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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韩国新村运动与中国乡村建设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research efforts of Chinas scholars onrural construction and examines the possibility of Korea Saemaul Undong as a paradigmfor China s rural constructing movement in the future as some scholars haveargues that an up-to-down social movement l
2、ike Korea Saemaul Undong cannot solvethe rural problems that China now facedpoint of view is developed bycomments on Saemaul Undong from three dimensions：the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background，the way of its start-up，and the dynamics of its evolution.一、导言：“主流”与“另类”之争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左右两翼几乎在所有有关中国现实问题的
3、讨论中都会表现出尖锐的意见分歧与对立，但在有关中国目前面临的农村问题的讨论中，却似乎有着难得的共识。各方专家均认为，导致中国农村问题产生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具有高度综合性、关联性和复杂性，任何局部的或单项的政策调整措施都无济于事，因此，必须全面进行一场综合性的乡村建设运动，以缓解或解决日趋严重的“三农”问题。面对这样一场或迟或早将要到来的社会运动，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其政策导向，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以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并扮演好启动者、组织者和主要出资者的角色。然而，所谓共识也仅限于此。具体涉及到乡村建设的模式，知识界仍则存在较大分歧，有“主流”与“另类”之别。“主流模式”的倡导者认为，
4、导致目前中国出现如此严重的农村问题，原因有二：一是发展性问题，即随着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进行，必然会出现农村地区相对衰退的现象，目前世界上的主要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的某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这一阶段，中国也不可能避免；二是体制性问题，即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城乡分治制度严重损害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利益，并阻滞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工业化与城市化不能同步进行；同时，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项制度条件迟迟不能建立起来，导致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严重的制度供给不足，从而增加了农村问题的严重程度。因此，解决问题的基本方略就是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障碍，促进城市化进程并加快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市场化
5、进程，按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统一治理城乡。同时，鉴于中国经济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以农补工”的工业化阶段已经过去，政府应该在推进上述“两化”的基础上，启动一场“以工哺农，以工建农”模式的乡村建设运动，大规模投资于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建设、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这样既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可以扩大国内需求，解决一部分城镇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实现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双赢”。“主流模式”的最大弱点，也许就是不对其解决问题的“效力”做出最后承诺。即是说，政府按这一模式进行乡村建设是可行的，也是应该的，但对最终是否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乡村问题则不作保证。同
6、时，“另类模式”的倡导者也并不否认，按照这种他们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进行乡村建设也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目前日趋严重的农村问题。然而，他们更强调中国基本国情的特殊性，认为这种特殊性已经远远超越了各种基于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所能理解的范畴，因此，如果想从“根本上”缓解或解决农村问题，就必须首先祛除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迷雾，从指导思想上另寻他途，即所谓寻求“另类”发展的模式。首先，尽管“另类”发展模式的倡导者也认为，目前中国农村中存在的问题虽然可以归之为发展性问题和制度性问题，但引发问题的原因是所谓“新自由主义导向的”改革，即中国的农村改革“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所引发的问题多”。中国的农村改革
7、“改”出了2亿多超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和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这被认为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其次，进行乡村建设必须着眼于未来。就未来50年看，“假若不出现奇迹也不出现灾难，中国经济仍然可以像建国以来50多年一样平稳发展，那么可较为乐观地估计，在未来5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维持过去50年的增长速度，即由1949年的%到1999年的%，5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了约20个百分点；1999年至2049年，即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率再增加20个百分点，达到51%意味着8亿中国人在城市安居，比目前约4亿人在城市安居增长了足足一倍”。即便如此，还会有8亿到9亿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进行乡村建设“必须考虑到
8、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部分人口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之中，停留在传统的农村社区之中仍然是小农经济的，土地更少，资源更紧张”。概言之，未来50年内，假定中国经济仍能保持高速增长，城市化速度快于前50年，城乡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制度性壁垒，那么，农村地区的人口数量仍会维持在目前8亿至9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制约，加上农产品市场需求的限制，农村地区人口从农业获得收入增长的机会是有限的。同时，在农村地区发展二、三产业的空间也将逐步缩小，而农民进城务工的收入也只能起到目前这样帮助农民维持一种“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水平的作用，农民收入相对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将越来越低。另一方
9、面，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地从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乃至经济方面被置于边缘地位，农民相对生存处境将越来越糟糕，从而使农村人口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最基本的瓶颈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消费需求因为“广告的强力刺激和时尚的强力渗透”而不断增长，“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有饭吃没钱花”的格局会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农民们对现状的满意度势必会越降越低，而9亿农民的不满则可能导致不可估量的社会政治后果。着眼于这种长期发展趋势的乡村建设运动，因此不能仅局限于经济层面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农村社会制度与文化的重建，探索一种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办法”。在农民经济收入不能大幅提高的
10、背景下，通过制度和文化建设，创造一种与农村社区和农民需求相适应，经济成本较低但精神福利较高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系统，提高农民们对乡村生活的长期期望值，使乡村社会成为农民们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让村庄共同体成为农民们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场所。按其倡导者的说法，选择“另类”乃是出于“不得已”。他们之所以对新自由主义，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以及基于这些经验提出的各种发展理论，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附着其上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反思与批判，乃是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就其精神气质与理论追求而言，他们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应该类似于上个世纪30年代由民间出资，并由民间人
11、士领导和参与实验的乡建村治运动。而且可以看出，“另类模式”的许多倡导者也的确从梁漱溟、黄炎培、晏阳初和陶行知等当年的乡建领袖那里汲取了不少理论资源。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现代化阶段和所具有的经济发展水平早已今非昔比。于是有研究者指出，一个更现实的范例应该是韩国于1970年代初开始进行的新村运动。因为就韩国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所具有的自然条件、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制度环境而言，与中国目前的状况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可比性。首先，开发的起点相近，即韩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与中国目前所具有的水平相当。其次，两国具有类似的自然条件，即综合资源比较贫乏，所谓“人多地少”。第三，两
12、国具有类似的经济模式，即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很强。第四，两国具有相近的文化背景。最后，也许是更吸引人的一点，韩国新村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由政府发动、组织实施并充当主要出资者的全国性乡村建设运动，而且也是一场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并重的运动，并为韩国的现代化进程烙上了深深的“韩国特色”印记，因而更契合重视“中国特色”的另类发展模式倡导者们的理论追求。然而，无论对于“主流模式”还是“另类模式”的倡导者而言，目前共同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尽管有许多学者预言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全国性乡村建设运动或迟或早将要到来，也有一些民间性质的乡村建设实验在小规模地进行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各级政府
13、领导和整个社会舆论也越来越关注日趋严重的农村问题，但我们暂时还看不到政府有任何“动起来”的迹象。也就是说，学者专家的理论主张如何才能变成政府的政策行动，目前还是一个问题。因此，如果要把韩国的新村运动引为成功的范例加以研究和讨论，首先令人关注的应该是其启动背景、组织和动员模式，以及在具体时空中得以递次展开并顺利进行的动力机制。二、乡村建设运动之启动背景韩国新村运动启动时，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初见成效，人均GNP 由1960年的85美元猛增至1970年的257美元，10年间翻了两番。同时，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急剧拉大，乡村劳动者与城市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乡村人口开始大规模向
14、城市流动。一般认为，这是当时的总统，自称“贫农之子”的朴正熙发动新村运动的主要原因。而导致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研究者的解释则各有不同。有的研究者强调政策因素，认为正是由于政府重视城市工业发展的政策，乡村部门长期受到忽略，政府各级官员普遍缺乏推动农业革新项目的热诚，农村中公共设施和生产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制约了农村发展，而农产品贸易的市场条件又对农民不利，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农民消费的制造品价格而言非常之低，导致了“农业生产几乎不能产生收益，农民长期以来从事农业生产而达不到维持生计的水平”。强调自然人口因素的研究者则指出，城乡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乡村部门存在大量隐性失业人口。按当时官方对就业的界定
15、，每周工作1小时以上即为就业，因此农村人口的失业率在1971年只有%，即乡村部门几乎为充分就业的。然而通过季节性就业指数分析发现，当时按月统计的就业指数波动非常大，从12月份的72%到6月份的125%不等，即12月份的就业人口只有6月份的57%，意味着乡村人口中存在严重的季节性失业问题。如果按一个人每天工作8小时，一年工作280天计算，则乡村部门的就业率只有65%。由于大量隐性失业人口的存在，乡村部门内部又缺少常年性非农业工作机会，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就很难提高。1971年，韩国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其制造业部门的23%。而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又被认为是导致农业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如韩国从
16、1962年到1971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其中，农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只有%，非农业部门则高达%.乡村部门的低就业率、低劳动生产率、低增长率，导致了城乡之间巨大收入差距的存在。1969年，韩国农户的家庭收入只是城市工薪阶层家庭收入的65%，1971年为80%。因此，通过实施新村运动的各种项目，一方面可以向农民提供大量工作机会，从而增加农户家庭收入；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农村生活和生产环境，可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由此构成了对新村运动“合法性”的基本辩护，即通过论证新村运动的“经济合理性”来证明其“合法性”。相应地，前述强调政策因素的观点也可以看成一种“道义”辩护策略。即是说，政府长期以来实施的城市导向的政策忽略了乡村部门的发展，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通过实施新村运动调整这种不合理的政策导向，因而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如前所述，目前中国学术界许多倡导乡村建设运动的学者也基本上如此为其主张辩护，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