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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资料】小学语文四年级教案：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
2、、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
3、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
4、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
5、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通
6、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
7、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
8、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五、加工贯通。集体写
9、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
10、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
11、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
12、不可不读之书。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页码 / 总页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