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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中谈论中国文化是一个相当令人痛苦的话题，这种痛苦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问题本身所表现出的复杂性早已远远超出几乎所有学术先驱者们最大胆的猜想，所有那些曾经貌似有价值的讨论和一度简洁优美令人信服的论说都逐步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原有的说服力，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种每况愈下的趋势并无逆转的可能；另一方面是这个话题也难免会牵动我们的某些感情，从坏的角度讲，面对百余年的“丧权辱国”的近现代史，恐怕没有哪个中国人能真正做到无动于衷，而从好的角度讲，将延绵数千年的封建制度中可能包含的“灿烂文明”均化作“一团漆黑”，这等见解作为一种短暂的、轻率的甚至意识形态化的态度显然不会有持续的生命力。据说
2、，关于文化的定义至今已有数百种之多，虽然我们更愿意将它视作一套某一时段内覆盖某一社会诸方面的综合符号体系，中国文化的形象并不那么清晰，百年来我们获得的成绩只怕不大，真实的答案可能不仅是在民族自大狂和历史虚无主义之间寻找平衡那么简单，现在，寻求对于自身历史和文化的有效力的解释，仍然是一种严肃的、不能推卸的责任。孔孟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即真正爱好它的人，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关于学习的方法。孔孟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
3、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关于学习的内容。孔孟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要用四种东西作为自己的学习纲要，这就是“文，行，忠，信”，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四项内容对于自己和别人都具有重要意义。课文的几则语录，体现论语的文学特点。首先，它们全是用当时的规范口语写成的，明白如话。其次，语言自然流畅，简约朴实，不事雕琢，不求辞采，却能表达出深刻的道理
4、。再次，它们有一种从容不迫、多方启发的风格，体现出所谓“文如其人”的文章规律，使读者如同亲眼目睹“循循善诱”的师长。最后，论语偶尔也有生动的比喻，使读者耳目一新。孟子也属语录体。孟子善于论辩，孟子的比喻，有故事，有情节。课文中“弈秋诲人”的故事，就是一例。这种故事往往成了寓言。这样的寓言是为了说理，为了辩论。孟子的寓言，多有民间故事色彩。孟子里许多寓言至今仍然家喻户晓，如“五十步笑百步”、“揠苗助长”等。一直以来，总自认为不属乐观人，当属悲观派，今读贺麟先生的乐观与悲观，才发现自己的肤浅。 首先， 必须说明，乐观也好，悲观也好，都是个人的主观感受，与客观事实有出入，即不是对现实的客观反照，因此
5、两者都是不好的， 最好的做法，应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是因为人有感情，是感性的动物，所以必须带上主观色彩，根本就做不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其次，乐观是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从主观上轻蔑痛苦，超越悲哀的态度。乐观的根本在于爱或仁爱，即同情心，恻隐心。所以我们才有“助人为乐”“仁者无敌”之说。但大多数人的乐观是肤浅轻易的乐观，人们往往忽视现实，把问题看得太容易，把未来想得太美好，懒惰，懈怠，恬嬉自满。于是就有了“不知者妄为”“无知者无畏”“胆大妄为”等词。可见乐观不同于“无知”或“盲从”。 悲观乃是对众人目前认为快乐的事情，与其将来的前途怀隐忧，感痛苦。悲观者看问题往往
6、是一针见血，提出问题，指出困难，揭示艰险，显出世人狰狞面目的真相，使肤浅轻易者，遭受严重的打击，因而趋于深刻化。比如人们常常说“人活在世上本来就是受罪”，经历种种痛苦后，心里自然沧桑。 再次，真正乐观之人不一定志得意满，快乐舒服，生活上毫无痛苦。同样悲观之人也不一定垂头丧气，苦不堪言。往往是涉世未深，每每稍受挫折者，便容易陷入悲观，而饱经忧患，备尝艰苦之人，对人生反倒取乐观态度。从这种意义上讲，悲观与乐观是有层次的，先是肤浅的乐观，稍受挫折，陷入悲观，饱尝艰辛后，看破世事，经风历雨后，一片熙和，人生便入真正的乐观。用天气来作比，先是风和日丽，偶伴和风细雨，再是狂风暴雨，最后雨过天晴，万里晴空，
7、一片明媚。 因此，对于古人便容易理解，杜甫的饱经忧患也好，忧国忧民也好，辛弃疾、陆游、岳飞的忠贞报国也好，虽都是心灵备受煎熬，写下许多悲壮的诗词，但其人生观依然是乐观的，相信未来更美好。而像李白、苏轼等人，诗词虽风格豪放，充满激情，其人生态度倒不一定乐观，所以就有了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但愿常醉不愿醒”这样及时行乐的消极做法;也有苏轼“我欲乘风归去”“拣尽寒枝不肯栖”的无奈，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悲观论调。其实内心倒是苦的，为了掩饰其苦，只能强作欢颜，所以大乐观者有时也是大悲观者。乐观与悲观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于是，不再耿耿于怀于自己的悲观，悲观有时就是深刻，悲观过后便是乐观，
8、只是人生的不同层次罢了。乐观也好，悲观也好，都是个人的主观感受，与客观事实有出入，即不是对现实的客观反照，因此两者都是不好的， 最好的做法，应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是因为人有感情，是感性的动物，所以必须带上主观色彩，根本就做不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乐观是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从主观上轻蔑痛苦，超越悲哀的态度。乐观的根本在于爱或仁爱，即同情心，恻隐心。所以我们才有“助人为乐”“仁者无敌”之说。但大多数人的乐观是肤浅轻易的乐观，人们往往忽视现实，把问题看得太容易，把未来想得太美好，懒惰，懈怠，恬嬉自满。于是就有了“不知者妄为”“无知者无畏”“胆大妄为”等词。可见乐观不同
9、于“无知”或“盲从”。 真正乐观之人不一定志得意满，快乐舒服，生活上毫无痛苦。同样悲观之人也不一定垂头丧气，苦不堪言。往往是涉世未深，每每稍受挫折者，便容易陷入悲观，而饱经忧患，备尝艰苦之人，对人生反倒取乐观态度。从这种意义上讲，悲观与乐观是有层次的，先是肤浅的乐观，稍受挫折，陷入悲观，饱尝艰辛后，看破世事，经风历雨后，一片熙和，人生便入真正的乐观。用天气来作比，先是风和日丽，偶伴和风细雨，再是狂风暴雨，最后雨过天晴，万里晴空，一片明媚。 其实内心倒是苦的，为了掩饰其苦，只能强作欢颜，所以大乐观者有时也是大悲观者。乐观与悲观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于是，不再耿耿于怀于自己的悲观，悲观有时就是深刻，
10、悲观过后便是乐观，只是人生的不同层次罢了。在智慧的诞生一文中，周国平为我们如数家珍地讲述了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他们的快乐从智慧中获得的快乐，他们的勇气他们为智慧承受痛苦的勇气！文章通俗易懂，没有令人讨厌的学究气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通俗的知性。作者从一册被翻破的希腊哲学著作选辑谈起，借用广为人知的关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德的经典小故事，带我们一步步走向哲学、靠近智者。文章说，神话的衰落使宇宙成了一个陌生的需要重新解释的对象，使人生成了一个未知的有待独立思考的难题，于是，哲学兴起了。文章说，哲学兴起，人几乎在踌躇满志的同时发现了自己的力不从心：面对芸芸众生，觉醒的智慧感到一种神性的快乐；而面对
11、宇宙，却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智慧的痛苦便是源于这自身的矛盾。换句话说，以爱智慧为本意的哲学，其思考的结果是否定智慧的价值。文章说，这种悲剧性的结果是命中注定，因为哲学追问的那个“一”与“全”，绝对、终极、永恒，原是神的同义语，只可从信仰中得到，而不可凭人的思维能力求的。文章认为在精神史上苏格拉底似乎只是荷马与基督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神的直观式信仰崩溃后，建立了宗教的理智式信仰。到了近代，基督教信仰崩溃，智慧再度觉醒并发出痛苦的呼叫：“上帝死了！”由此叩问人类是否能找出新的信仰。行文至此，作者以感性的文笔、信手拈来的大师名言为智慧诞生，或者说，为哲学的诞生作了深入浅出、脉络分明的诠释。也许大家会说
12、阐释这个问题对于科班出身的周国平来说不算什么。那么，亲爱的朋友们，请看看文章最后一段吧！如果说之前的东西在哲学史书上都能看到，那么最后一段的读书心得恐怕只能是周国平的匠心独运了。 历史文化名人是怎么煅烧出来的？高温高压还是和风细雨？我想不同的情况可以造就不同的文化名人。 苏东坡是那种中国文化史甚至是世界史上即不可遇又不可求的文化伟人。而这个伟人的人生际遇正是他成为伟人的催化剂。 就像在对流放者的土地的文章的评论一样，对于文化名人的“迫害”可能是造就名人(就是像过眼云烟式的名人，而是流传千古的伟人式的名人!)的熔炉。 在“乌台诗狱”之前，苏东坡的声誉与成就不可谓不隆!他的诗文、他的书法、他的为官
13、之道、他的朋友都能使他成为一代大文豪，而且是流芳千古的大文豪!可是与真正的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大文豪苏东坡相比确实有一段距离，而这段距离是给在和平与享受时期的苏东坡四个四年的时间也争取不来的。而只有乌台诗狱过程中所受的苦难与非人的折磨、也只有在四年黄州的众叛亲离、也只有在朋友一个又一个地远离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子虚乌有的罪名如污水般泼向自己时，在四年孤寂独处的过程中认真地反思中，在自己把人生的际遇、世界的无常寄托于佛老之际，自己才能大彻大悟，才能真正地认清了人生间的真面目。 这四年的黄州生活是孤寂的、是人生的最大的磨难甚至比乌台诗狱所受的严刑逼供更加令人不堪! 但是以后人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时，我们作为
14、苏东坡的后人是幸运的。我们有幸不用去体会那种非人的折磨、不用理会那种苦难强加于一个人的身上的个人感受，而我们能够轻轻松松地体验到了那种被忌妒后的宽容、体验到了在大难临头后的无畏、体验对于人生的无奈、体验对于天地万物的博大胸怀! 这也许只能苏东坡才能给我们，也只会是苏东坡会给我们!汩罗江日夜兼流，用它独特的方式记载和见证着历史。坐落在汩罗县区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之墓，至今香火不断，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也是不凡的一生。他出身于与楚国同姓的贵族家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司马迁称他“博学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表现出不凡的政治才能。但屈原的时代，正是楚国由强转弱的时代，他
15、那深沉执著的爱国热情，忠贞不渝的理想追求，在当时的黑暗腐朽奸臣当道的社会现实当中，宛如漆黑里的一道强光，璀璨却刺眼。最终，受上官大夫及“群小”的忌恨和谗害，“王怒而疏平”，被疏罢职后，屈原长期辗转于流放于沅、湘一带，即如今的汩罗江一带，倍尝艰辛，心力交瘁，而在流放期间，屈原开始了离骚这一部古典浪漫主义诗歌的撰写。整篇离骚中，历史人物，日月风云，山川流沙，香草幽花，构成了一幅雄奇瑰丽的画卷。真实的叙述，幽独的抒怀，幻想的描写交织融汇，笔调时而豪迈自信，时而激越悲愤，时而惆怅低徊，时而意纵无邪，反复曲折，波澜壮阔，他那泣天地的赤子之怀，个性化的美好人格，对理想追求九死不悔的牺牲精神，更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杜甫生于河南，死于湖南，黄河之南和洞庭之南，他和水结下的真是生死缘。杜甫一生坎坷无比，最终除了飘泊于西南天地间，就是将一家老小满怀忧愤地托付给水上的一叶孤舟罢。他晚年流落湖湘，虽然兄弟音讯不通，然而“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洞庭浩渺之景也曾鼓舞了他已老的壮心，虽然李白、高适、孟浩然等老朋友皆先后故去，自己也老病相残，然而“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他想到的仍是干戈扰攘的苦难年代。岁月暮矣，思如之何？岁晏行字字忧心如焚，他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