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郡国并行对西汉经济发展的影响摘要：西汉前期统治者从吸取历史教训和治国角度出发，在综合前人的经验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而在这一系列的改革中，尤为不能忽视的是西汉前期所制定的郡国并行制，在放宽政策的同时，稳定了民心，并且对后世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关键字：西汉初期；郡国并行制；经济发展西汉的封国制来源于秦末楚汉相争时期，当时为了击败项羽，刘邦仿效项羽对手下猛将进行分封，刘邦称帝之后，一共分封了楚王韩信，梁王彭越等七个异姓诸侯王，西汉建立之后，由于考虑到异姓诸侯王拥兵自重威胁中央的因素，先后加以铲除，但是在铲除之后，刘邦主观认为秦朝覆灭是因为没有分封子弟为王，于是刘邦大封同姓子弟，最终形成了郡国两制并行的局面客观的说，这个制度为稀罕的繁荣昌盛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尽管有些人认为这种制度是历史的倒退，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刘邦实行该制度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巩固，正如黑格尔所说“一切现实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可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铲除异姓诸侯王的力量之后，民生凋敝，中央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完全的掌控与治理全国，分封同姓王并且赋予其一定的政治权力对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了中央的利益与集权统治，至于后来分封所导致的问题，与国力恢复，军事实力增长所导致的离心力增强是离不开的。
汉初大封同姓王的措施是当时经济所提出的必然要求，在十分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偏远地区进行有效的治理成为了当时十分严峻的问题，使农民安居乐业，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并且有效的恢复发展地方经济对当时的经济管理体制提出了非常巨大的挑战，汉高祖刘邦在吸取前朝经验的同时，并且接受臣下中肯的建议，着手推行了郡国并行制，汉初在39郡设立诸侯王统治，《通典·职官十三》中说：“汉兴，设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为王者，实古诸侯也，故谓之' 诸侯王'.王子封为侯者谓之'诸侯' ，群臣异姓以功封者谓之彻侯 汉初 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诸侯百有余人.”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是最高统治者，王国的政权机构和中央的政权机构也基本相同，正是因为如此，诸侯王在自己王国的经济权力也是十分的大，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之内也可征收多种赋税，《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说： 少者，小也，小故称少府王者以租税为公用，山泽陂池之税以供王之私用，可见诸侯王对于王国的一切税收都可以进行支配，除此之外，诸侯王还可以在不违反中央规定的情况下在本国内进行征发徭役等经济活动，当然王国也要对中央承担一定的贡赋可以说这种设置在扩大地方政权的同时更加有利于诸侯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各地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可以说各个诸侯国都是有自己特点，而这些特点又往往和历史与地理因素分不开，在这些有特点的经济区域的发展之下，足够的能动性为当地政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尤其是诸侯王在本国国内的治民和财政自主权，对于推进本地经济的主动性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史记·吴王濞列传》说：“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汉初王国的诸侯通过招抚和安置的方式，促进了王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产，史记里曾经记载淮南王为争夺更多的劳动人手，不惜对流民甚至逃犯皆赐予优厚待遇而且《淮南子》一书里也提出了要顺应自然，遵循客观规律的经济发展措施，在当时人口离散，经济凋敝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对当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为了提高自己王国内的竞争力，各王国对于当时的劳动生产力也是十分的重视因为当时服役的政策直接导致了中央郡县有很多人逃亡到诸侯王国去，这也直接导致了当时许多诸侯国的人口增长率超过了西汉前期的平均人口年增长率，由此可见，当时各诸侯国对于全国上下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同样的，分封诸侯国也有利于充分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并且因地制宜的发展生产，史记中记载齐国政府东有琅琊，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北有渤海，在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之下，诸侯国内充分的权力更加有利于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促进当地百姓的生产与发展，而后世出土的一些珍贵资源也足够说明了当时齐王对于当地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赵国的铁矿，长沙等国的水利之便，吴国的铜山铸钱，海盐富饶，都说明了当时各诸侯国依据自己的特点已发展出许多为后世惊叹的成就，而这些成就，在当时地方经济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以及发挥地方优势以及生产，并且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中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正是因为中央所创造出的良好条件，以及地方各国的因地制宜，所以各国迅速发展了自己的实力，以吴王刘濞为例子，可以说他在位时期的苦心经营在提高吴国的地位的同时也为他累积了大量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对于后来的七国之乱不可不说是重要的经济基础，试想，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作支持，又怎么有能力去发动内乱呢？同样的，齐国经济的发展也是十分的快，农业以及盐铁业的兴盛足以说明当时齐国的能力主父偃曾对武帝说： 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由此可知在当时的情况下，齐国的都城已发展成为力量雄厚的大城市，其繁荣程度甚至可以说是超过了当时的长安尽管是在当时经济力量相对薄弱的长沙国，马王堆出土的汉墓也证实了当时当地的令人惊叹的经济的发展，丰富的粮食瓜果品种，数量多件的保存完好的服饰以及漆器等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西汉前期经济的飞跃 各诸侯国上缴的钱粮使中央得到了迅速地恢复，综合能力也有了比较惊人的提高，“民遂乐业，至武帝之任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这种种景象与汉初刘邦时期“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的经济状况相比，实在是有了长足的发展，当真是天壤之别。
更何况，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有利于减轻中央财政负担并且稳定功臣和王室，简政放权，如果完全实行郡县制，会导致机构庞大，国家机器运作不协调，并且家中中央财政负担，这对于汉初缓解财政困难是十分不利的，而秦朝的高度集权体制，在调动地方的活力与积极性的方面是弊大于利的，通过部分的分封，既巩固了当时的政权，又有利于调动和发挥功臣和宗室的治国作用，加强地区经济的管理和开发，保持地方权力的平衡，在经济上是十分的有意义的可以说汉初在调整秦朝制度的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色，是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虽然郡国并行制在后来引起了统治者的危机，但是在西汉初期，封国制对于经济方面的发展以及影响是利大于弊的西汉前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比较快速的，当时诸侯王国占了西汉的大半土地，可以说各王国的发展对西汉的整体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作用有利有弊，但是在他们进行的有效措施中，我们看到了当时历史发展方向的可行性与必然性，也看到了经济规律的强大作用，在充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下，地方经济的发展充分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互相影响并且互相联结，而且在后世出土的一系列珍贵的资料中，我们也能充分的感受到前人令人惊叹的智慧与不屈的生命力，感受到巧夺天工的构思和对于美感的追求。
参考文献：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班固《汉书·高帝纪》王关成《郡国并行制是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西北大学出版班固《汉书·吴王刘濞传》班固《汉书·食货志上》司马迁《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司马迁《史记·平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