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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鴉片的現代性壓抑：包含排除與壓抑的試解黃宏昭，東海大學社會系版權所有 文化研究月报 第五十期 2005年9月25日一、從壓抑思考鴉片波特萊爾、班雅明筆下的城市建築、遺跡、咖啡館、拱廊街、林蔭大道、商品展覽館以及像偵探般穿梭於城市迷宮和人群中的漫遊者(flaneur)，構作出十九世紀巴黎的現代性意象；帶出一種偶然、新奇、震驚、轉瞬即逝、斷裂不連續的現代性體驗。同樣是十九世紀，中國的意象卻可能是：鴉片鬼、煙館、煙榻、迷濛的煙霧所構築出鴉片帝國景象。就像馬克吐溫筆下美國西部小鎮唐人街的鴉片煙館，在每個邋遢，像黑洞般的小破屋裡，燃香的味道淡淡飄出。屋裡黝暗一片，但仍可見二、三個面色蠟黃、拖著長辮的無賴
2、，蜷曲在矮床上，一動不動的抽著鴉片。極度的滿足，兩眼無神（引自周寧，2004: 205）；狄更斯的小說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1870)，也對中國鴉片煙館有如此描繪，像吸血鬼、寄生蟲式的東方人，五六人橫躺在煙館床上，時睡時抽，像一窩睡鼠（Milligan，1995: 8788。引自周寧，2004: 208）。馬克吐溫、狄更斯筆下的中國煙館，典型是西方對中國的鴉片想像，其中夾雜著東方中國的黑暗、野蠻、殘忍、墮落、病態、愚眛、麻木、懦弱、衰敗等構建。既是西方透過鴉片對中國的想像建構，也是西方在文明秩序上對中國的壓抑和排除，確立常態文明和病態文明的區劃。這種透過物質的想
3、像和壓抑，還可以在留辮子、裹小腳的意象上看到，這三者成為中國的文化壓抑上的象徵。雖然上面的描述構成了十九世紀巴黎與中國意象上的有趣對比：閒蕩的漫遊者斜躺煙榻的鴉片鬼；明亮的林蔭大道陰沉的鴉片店街；窗明几淨的咖啡座煙霧裊繞的鴉片館。但我們並不是要以巴黎的現代性經驗為尺度衡量中國，我們只是不免好奇，同樣都是具鮮明特性的人物形象和空間意象，同樣都是某種時代經驗的體現，鴉片對中國而言，究竟透露出什麼樣的獨特遭遇？開展出什麼樣的現代性經驗？思索這個問題，通常會以鴉片戰爭為起始點，因為鴉片戰爭迫使中國對西方開放，帶進了西方的現代性，也種下一連串國家衰敗的恥辱經驗和隨之而來的器物、政體、科學、心態、思想甚至
4、國民性的改造和啟蒙運動。對中國而言遭遇的是西方現代性強力介入的經驗，在挫敗、失落、悲痛之餘，又夾雜著陌生、新奇、訝異，同時也開啟了想像中國之外的可能以及生存境遇、心態結構斷裂和型變的現代性經驗。這一歷史事件雖是重要的轉折點，但我們仍有必要跳出鴉片戰爭的框架和論述，從鴉片出發看問題。儘管鴉片點燃鴉片戰爭，但鴉片總像是鴉片戰爭的影子，伴隨著鴉片戰爭的國家民族的大敘述被討論，成為創傷恥辱的標誌，鴉片的使用文化和生活方式似乎成為無足輕重、邊緣的小敘述。我們不能忽視鴉片曾經是中國普遍的日常生活經驗，涉及飲食習慣、醫藥治療、器物開發、消費文化、社交往來等現代性經驗。然而，鴉片總是被壓抑，被排除，最後形成負
5、面、陰暗的壓抑性格，就像我們所看到鴉片的刻板意象一樣，黑暗、迷濛、僵滯、陰沉、黯寂。或許可以說，中國與西方遭遇的現代性經驗擠兌出鴉片的現代性壓抑，既被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壓制、驅逐成為被壓抑的現代性，也內塑成自我壓抑、不可張揚、無可訴說的現代性。這使得鴉片處於一種模糊曖昧的狀態，不斷被禁制，又不斷生產；不斷生產，又不斷被禁制。既深植於日常生活，又從日常生活中排除；鴉片的被壓抑經驗交纏為難以捕捉界定的詭態(grotesque)，就像現代性具有與其自身對立的兩面性或曖昧矛盾性(ambivalence)一樣，這也正是本文發想的起點。鴉片或鴉片戰爭論述下的鴉片被談了許多，卻也遺漏了不少，遺漏的可能是最切身
6、、最具體的日常生活的現代性體驗或鴉片文化，幾世紀之久的鴉片經驗又留下什麼樣的文明或消費文化，除了跟賭、娼聯在一起（上海市文史館編，1988）外，還有什麼值得觀察的結晶？本文認為，壓抑可能是鴉片在歷史場景裡淡入淡出什麼的切換機制，以及鴉片經驗的構成要素。壓抑的問題涉及到禁制、罪化、病態化，以及讓什麼東西模糊或消失，自身又生產什麼，內塑成什麼。本文的問題意識從壓制壓抑出發，思考鴉片在病態修辭下可能忽略的一些面向，本文的發問：（一）鴉片如何成為一種病態的修辭。正是這種病態修辭成為鴉片的主流論述，既界定了鴉片發問走向，也壓制了鴉片多重可能和幽微細緻的生活歷程，致使鴉片展現出某種壓抑的特色；（二）在壓制
7、禁制論述不斷的生產和運作下，為什麼鴉片越禁越多，又產生什麼效應？雖然有來自國家經濟理性和財稅算計的解釋，本文則透過這一禁制中的包含與排除現象，說明包含式的排除與排除式的包含的運作以及形成的生產性的壓制和壓制性的生產現象，這也造成了鴉片普及化、深植於日常生活意識以及鴉片禁之不可能的效應，同時也構成鴉片的壓抑性；（三）從上述的討論切入鴉片的壓抑性格，在壓制與排除效應下，試著提出非常態、內捲/內爆、頹廢、解脫做為鴉片遭遇現代性的回應方式、曖昧狀態以及獨特性經驗的構成。壓抑的思考試圖釋放鴉片的各種可能面向，並做為追蹤鴉片日常生活經驗或鴉片文化形成的起點，從壓抑、禁制、排除面而不是常態規範正確面挖掘鴉片
8、日常生活的碎片和意象。這篇文章以社會學的思考和論述方式先處理壓抑的問題，做為鴉片開展出什麼現代經驗或消費文明的前言，至於後一論題的申論只有做為另一篇文章的討論範圍。二、病態修辭下的排除鴉片戰爭的歷史效應取代了鴉片的物質效應，致使鴉片在病態的修辭下構造出一套自己無法訴說的敘事，鴉片乃成為一種病態的修辭，與不正常、邪惡、衰亡、怯弱相連。做為一種物，鴉片的使用價值在歷史流變，文明進程中，不斷遭到改寫定義，不斷在社會文化和政經網絡的交織中，編造出各式複雜的價值意義和道德評判。從純粹觀賞的罌粟花卉，到淬取成為鴉片做為食用的料理、醫療的藥品以至令人沉醉狂喜的毒品。鴉片特殊的物質性和社會生命歷程，透露不斷遭
9、到排除、壓抑、禁制、邪惡化的過程，由此也幽微的嗅到鴉片在文化或文明進程中獨特的曖昧矛盾性(ambivalence)，特別是鴉片的中國經驗和歷史命運，它既是一世紀日常生活的普遍經驗，也是一世紀屈辱的民族創傷經驗；它既從未撕下身上非法的標籤，遭禁懲治，也未曾止息的根生蔓延，構築出鴉片帝國的形象；它既將西方現代性轉譯到中國，也透過與西方遭遇後加速中國文明崩解的後果，而滲漏出現代性的陰暗面，自身也遭到現代性的壓抑。這種壓抑有別於西方的鴉片經驗，可以告白、可以頌揚、可以追慕效法、可以成為文化想像和藝術書寫1，中國的鴉片經驗幾乎是不可言說、沉默、空白，它只是在龐大的國家和民族符號底下，在政經命脈和文明存續
10、的思考軸線下，不斷被說、被代言、被呈現和被生產。亦即一套無法訴說甚至不屬於自己的鴉片故事。這套病態修辭由鴉片的國家論述、種族論述、帝國殖民論述、身體醫療論述所架構出的鴉片做為歷史不正確或錯誤的敘述基調，它排除了鴉片可能的社會生活論述、文化創造論述。我們只要檢視歷史文獻和相關的研究論著不難發現這一顯著現象。Baumler在回顧中外鴉片的研究中即指出，中國的鴉片研究側重於國家建立、革命敘事、帝國殖民、禁煙反毒運動，在西方反倒還有一些關於鴉片社會生活、鴉片消費的研究2（Baumler，2004）。一部重要的歷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齊思和等，），基本上以經濟侵略，外交關係，禁煙運動等為主軸；另一套鴉片戰
11、爭文學集，則以近代抵禦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近代反侵略文學為基調，表達當時人民的愛國情操、英國侵略者的野心、清政府的屈膝媚外，出賣人民（阿英，1982：12）。類似題材的史料、文學表達不再少數。此外，McMahon指出，具文化涵養的鴉片吸食者，很少在出版物洩漏自己的身份(2002: 106)，亦即，他們很少公開書寫、表達他們吸煙的身份甚至經驗（張昌甲的煙話是少數的例外）。這是個有趣問題，晚清以至民國時期，不少文人名士吸食鴉片，我們卻很少見到這些人的經驗自述，更不用說像狄昆西、柯立茲那樣的自我告白，並大談其服用鴉片與文學創作之關係。這原因有可能是，鴉片是一種禁制、被排除、被詛咒之物，所以吸食者本身也
12、排除了鴉片公開現身的可能；另一個可能是文類的問題，亦即雖然中國書寫傳統中有不少日記、筆記、家書等作品，但可能少有個人私密經驗式的自白、告白或懺悔的習慣。當然，有可能兩個原因都是，這有待進一步追蹤。McMahon還指出，在十九世紀早期的中國小說，基本上看不到關於抽鴉片的描述，因為當時中國還未澈底的腐敗衰頹，到了晚清則是一大轉變，描述鴉片多了，但作者仍帶著道德批評的調子(2002: 143)。這說明鴉片依隨著國家民族的框架出現，即被呈現也遭排斥譴責（關於這點本文第三節有所分析）。再者，在這類修辭、敘事壓抑下，究竟伴隨天朝崩潰、文明崩解，影響中國一世紀之遠的鴉片，其使用的個別經驗、集體經驗是什麼？蔓
13、生於日常生活中的鴉片又歷經什麼樣的社會生命，形成什麼樣的鴉片文化？而消費做為一種現代性經驗或開展，鴉片的各種消費經驗和面貌，為何消費、如何消費、誰在消費、消費的習性、消費的美學風格、器物空間的文明化，使用價值的轉化關鍵，幾乎也成消費現代性或消費文化論題的模糊地帶。這一方面涉及鴉片做為物的生命史的轉變，鴉片經歷不同使用階段，不同社會結構和文化型態，會創造各自不同的使用價值和象徵價值。從花卉（唐宋有詠罌粟花之詩，並列入花譜，觀賞之用）、食品（宋時已有人以罌粟花為食材及食補）、藥品（宋代已用罌粟為藥品，明代更為普遍）到毒品；或從藥品（明代開始有鴉片用語，且知罌粟提煉鴉片之法）、奢侈品到大眾消費品，鴉
14、片進入社會對日常生活、文化、經濟帶來什麼影響，又如何被對待和處理，對待的方式造成什麼效應。Mintz分析糖引入英國後，如何從王公貴族享用的奢侈品到一般大眾消費品或日用必需品的過程，以及對英國飲食習慣與消費結構造成的改變，同時又如何影響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形成（1985）。因此，糖不僅是經濟物品，更形成消費文化，改變社會習慣。同樣的，當鴉片使用價值改變成為日常消費品時，卻成為為害甚深的毒品，也背上禍國殃民的罪名。這樣的轉變還觸及吸食方式的改變，西方人服食鴉片，中國則是吸食，由於吸食方式的引入致使鴉片在中國由藥品一變而成毒品（吸食法大約在康熙年間由荷蘭、印尼傳到台灣，再由台灣傳入福建廣東沿海。起初是
15、煙草和鴉片混著吸，後來則單吸鴉片膏。龔纓晏，1999: 100118；相關史料文獻可見黃叔璥、朱仕玠、朱景英；另外，彭養甌的黑籍冤魂以小說的方式，交待了吸煙方式的歷程）。這一使用方式關鍵性的改變重新定義了鴉片的文化意義與生活行為，以及它如何被對待處理，亦即，如何遭到壓制和排除。再者，鴉片吸法的引入，雖只是一個器物用法的改變，除了重新界定鴉片的身份外，它還可能造成吸食/服食之間感官經驗的差異，以及中西使用行為的不同。例如西方透過服食，因此只能是個人行為，獨自為之；中國的透過吸食，除了可以獨享外，更普遍的是橫臥煙榻，傳筒對吹，鴉片乃構成社交行為。這說明物質、器物在歷史文化舞台上的關鍵的角色，器物文
16、明更表現在鴉片煙具的精緻考究宛如藝術品，展現出高度的物質文化和美學鑑賞。如煙槍如洞蕭，煙燈以銅為蓋，玻璃為罩（雷晉蓉城閒話）。煙桿即相當精緻，有象牙嵌寶石、銀質描絲、白玉、翡翠、珍珠、紫砂等材質（國立歷史博物館，2004）。由此看出物質文明和消費文化可是鴉片生命豐富的一面，但這一面向在病態修辭下是相當淡出的。不過近來已有學者注意到鴉片社會生活史這一模糊的軸線，如Zheng(2003)的研究。Zheng將鴉片社會生活分為五期，基本上仍是藥品，奢侈品到消費品或消遣娛樂品的軸線，試圖捕捉鴉片被壓抑的日常生活和消費面向。不過Zheng太過聚焦於鴉片與性/春藥/娼妓的關聯，恐放大鴉片做為春藥的重要性。張昌甲煙話對此有一說法，吸鴉片或許剛開始與狎妓有關，但吸食之後就對女色全然無趣。但Zheng的研究無疑開啟鴉片被壓制的一面。另一個排除壓抑的面向，則來自身體醫療論述。林滿紅指出，1874年之前，中國對鴉片的態度以財政安穩為主，之後才逐漸出現鴉片毒害身體健康的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