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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母亲的回忆孙犁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只养活了我一个。一年，农村闹瘟疫，一个月里，她死了三个孩子。爷爷对母亲说：“心里想不开，人就会疯了。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后来，母亲就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斗牌的习惯。并且常对家里人说：“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你们不要管我。”夏秋两季，母亲为地里的庄稼，像疯了似的劳动。她每天一听见鸡叫就到地里去，帮着收割、打场。每天很晚才回到家里来。她的身上都是土，头发上是柴草。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她总是撩起褂子的大襟，抹去脸上的汗水。她的口号是：“争秋夺麦”“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家人谁也别想偷懒。我生下来，就没有奶吃。母亲把馍馍晾干了，再粉碎煮成糊喂我。我多病，
2、每逢病了，夜间，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祷告过往的神灵。母亲对人说：“我这个孩子，是不会孝顺的，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家境小康以后，母亲对于村中的孤苦饥寒，尽力周济，对于过往的人，凡有求于她，无不热心相帮。有两个远村的尼姑，每年麦秋收成后，总到我们家化缘。母亲除给她们很多粮食外，还常留她们住宿。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尼姑，长得眉清目秀，冬天住在我家。她怀揣一个蝈蝈葫芦，夜里叫得很好听，我很想要。第二天清早，母亲告诉她，小尼姑就把蝈蝈送给我了。抗日战争时，村庄附近，敌人安上了炮楼。一年春天，我从远处回来，不敢到家里去，绕到村边的场院小屋里。母亲听说了，高兴得不知给孩子什么好。家里有
3、一棵月季，父亲养了一春天，刚开了一朵大花，她折下就给我送去了。父亲很心痛，母亲笑着说：我说为什么这朵花，早也不开，晚也不开，今天忽然开了呢，因为我的儿子回来，它要先给我报个信儿!”一九五六年，我在天津，得了大病，要到外地去疗养。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当我走出屋来，她站在廊子里，对我说：“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 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我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 (选自孙犁散文选)哦, 你 是 我 的 父 亲 这惟一留下的瞬间记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亲，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连同你的一声叹息，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遍地咀嚼，温暖
4、着，又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失落的心！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想念你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安宁感。“那是我的父亲，父亲。”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但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
5、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间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并且永远在房中消失时，我才开始感到了你的分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却不敢开口。还是“新奶奶”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一定记得的悄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一种精神的威压，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从此，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考验终于临到我的头
6、上。1953年，刚满十四岁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14岁，就应该（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却遭到了拒绝，尽管当时我是全校老师、学生公认的“学习、品德兼优”的模范学生。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头”的屈辱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革命？！”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沉静、微笑着的你，与在我
7、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在一起？！在我这样的 14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我感到了挖心掏肺般的痛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个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来“说服”我；我知道，那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真诚与热情，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他总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然后突然沉默下来，用急切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样，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是过于沉重的精神的负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们愿意做
8、的事我的朋友当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我也正热心于作词，我们本是天然的合作者但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着他；他也呆望着我，似乎也怀着某种歉意。时间到了，他默默地站起来，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门口，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我真想恳求他不要再来，但第二天他仍然来了，在同一个时刻，一分也不差。呵，父亲，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振兴奔波，你当然不会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儿子承受了这样的精神折磨！但我却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了；多少次望着那曾经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我默默地想：要是父亲的形象也能像画像一样永远消失，要是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呵，我竟敢否认自己父亲的存在，我这罪孽深重的儿子！我
9、为自己的念头吓坏了从此，“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就成了我永远洗刷不清的罪名。我终于从北京流放到了贵州安顺，正是传说中的“夜郎国”的所在。在我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我从母亲那里要来的。但我从不敢翻出来，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种犯罪；但又始终保留着，我知道那是我们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不管看与不看，“他”存在着，这就足以给我的越来越孤寂的心以某种慰藉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点“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从我的箱底里翻出这张照片时，我再也逃脱不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面对着红卫兵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当时正盛行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逻辑，我也
10、为自己的“大胆”（解放后几十年，还保留着父亲的照片）吓蒙了。我惟有低头，认罪，忏悔，说不上真诚还是不真诚，只恨不得割断一切社会联系（因为每一个联系都是一种罪恶），还一个一无牵涉的“自己”。因此，当后来学校“革命师生”给我“平反”，将父亲的照片还给我时，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我才惊讶自己当时的平静。记得有一位学生提出了异议，他问我：“儿子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亲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奇怪：我已经心如死灰，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更不说父子之情但我很快就受到了惩罚：当我得知父亲1972年在台北悄然去世时，我才猛然省悟：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亲手烧毁了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的形象！呵，我这大逆不道的、罪恶深重的儿子。尽管70年代末，旅居美国的三哥归国，又带来了父亲的照片，我却再也不敢正视。我的眼前，永远晃动着那地狱般的图景：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噬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微笑，连同他对我的全部爱和期待！我仿佛又听见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