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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度经济增长/张军印度的经济增长是另类的吗？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是第一次去印度。除了参加会议之外，我和我的同事们还在新德里及孟买与印度的经济学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活动。在去印度之前，我曾经在我的文章中多次转述过印度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强项”。不过，我对这些“强项”的认识基本上来自于其他学者的观察和总结。我最早接触到这类研究文献是在2001年，那个时候印度经济很少走进国内学人的视野，不仅如此，要是提到印度的话，人们会经常把它当作“反面教材”来比喻。在很多人的头脑里，印度是所谓的制度化腐败的典型案例。至于讨论到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的关系的问题时，很多人必定想到印度，因为在民主政体的国家里，
2、印度是经济落后的代名词，尽管后来知道印度经济实际上每年是有6%的增长率的。印度的“落后”到处可见。到达新德里的当晚，就能很好地感觉到印度的落后。国际机场的陈旧，机场外的杂乱景象首先把我们对德里的印象打了个很大的折扣率。与中国的很多大城市相比，新德里和孟买的基础设施还停留在20年前的中国的水平。在德里和孟买我们访问过的大学校园和研究机构里，其基本设施，包括实验室、办公室以及网络，只有中国较落后地区的一般水准。不过，我们今天的城市与印度城市相比唯一欠缺的是自然环境。如果说在北京和上海，我们是把树和绿色作为建筑的点缀的话（所谓见缝插绿），那么在新德里和孟买，房子就变成树和绿色之中的点缀了。从某种意义
3、上说，印度的大城市更像花园，更亲和自然。在新德里，你甚至可以在马路两边的树丛中看到成群的活泼可爱的猴子。我们在与中国驻印度大使华先生的交谈中，我特别说到，我们第一次访问印度的感受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同行的经济学家对印度经济发展的看法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华大使开口就把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观以“龙”和“象”来加以对比。其含义是，大象看起来不如龙漂亮，也不如龙跑得快，但龙容易掉头，而大象则一步一个脚印，四平八稳。这的确在一定意义上形象地刻画了印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均衡思想。与我们在德里会合的以研究印度著称的王德华教授曾著书比较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就是以“龙与象”为题的。在他的书里提到，1994年
4、2月，拉奥总理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印度的经济发展要走“中间道路”，印度要“均衡地实行自己的经济模式”。想当年，圣雄甘地就曾经说过：上帝禁止印度如同西方那样的工业化.如果我们的国家进行类似的经济开发，它就会像蝗虫一样把世界扫光。但是，关于印度经济增长的报道和评论这些年来在西方却是不绝于耳，一浪高过一浪。例如，美国高盛公司2003年底发表的研究报告迈向2050中预测，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将在2010年超过中国，在2040年成为继美国和中国之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确，自从印度政府在10年前开始经济自由化以来，它的经济实现了高速的增长，GDP的增长率平均每年达到了6%，2003年实现了8.
5、2%的增长率。而且在孟买“甘地发展研究院”（GIDR）的印度经济学家告诉我，这个数据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印度的统计质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除了贸易部门的数字因为有走私的原因而可能不太准确之外，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统计数据是非常可靠的，误差应该不超过1个百分点。假如我们不怀疑这个数据的话，那么，对于所有造访印度的人一定想知道，这个6%的增长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带着这个迷惑，我们拜访了新德里那个著名的智囊机构“印度产业联合会”（CII），那里的经济学家为我们提供了印度经济增长的分解数据。根据部门的分解结果，印度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农业和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的确，农业在印度曾经
6、是重要的部门，“绿色革命”发生在印度，印度比中国拥有更多的平原和可耕作的土地，这是印度相对于中国的优势。今天，农业在印度的国民收入中仍然占有25%的份额，几乎是中国的两倍。但我们身在印度，却难见其服务业的重要性。在德里和孟买，除了金融之外，我们感觉不到印度服务业的成长性，怎能理解它的服务业的增长力。不过，在与印度经济学家的讨论中我们最终领会了印度人关于“服务业”的含义。事实上，我们已经注意到，印度经济学家常挂在嘴边的时髦的词汇是“信息经济”或者“知识经济”，因此，在他们的词汇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区别实际上是我们所说的“传统经济”与“新经济”的区别。在他们的语汇里，“制造业”就是“传统经
7、济”的工业，而“服务业”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制造部门。因此，说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服务业推动的，其实就是说，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制造部门的扩张驱动的。根据这个定义，印度的GDP增长率当中，“服务业”提供了51%的可谓巨大的贡献。在印度人引以为豪的服务业当中，金融和软件业是增长最快的两个领域。很多人都知道，印度的金融部门比较发达，孟买的证券交易所世界闻名。现在印度有23家交易所，在交易所上市的企业超过6000家。印度的资本市场早于中国实现了自由化，外国机构投资者可以比较自由地进出印度的市场。股票市场上有将近一半的资金是国外机构投资的，可见其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去年印度的股票指数累计上
8、升了65%。在银行部门，印度的国有商业和私人商业银行共存，但银行部门的坏帐率低于10%，反映了印度金融部门良好的运行制度和严格的监管水平。软件业的发展格外引人注目。由于印度人的数学和语言禀赋，再加上印度的劳动力价格便宜和诚信水平较高，他们在软件和软件赋能服务业（如呼叫中心、结算中心等）方面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于除了美国之外的其它国家。现在印度是美国在世界上找到的最大的软件和软件赋能服务业的“外包基地”。由于软件和软件服务业的高速发展，印度的风险投资增长得也就相当快了，它现在已经成为仅次于日本的拥有世界第二大规模风险投资基金的国家。由于以金融和软件为特色的服务业或者以知识为基础的“分包”型制造业的发
9、展依赖于印度人自己的智力资源和金融资源（如风险投资）而不需要像传统制造业那样需要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和产品，因此，印度的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就小得多（实际上，印度这些年来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累积不过300-400亿美金，甚至不足一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这一点常常被人们拿来与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对比。印度政府总理的特别顾问在出席我们的会议时就曾点到了印度经济增长的这个“特色”。在他总结的三个独特性里面，除了强调印度的增长是依赖自己的资源和能力而不是外商直接投资之外，他还提及了另外两点，一是印度具有优良的制度基础设施，包括对合约和法律的执行比较有效。这个制度的基础设施是印度金融部门，特
10、别是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相对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点是本土的企业家精神。印度的私人企业和风险企业之所以成长得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印度社会积累的企业家精神。今天印度拥有比中国多得多的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和品牌的本土公司。在2002年福布斯评选的全球最佳200家小企业中，印度有13家入选，而中国只有4家。这并不是偶然的。也正是因为印度拥有良好的制度基础设施，印度10年前开始的经济自由化的重点就放在了金融自由化上面了。这与中国的改革策略正好相反。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远在金融部门的自由化被提到议事日程之前就开始了，而金融部门的改革迟迟不能提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具备一个最佳实践的制度基础设施，法律及其
11、执行、合约及其诚信，这些东西在中国既缺少传统，又没有经验，不去学习和引进，又能怎样？在中国，金融没有自由化，使得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部门的关系得以持续地发展，限制了中国的私人企业的成长空间。最后，很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企业表现。最近的远东经济评论上有一篇文章，叫做印度的“增长模式”。该文为我们提供了印度企业表现的一个证据。在亚洲的证券市场上的上市公司中，只有印度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名列前茅。更重要的是，印度企业的这个高回报是在负债率非常低的基础上实现的，这更显得可贵，因为根据“杠杆理论”，通常只有高负债的企业才可能有这么高的资产回报率的。这就说明印度的企业是非常有效率的。总而言之，如果中国经济的增长是
12、由物质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扩张推动的；而印度的经济是由它的制度基础设施与企业家精神来塑造的。中国的经济实力更多地物化在了建筑物（包括厂房）上面，是硬的，看得见的；而印度的经济实力则由它的潜力决定的，是软的，因而是不大看得见的。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在印度，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关注要多于我们对它的关注，毕竟看得见的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印度现在的经济总量还只有中国的一半，不过，印度的国民储蓄率也只有中国的一半，而印度的增长却正在接近中国。这就为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印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服自己的理由。我们无需、当然也并不认为印度的增长是“标准模式”，但最重要的是，因为印度经济的起飞，才可能让我们多了一只认识我们中国自己增长的眼睛。 （2004-5-16修改）3 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