面。这种威胁目前正有从显性走向隐性、短线变为长线的趋势，其危险前景很可能就是我们发展经济不得不付出的安全成本。 四、筑防波堤还是扎防拨网 面对跨国公司强势挟来的经济全球化的滚滚大潮，主权国家该
14、如何应对?显然，筑防波堤，拒潮流于国门之外的国家安全模式已经过时。因为自闭于经济全球化之外的安全，只能是一种无从获利的安全，丝毫无助于你的国力的提升，其结果终究还是将危及你的安全。更为可怕的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拒绝，也就意味在世界经济大发展的进程中你选择自我出局的前途，这才是最大的不安全。所幸这不是我们的选择。 但是，如何既让大潮涌入，又不被随大潮而来的鳖鱼所伤?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紧迫课题。如果说，在1997年，中国主要是因为没有实行货币自由兑换而躲过国际金融大鳄对亚洲金融市场致命一击的话，这种幸运在中国跨入WTO门槛后就不复存在了。融入经济全球化就意味着开放你的市场，打开你的国门，意味着你所有
15、的国家安全都将难以再通过筑堤的方式获得。在这方面，我们能做的，就是拆除防波堤，扎起防鳖网。这也许是最大限度地争取鱼和熊掌兼得的最好办法。 兼得当然就不是偏得。这需要我们始终在发展和安全问题上恪守辩证法：市场不应封闭，也不可洞开；跨国公司不都是“鬼子”，也不全是朋友；要重视合作，但也不怕竞争；努力吸引投资，不能放弃管制；既学习别国先进文化，又反对民族虚无主义；顺应全球化大势，却不搞“无边界”经济;追求经济效益和利益，前提是确保国家安全。显然这些目标提出来容易，实现起来难。因为所有的目标都不能泛泛而论，而应有它具体的操作指标和程序。这需要一个主权国家调动所有的相关部门联手动作，而不是各行其是去扎的
16、一张安全巨网。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累累硕果，才不至于像是没有篱墙的果园里的果实，被跨国公司这样的超级巨无霸们任意采摘。尽管眼下全球经济已进入一个利益模糊界线不明的时期，尽管具体实行起来困难重重，但我们认为，以我国已有的经济实力和安全能力，实现上述目标并非没有可能。关键是我们必须对从任何一个方向上传来的“狼来了”的呼声，都保持猎手般的警觉和倾听。仅以人们早就听腻了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例，是什么导致了马来西亚及其他几只亚洲小虎的灾难?原因固然不像马哈蒂尔所说的“阴谋论”那么简单，但仍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这些市场经济的最新优等生们忘了市场风险的防范。也许倒是索罗斯说得对，“消除市场的抗机因素是政府的责任”。虽然这话有得了便宜又卖乖的味道，但他毕竟指出了，建立金融领域的防鳖网是这场危机给予亚洲乃至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直接教训。这堂课虽然不是直接上给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