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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攻守战略泛说“攻、守”是战争时代的一对矛盾，于易经可表述为动或静，于做人可表述为进或退，于书法可表现为放与收，于团体可表述为扩张、收缩，对某一领域的占有、放弃等等。“攻、守”常常属战略层次上的决策，有时攸关成败、生死。很多情况下是“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有时瞬间互相转化。在错误的形势下，攻守易位，该攻时守，该守时攻，必然得到错误的结果；貌似正确的形势下，攻守对象搞错或攻守过度，也会一败涂地。古今中外，由于选择了错误的攻守策略一战而败的例子，举不胜举。如果说拿破仑滑铁卢的惨败、希特勒斯大林格勒的拐点是明显应该取“守”的形势下，由于贪欲过重、狂妄自大、头脑发热，做出了“攻”的决策所至；
2、那么，南宋赵构在岳飞屡战屡胜，正准备引诱金军全面出击，乘虚直捣金国国都的大好形势下，冤杀岳飞，采取“和议”的策略，就是在他私心的驱使下，应该采取“攻”的时候做出了“守”的错误决策。其实类似的例子，从中国浩繁的史料中能刨出很多。就先来说说三国志里的曹操和诸葛亮吧。“官渡之战”让曹操一战成名。战前，曹操兵不满一万，与他在官渡对峙的是刚刚收拾了公孙瓒，威震四海“众十余万”的袁绍集团，有这样的实力对比，曹操手下众将都认为如与之对抗，必败无疑，应采取守策为上（实际是跑）。可是曹操认为：“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3、”就是说：“袁绍为人，野心勃勃然而缺谋少智，外表严厉其实内心懦弱，心胸狭窄不容小错，但没有正真的威严，士兵人数众多却组织混乱，大将们骄纵而不能彻底执行政令，他的土地虽然广阔，粮食虽然丰盈，不过终成送给我的礼物罢了。”终于，凭着他的雄武勇略，加上善于用兵，在“白马之战”中，强渡急行、突斩颜良；冒险诈败、诱诛文丑，颜良文丑是当世名将，这大大动摇了袁绍集团的根基和军心。之后，又两次奇袭袁绍粮道，并且在第二次袭粮过程中，身冒矢石，奇计诱敌，击败袁绍五万卫送部队，擒斩了主将淳于琼，造成了袁绍军队的彻底绝望，最终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这就是曹操的胆略，清晰正确地估计双方实力，谦虚明断地纳谏，采取了以弱攻
4、强的战略，并随机应变，必要时甘冒牺牲风险，坚决贯彻，最终取得胜利。袁绍在战后被气成“对穿肠”呕血而亡，几个儿子也不怎么成器，最终，称雄当时中国长江以北的最大势力，由袁绍一方变为曹公一方。那么有人会问，袁绍兵强马壮，采取攻势，应该是正确的决策，为何还会失败？其实，袁绍在战争过程中主意游移不定，并没有正真发现双方成败的要害，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建安五年，在曹操忙于攻打突然背叛他的刘备时，袁绍的谋士田丰曾劝他乘虚捣了曹操的老巢，说：“绍哥，动手吧！”他却说：“No！我的baby感冒了，不想用兵。”据三国志载：“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遇到了这么难得的进攻机遇，却仅仅
5、因为小孩子生点病而错失它，可惜啊！”这就是该攻的时候不攻；在听说颜良文丑被杀后，谋士沮授对他说：“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我军数量虽多，然而士兵作战勇敢不如曹操的；曹操粮食很少，并且后勤保障远远不如我军。所以，明显曹操急于决战，而我军应该坚守，放长线，钓大鱼，拖垮他。”这又是一个攻守战略的决策关头，可惜袁绍并没有听进去。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说的攻守策论，显示出他过人的战略眼光，在当时的情形下，连吴抗曹，谋荆州，图益州，征服蜀越，最后达到三分占其一的英明论断，的确是一条知己知彼，攻守皆适的千古良策，后来证明，它确实是三国蜀汉政
6、权，乃至三国鼎立局面的催生剂。据三国演义说，刘备听完了，就此认定诸葛亮是依靠，哭着说：“先生不出，如苍生何！”“老师您要还是不出山，继续躬耕，那么全天下的老百姓（也包括俺刘皇叔）该咋办呢？”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被描绘成是半神半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但是，三国志中的诸葛亮，并没有那么完美，也不知是那本书说得对。总之，诸葛亮的失误在于：在蜀汉成立后，蜀国与吴国已经强弱异势，吴国失去荆州，实力上略逊蜀国，这时，他没能劝刘备及时调整战略，适时转换攻守对象，而是机械地执行连吴抗曹策略。连吴连得连关、张、刘都直接或间接地被具有耐心和韬略的孙权干掉后，还继续连。当时曹魏政通人和、功臣不
7、老、人才辈出，无论在地域、人力、经济、人才各方面远远强于蜀汉。虽有“不正统”一说，但是毕竟汉献帝还在位，曹操也只是当个丞相，舆论上蜀汉也算不上占优势。而实际上孙权谋袭荆州前后，三国形势已变为吴、魏联合对蜀，或者说吴国在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游移策略。这种形势下,他却在蜀国连遭散失荆州、秭归之败等重创后，内部主上不明，名将日凋，国土褊狭，兵源不足的情况下，固执地频频向强大的魏国发起进攻，最后损兵折将，耗材费货、积劳而亡，而无尺寸之功。并且直接促成了此后“三国蜀先亡”的史实。陈寿评价说：“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是很妥帖的。（当然他代表了近于完美的古代儒士的人格，以及他和刘、关、张四人代表的千秋大义是
8、不容撼动的，这里暂不去表述。）近代也有一个大家极为熟知的失败例子，就是蒋介石。据史载，在30年代初的时候，他把攻守对象搞错了，当时如果把对中共苏区的进攻改为防守，而对进驻东北并已剑指华北的日军采取进攻的策略，估计中国形势会大变。一方面，当时的中共会立即主动与之合作，联合抗日，另一方面，对于当时未真正归属他的地方军阀们，如要调动他们的军队打“日本鬼子”，谁敢说个不字？（这在“西安事变”后的史实中得以证实，“台儿庄”战役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最重要的是，他会得到东北、华北及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拥戴。然而，他却把苏区作为进攻对象，又想在进攻苏区的过程中处心积虑地削弱地方军阀，对日本却“攘外必先安内”、节
9、节防御、态度暧昧，搞得里外不是人。“西安事变”后，变成被迫抗日，搞得非常被动。最后他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民心。可见攻守策略之重要，“千古风流人物”们运用得当则功成名就，泽被子孙，说不定还能功在千秋；运用不妥则身败名裂，为他人做嫁衣。其关键在于决策者的胸怀、德行和智慧。一些风云人物，心胸宏大、无私为民、眼观透彻、虚心下士，收放舒展，进退自如地运用攻守策略，终成伟业，造福百姓；而另一些，或因器局才力所限，或因私心贪欲过重，没能很好地掌握住当时手中决策的权杖，最终遗憾终身或遗臭万年。汉武帝刘彻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功者的例子，他在位的最大功绩就是巩固汉朝的中央集权这是他对西汉王朝的贡献；攻击匈奴，深入大漠，
10、封狼居胥山，打得匈奴由强变弱，这是对中原文明的贡献。就这样，他还是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民力、财力使用过度。但是他还是意识到了，不叫他儿子继续执行“攻”策（实际是霍光，当时汉昭帝还年幼，由霍光辅政），在老百姓暂未揭竿而起之前，经霍光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逐步走向安定。秦朝就没能及时勒住“扩张”这匹野马的缰绳，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继续执行他父亲的策略，而他这样做的出发点，并不像秦始皇是雄才大略，而是私心。史记载，他认为：“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做老大就是要尽力满足个人欲望，要尽量地high,立法
11、律就是叫大家不敢反对，谁敢提意见就咔嚓。像舜和禹那样整日辛苦，把自己献给老百姓，我才不去学他们呢。”结果是秦朝十分短命。其实秦始皇早就感到了匈奴的强大难驯，他修筑长城，布置重兵戍边，都是积极准备对匈奴用武。陈胜吴广起义，史记说：“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几百乌合之众，振臂一呼，手里没有正规武器，不过是些农具木棍，他们所到之处，所有百姓都会奉献食物，得以纵横天下。”这主要是由于秦朝滥用民力过度，不得人心造成的。同时，也证明了其精锐大部队都驻扎在对匈奴边的境上，后来的史实证明秦军是很有战斗力的，要不是秦二世弱智，赵高奸佞不容人，致使大将章邯反水，
12、项羽的军队与秦军胜负难料。当然如果秦始皇不死得那么突然，如果大将蒙恬不死，如果其大儿子扶苏继位，秦国改为休息政策可是历史没有“如果”。秦朝灭亡以后，中原战乱，匈奴借机发展壮大，到西汉统一时，其疆域要远远小于秦朝时代的，匈奴当时之强，就连极善用兵、自称“乃翁天下马上得”的刘邦，也在汉初被其打败并围困过。汉武帝以前，西汉对匈奴一直采取忍让、绥靖政策，但匈奴一直不能大规模南下，除了惧怕深入中原不是汉军的对手外，谁又敢说当时秦长城没在其中起了重要的防御作用呢？其实西汉很多制度也是沿袭了秦朝的。可见秦始皇对匈奴的进攻策略是正确的，但整个王朝扩张过度，压力和损耗超过了国内的承受能力，导致过早灭亡。历史上还
13、有个扩张过度的例子，就是隋炀帝，他面临的情况和秦始皇很相似，经过数百年的南北朝大散乱，汉化了不少北方游牧民族的中原地区，刚刚统一、战疮未平，又面临着北方新兴的突厥部族的威胁，于是他也修筑长城。但是，当时的中原，已远不如秦朝刚刚统一六国那时富庶，许多地方近于不毛之地。于是，他又不得不开挖大运河，准备将长江流域南方的物资快捷地运抵中原，再加上在皇室宫殿建设上，爱面子，讲排场，最终滥用民力、财力过度，造成赤眉军、瓦岗军等农民军揭竿而起，后被唐朝替代。有趣的是，唐朝很多制度沿袭的是隋制，唐朝经济的一度空前繁荣也和隋朝开挖的运河大有关系。有人说，历史是由千千万万小人物创造的。在古代，这句话表面很难令人相信。那时的小人物很少有决策的机会，即使有，也是最多能决定今年是种粟还是种禾，是养豕还是养雁等等这类鸡毛蒜皮的事；但是，这句话也有它的道理。在古代，一旦大人物把小老百姓逼到非要在是选择“老子革命了”、还是选择“死于苛政”两者之间做出决策的时候，大人物也就离彻底散失其手中决策权的那天不远了。当然，如果小人物们能够像杨升庵词里写的：“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那样优哉游哉的生活，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宁可不去参与决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