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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的牢笼及其突围詹姆逊的形式主义美学思想解读杨向荣【专题名称】文艺理论【专 题 号】J1【复印期号】2011年06期【原文出处】文学评论丛刊(南京)2011年1期第815页【英文标题】The Prison of Language and Its Breakthrough: A Reading of Jamesons Formalist Aesthetics【作者简介】杨向荣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关 键 词】EEUU8530906“语言的牢笼”这个概念源于詹姆逊于1972年出版的语言的牢笼一书。在此书中，詹姆逊认为，英美哲学忽视了欧陆哲学在语言学方向上的新思考，因而也就失去了考察和分析问题的
2、新视角与新方法。詹姆逊指出：“强调意义抑或强调语言？诉诸逻辑学说还是诉诸语言学？这两项关键性的重大的选择构成了当今英国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的巨大的差异，也构成了分析语言学派或普通语言和几乎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之间的悬殊区别。”在他看来，“以语言为模式、按语言学的逻辑把一切从头再思考一遍，奇怪的倒是过去不曾有人想到这样做过，因为在构成意识和社会生活的所有因素中，语言显然在本体意义上享有某种无与伦比的优先地位，尽管其性质尚待确定。”基于此，詹姆逊对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与法国结构主义在语言学方面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和批评性的思考，并指出：人类应该冲出语言的牢笼，构建一种新的，真正能将形式
3、与内容、能指与所指结合起来的阐释学和语符学。一詹姆逊提出“语言的牢笼”命题，这与西方思想史上的“语言学转向”事件有着密切关联。西方哲学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范式转换，第一次转向是“认识论的转向”，以笛卡儿的哲学理论为基石，标志着欧洲传统的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的转向；第二次转向是“语言学转向”，以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哲学理论以及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石，标志着认识论哲学向语言论哲学的转向。“认识论转向”是西方思想史，尤其是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它将欧洲传统哲学的根本问题“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转变为“人的认识怎么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而“语言学转向”可以说是承接笛卡儿所开创的“认识论转向
4、”，由于这一转换，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的人文科学的基础遭到了严重怀疑，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传统哲学中，哲学家们都是将语言当作认识世界的一种“表征”或“再现”的工具。在传统哲学的理论域中，语言是对世界的“再现”，它忠实而可靠，它是意义的载体，它在主体与世界之间透明而忠实地反映出原样。而“语言学转向”发生后，人们发现，人文科学的认识和思想归根结底要靠语言才能传达，哲学的根本问题既不是探究对象世界的本质，也不是追问主体本身的认识能力，而是探究语言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转变意味着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与人文科学的语言论的分道扬镳。对此，历史哲学家伊格尔斯指出：“语言学转向”的核心命意在于承认语
5、言或话语对于构成社会的重要性。语言被看成是社会和文化决定因素的社会结构，而社会也被理解成为一种用语言和话语交往的文化产物。因此，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生的最深刻、最激进的哲学范式的转换。“语言学转向”是西方现代哲学方法论上的伟大革命，但语言学转向不仅仅发生在哲学领域，它同时也发生在语言学领域，它与西方现代语言学，特别是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语言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促成这一转向的索绪尔认为，传统语言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不同语言的差异以及形成差异的社会根源，但是这种研究视角并没有抓住语言的本质和揭示语言学的内在规律，因此，应致力于创立一门属于语言学的独立学科。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
6、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唯一而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并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在他看来，现代语言学是一种共时语言学，研究对象是“同一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我以为，索绪尔对语言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提供了两方面的理论支撑：一是把语言和言语加以区分，强调语言学研究的任务不在于个体的语言，即言语，而在于所有言语行为者都必须共享的规则和系统，即语言；第二，把语言看成一个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符号系统，认为语言的音义结合、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结合并不是天生注定的，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社会交际而约定俗成的。也就是说，在索绪尔的理论域中，词的语音和语义并没
7、有必然的联系，某一个意义不一定非得用某种声音代表不可，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从某个语言的生理或物理特性看不出它要与某个概念和意义结合成语言符号的征兆。可见，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理论可谓西方语言学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所提出的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语言观，使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由言语转向语言，研究方法由历时转向共时，这不仅实现了现代语言学由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的革命性转型，而且他的理论与分析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对传统语言观的颠覆走到了一起，共同促进了“语言学转向”的最终完成。应当说，索绪尔的贡献为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命题提供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撑，在语言的牢笼一书中，詹姆逊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学
8、理论不仅是对传统语言学的某些教条的突破，而且也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索绪尔的创新就在于他坚持认为语言是一个有系统的整体，任何时刻都是完整的，不管其内部在片刻之前发生过什么变化。这就是说，索绪尔提出的时间模式是一个一系列完整的系统顺时相继出现的模式，也就是说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永远是此时此刻的存在，每一时刻都存在着产生意义的一切可能。”在詹姆逊看来，这种视语言为系统或整体的见解正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前提，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资源为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同时，詹姆逊指出：“把共时和历时加以区分这一举动是索绪尔的理论首先能够成立的唯一的基础。毫无疑问，这一区分是不顾历史
9、的，也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因为它的基点是一种纯粹的对立，是一对永远不可能以任何形式调和在一起的绝对的对立面。然而，我们一旦承认它是一个新起点，一旦进入到共时系统本身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那里的情况大不相同。”在詹姆逊看来，从语言的共时性结构出发来考察语言，这是索绪尔的伟大创新，虽然如此，但他也不赞成索绪尔把共时性和历时性简单地分割开来、对立起来，“尽管索绪尔的理论中暗含的历时模式、突变的理论，能够对历史变化做出复杂的和有启发性的生动解释，但最终还是不能解决把历时和共时在同一个系统中重新结合起来这一根本问题”。基于此，詹姆逊坚持主张应当把共时性和历时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在评析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之后，詹
10、姆逊随之对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展开了剖析。在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体系中，“陌生化”强调了文学特殊性中的感受性。文学艺术的魅力不在于它所表现的对象，而在于它如何去表现对象，文学艺术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现实生活的模仿与再现，而是对生活的变形。在艺术家眼中，“文本与客观世界之间，艺术与生活之间，存在着一道裂缝，不可在它们之间画上等号，亦即他们之间不存在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也就是说，生活在文学艺术中的陌生化呈现，总是展现为一种新奇的、与日常现实完全不同的面貌。在陌生化的文本中，“文本与现实、话语与真实、叙述与历史并不是透明性的镜式关系”，文本的叙述不仅有它独立的自主性，而且反过来还对我们所看
11、到的现实具有“虚构”和“建构”作用。基于此，艺术的目的是提供感觉对象而不是提供知觉对象。文学艺术不在于让人理解事物，而在于让人们感觉事物。在艺术欣赏中，通过艺术加工直接进入人们审美视域中的不应当是客体的内容及其意义，而应当是直接呈现在审美主体视觉面前的客体“视象”，即客体的形式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在形式主义者眼中，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他们所关注的重点，而主张文学艺术应当反映社会生活本质，揭示生活的微言大义的传统文论观已被他们所抛弃。詹姆逊指出，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概念是一条心理法则。“艺术就是一种恢复有意识的体验的方法，一种打破迟钝机械的行为习惯的方法，使我们得以在这个存在着清新与恐惧的世
12、界上获得新生。陌生化这个新概念并不意在说明任何已变成习惯并有待更新的感知的特性。它对文学批评的独特用处在于，它描述了适用于所有文学的一种过程，却绝不暗示一种特殊的文学成分（如隐喻）某个特殊的文学类型优于其他文学成分或类型。”詹姆逊援引什克洛夫斯基关于托尔斯泰日记中打扫房间的事例对之进行了阐释，认为“在这种情形之下，艺术就是一种恢复有意识的体验的方法，一种打破迟钝机械的行为习惯（捷克形式主义者后来称之为自动化行为）的方法，使我们得以在这个存在着清新与恐惧的世界中获得新生”。在詹姆逊的语境中，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心理机制仅仅只是一种涉及形式的心理因素。“这里暗含的这些纯心理规则和形式主义者所批
13、评的波杰布尼亚的那些心理规则（艺术即隐喻，隐喻即能量储存）其实是不同的，因后者有内容，而什克洛夫斯基取而代之的那种新的心理机制只涉及形式。陌生化这个新概念并不意在说明任何已变成习惯并有待更新的感知的特性。它对文学批评的独特用处在于，它描述了适用于所有文学的一种过程，却绝不暗示一种特殊的文学成分（如隐喻）或某个特殊的文学类型优于其他文学成分或类型。”(11)基于此，詹姆逊认为，作为一个纯粹的形式概念，“陌生化”为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提供了基石，显现了俄国形式主义理论诉求的创新性。在语言的牢笼中，詹姆逊还对法国结构主义进行了分析。他批判了美国学术界对结构主义所采取的意识形态式的冷漠态度：“我个人认为，
14、对结构主义的真正的批语需要我们钻进去对它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以便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较为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12)詹姆逊认为，与俄国的形式主义一样，法国的结构主义也滥觞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然而，它们在方法上存在着差别：“形式主义者最终关心的是如何以整个文学系统（语言）为背景来区别看待每一部艺术作品（言语），而结构主义则将作为语言的部分表现形式的个别单位重新融入语言，以描述整个符号系统的结构为己任。”(13)结构主义把马克思所说的整个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和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语言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作为一种方法，结构主义也许是人们为了建立一种（类似语言的）
15、模式理论所作的最早的不懈和自觉的尝试之一，其前提是一切自觉的思维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模式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并且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是由该模式决定的”(14)。结构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整个符号系统和它所意味的对象是同构的或者完全一致的。但詹姆逊认为，我们对这个基本假定可能存在的问题却缺乏深入的反思。二如何才能实现詹姆逊所言的“语言的突围”？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功能性特征便浮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而这，我们仍可以基于形式主义的理论视域而展开探讨。在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主张中，语言被分为两大类：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最早进行这一区分的是雅库宾斯基。他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下说话人使用语言表现的不同目的来对语
16、言现象进行归类。如果他使用它是出于交流的纯实用目的，那就涉及实用语言（言语思维）体系，这里，语言表现（语音、语素等）并没有独立价值，它们只是一种交流手段。然而，我们仍可以考虑到其他语言体系（它们是确实存在的），在那里，实用的目的退居次要地位（虽然并未全然消失），语言表现获得一种独立价值。”(15)对雅库宾斯基来说，日常语言没有独立价值，只能依附于交际过程，是交际的工具，其价值是外在的、“他性”的。诗歌语言则能在自身找到证明其价值的合理性，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它是自主的或者说是有自在目的的。语言的两种不同价值意味着两种与世界的不同关系，两种不同的语言特性。日常语言有赖于交际，交际一旦成功，它就退出这一过程不再为人们所注意，这就是所谓的“得意忘言”。同时，由于交际过程本身的不可复现性，因此日常语言的具体传意活动也具有单一性和不可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