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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礼曾是维护秩序的有效手段杜真强（人民日报2012、3、29第7版）礼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礼治思想曾在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它的核心是教人修身律己、履行社会责任、建立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礼充当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发挥了维护社会稳定、有序的作用。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法治观念传入，礼治遭到了持续的批判。时至今日，学术界对礼文化重新进行研究和审视，学者们认为，剔除其中的糟粕，礼在构建社会秩序、进行道德教化、实现社会和谐方面有着独特价值。礼是一种社会规范礼起源于原始宗教中祭祀天地、祖先的礼仪活动，是祭祀活动的规则、程序。说文解字中说：“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2、。”由于礼是由祭祀演化而来，因此人们对礼的态度是敬畏的。同时，这种规范凝聚了同一氏族的崇敬和信仰，因此比较容易被遵守。随着社会的发展，礼由一种宗教仪式规则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礼中所包涵的秩序等级观念便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中。礼对秩序的影响是双重的，即规定现实的社会秩序和强化人心对秩序的认同。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规范和准则由外在强制秩序来确立；另一方面，礼在人心中内化为德，违反礼就是违背道德，礼对人的行为和观念产生了控制和教化。由此可见，礼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一种法律规范。礼用于规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明辨行为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即所谓“非礼勿视
3、，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时，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通过礼的教化作用，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道德标准，通过让人们知礼、守礼而实现“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作用。礼承担了社会规范的基本功能。一是确立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度。在礼所建构的社会中，人们依据角色、身份、等级而确立自己的地位。这种地位秩序不能随意破坏，否则人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僭越”或“非礼”。二是明确社会中每个个体的责任和义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了人和人之间的义务责任，协调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使居于社会各职位上的人各明其责、各司其职，以实现社会稳定有序。三是促进社会成员端正行为、修身养
4、性。礼对个体的人的道德完善与人性培养起了重要作用。认为只要持之以恒地对民众进行礼义教化，就一定能使民众提高道德自制力，从内心深处遵守社会规范，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序。秩序和道德是礼的追求礼作为传统社会中维护秩序的有效手段，带有深刻的封建性和落后性。它强化了等级制度和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平等观念格格不入。“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所确立的等级秩序不能违反和逾越，这种等级秩序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强调服从和特权，而忽视了对人本身价值的关心，很大程度上排斥了人权和自由。“礼”以其繁琐的等级制度强化了王权的至高无上，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
5、分，它维护社会和谐、重视道德教化，对于今天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还是有借鉴意义的。礼以一定的礼仪规范、社会习俗为基础，使社会各层次按一定的方式构成一个整体，呈现出良好的秩序性。礼规定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差别，并制定相应的行为规范，在区分的基础上建立了秩序，明确每个个体的责任意识。人在社会当中，都要担当不同的角色，言行举止要遵从一定的规范。只有人人遵礼而行，社会才能实现和谐。比如，儿女要孝顺父母，学生要尊重老师。在今天的社会里，每个公民，也都要树立秩序意识，认可并遵守社会规则，不做违反道德和法律的事，积极承担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才有坚实的基础。礼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并不完
6、全通过强制，而是更多地通过内化于心转化为人的道德自觉。礼强调人的觉悟，礼外在表现是规规矩矩的行为，这种行为需要的是内心道德观念的支持。礼记中说：“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可见，礼强调的是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改造。传统的礼治维护的是森严的等级体系，但这种体系的实现并不是严刑峻法，而是道德教化，通过道德教化避免不良行为的出现和危害。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除了外在强制的法律，也还有许多内在自觉的道德约束。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按照社会规范来确立自己的行为标准，并用这个标准约束和检查自己，不断地提升道德境界，整个社会也更容易实现规范有序。（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张锡勤
7、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可是，到了近代，儒学却连连遭到批判，其地位和影响不断削弱、衰微，最终失去主流、统治地位，被边缘化。这是中国儒学发展、演变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如何看待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关系着对儒学的理解和认识，也关系着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我们应怎样对待儒学。社会变革文化转型儒学的衰微其实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社会转型和文化革新、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这一过程与中国近代化的展开、古代社会的解体基本同步，其历史必然性不言而喻。不同性质的社会变革一旦在中国展开，文化革新就相应提上了日程，就势必要不断触动传统儒学，以致最终否定它的神圣地位。在变革过程中，中国
8、古代社会结构逐步解体，儒学也势必随之同步衰微。近代批儒批孔，既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进程。近代的批儒批孔始终是同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封建等级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近代新学家之所以先后起而批儒批孔，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不只是君主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的维护者，还是它的理论辩护者。这便是所谓“君主不假儒教之力，则其位不固”。一旦儒学遭到猛烈抨击，其神圣性逐步丧失，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也就失去了理论支柱，发生严重动摇。同时，近代变革者、新学家对以三纲为核心的旧礼教也展开了持续而猛烈的批判。三纲解体，精神枷锁被打破，有力地促进了封建专制制度、等级制度的瓦解和人的解
9、放。而对儒学自身的存在与转化而言，近代的批儒批孔也未必不是好事。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对儒学而言，近代新学家们对它的批评，可以说起到了“排毒”、“去污”的作用，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净化”工作。这对后来人们全面认识儒学、更加深入地研究儒学，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对儒学的转化来说，这种净化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儒学才有了“开新”的可能。中国近代对儒学和孔子的批评总体而言具有历史合理性。但这场思想文化斗争也存在一些偏失。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乃至文化革新是由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而生的，旨在救亡图存，谋求民族振兴。因此，引发的批儒批孔始终带有鲜明、强烈的政治性，而主要不是文化批判。近代批判者们是将孔子作为
10、封建专制制度、旧礼教的代表、符号和象征批判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实际上是要让孔子和儒学来承担封建专制、旧礼教的种种罪恶。这样的批判过于简单，甚至带有情绪化。而这同当时流行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联系，即强调中与西、新与旧“水火不相容”，两者只能“存其一，废其一”。既然那时的当务之急是学习西方，那么就只能“废孔学”，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不走极端产生和流行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儒学，无疑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近代的变革者、新学家正确揭示了这种历史局限性，指出儒家的诸多宗旨、观念、信条、大经大法并不是亘古不变、神圣永恒的真理和准则，这是他们的重要理论贡献。不过，他们对儒学的批判，因
11、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普遍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并未对传统儒学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入剖析。因此，近代的批儒批孔虽然轰轰烈烈，但对儒学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资源如礼让、诚信、利他等并未作深入剖析和清理。而对传统儒学经过长期积淀、渗入国人心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深层面的消极影响，有的尚未触及，仍留有“死角”。因此，对传统儒学继续作深入清理依然是我们今天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儒学诞生、发展于古老的中华大地，是中华先哲基于中国国情（自然的、社会的），解决中国问题，满足中国需要而作的理论提炼和创造。这种根植、发展于中华本土的儒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情感、智慧、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具有鲜明的民族
12、性。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和超越。这种自我更新无疑离不开本土民族文化之根。传统儒学具有多重意蕴和价值，对今天的社会需要、时代需要而言，既有正面的积极作用，又有负面的消极影响。因此，有人视儒学为“历史包袱”，以为只有甩掉它才能实现中国的振兴；相反，有人认为只有全面复兴儒学，甚至恢复儒学早已失去的统治地位、独尊地位，中国才能振兴。这两种各走极端的错误主张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是有害的。对于来自这两方面的干扰，都必须加以排除。（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吟诵：美的表现形式（学术随笔）陈向春吟诵是什么？或者，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吟诵是什么？吟诵是传统文化、古典诗词不可或缺
13、的一种美的表现形式，有着独特的文化和艺术内涵。初次接触到吟诵的人们，新奇之后，往往会问：古人是这么“吟”的么？这是原汁原味的古调子么？事实上，现在所有古典诗词的吟调，包括出自那些已经八九十岁、曾经接受过私塾教育的老人之口的吟调，都非古调。理由很简单，一是数千年语音变迁，所谓的“正宗”古音并不存在。其次，古人吟诵皆口耳相授，声音实况没有记载。古调绝响，无从谈起。但是，语音变迁之中，仍有不变的因素。比如“入声”被认为是一种“原生态”，华东、华南、西南以及台湾地区的方言就有入声，还保留了某些中古文读语音的特征，还能为我们传递唐诗宋词微妙的声情韵味。目前，在世的八九十岁老人，其中有过家学、私塾教育背景
14、，懂吟诵，且还能吟诵的，据统计，大陆范围内不过数百。也就是从这些还健在的老人那里，我们得到了若干“正宗”的“近调”。吟诵这个词，根据文献记载，一般认为出现在晋代以后。其意既可指吟，也可指诵；或者两者兼有，泛指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诵读。晋书儒林传中记载：“（徐）苗少家贫，昼执锄耒，夜则吟诵。”隋书薛道衡传记载，“江东雅好篇什，陈主尤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在吟诵这个词出现前后，存在各种不同的叫法，古人并没有统一称谓，如吟、吟咏、吟哦、朗吟、朗读、读等。吟诵合称，表明至少有两种方式，即吟和诵。从有利于传承的角度说，概念或者叫法还是统一为好。台湾统一叫吟唱，大陆统一叫吟诵。吟诵的
15、叫法，好在把吟和诵组合在一起，提醒人们：吟是从诵之中来的。吟唱的“唱”也并非一般的歌唱，是从吟读之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且不受固定乐谱束缚的自由唱。或许，比较方便简单的分类有三：诵、吟、唱。这当中，“诵”为基础，“吟”是结果，“唱”是升华。需要指出的是，吟诵是一种能力。一个现代人，要想得到古人那种自由吟诵的能力，需要不断地吟诵。吟诵之道就在于勤于自我体验，这是一种实践的功夫。吟诵的境界，一是要吟出自己的调；二是要随“调”随出，想吟就吟，想唱就唱；三是音情并茂，韵味十足，无心动人更动人。其实吟诵的根并不是一般说的古诗词文，而是传统蒙学经典。传统蒙学的本意在于“播种于心，求其日后自己发芽”，用“经典”打底，扎根在童心之内，故所读所诵必为精挑细选出来的好书好文好诗。中华文明，日积月累，不断生发，产生了众多的人文经典。多且文字繁难的经典，须经过“中介”的智慧，化繁为简，化难为易。这个转化的结果，便是各种蒙学教材的诞生。于是，中华“经典”的核心思想化作朗朗上口的韵读文字，随着熟诵、吟诵渗入人心。古人把作诗称之为“吟咏情性”，诗在性情里，把诗从情性里吟咏出来，即为诗。而诗的鉴赏，则是从相反方向进行，靠吟咏作出来的诗，还须回到声音里体会。所以，“吟咏”的作用，不单是所谓“语言的艺术”问题，或艺术的审美问题，最根本的是它内涵着传统的“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