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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论围城的讽刺艺术吴莹钱钟书的围城，在国内外被誉为本世纪四十年代最优秀的长篇讽刺小说。无论是叙事还是写人物的心态、性格、思想、感情，写人物的矛盾、纠葛，均充溢着、渗透着钱钟书特有的讽刺味。与现代文学中其他讽刺作品不同，围城讽刺的重心并非社会，而是灵魂。围城素来被誉为“新儒林外史”。书中的一些人物不是受到欧风美雨冲洗的洋博士，就是在高等学府里混过几年的新儒生。这些人不同于普通的人，他们更善于扯一件精致的外衣来包裹自己。因此，他们的思想意识比其他人有更多层次，性格也比其他人更复杂、更丰富。钱先生堪称一位解颇师，抱着严酷的态度、用讽刺揶揄的手法，精细地解破分析了他笔下人物的灵魂。围城
2、中描写的知识阶层形象总计不下三十余人，但作为主要塑造部分的，则是方鸿渐、苏文纨、鲍小姐、赵辛楣及活动于苏、方周围的和三闾大学的一群人。他们各具特色：方鸿渐懦弱、懒散且虚荣，苏文纨虚伪又老辣，赵辛楣坦率中夹着蛮横，鲍小姐伶俐、无知又放荡。三闾大学中的韩学愈、高松年等，或阴暗钻营，或拉帮结伙以排除异己，或营私舞弊与伪善欺骗。至于环绕着苏文纨周围的一群人张吉民、沈太太、曹元朗、褚慎明、董斜川等形象，则不是以半中半洋的语言炫耀自己的高贵，就是张口闭口即罗素，以“现代大哲学”自诩。这是一批完全跪倒在洋人的脚下，忘掉了祖宗的西洋崽。承认围城所具有的深刻讽刺意义并非对作品意蕴的全盘否定。围城没有把讽刺对象都
3、作为丑恶的代表，而是本着“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根本属性”这一指导思想，将作品人物作为活生生的一个人，于所经历的挫折与失败中，寄寓了对人性、人生等多方面的思考。本文试图在围城的讽刺艺术方面，作些肤浅的分析。中西合璧的“新儒林”读钱钟书的小说，常常忍不住要捧腹。围城中以诙谐生动的比喻辛辣地讽刺了“西方文明”与中国封建传统思想合流所产生的荒唐可笑性；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的西方补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小说嘲讽了“国粹”和“洋物”掺和在一起产生的不伦不类的现象：城市人“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坐在水管烘暖的客
4、堂念佛”，每天念十遍白衣观世音咒，求菩萨保佑自己。作者对此调侃道：“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这句话是对表面上提倡“中体西用”，实际上却顽固坚守中国文化中的腐朽守旧者的一种讽刺。在当时的知识界，崇洋媚外的风气十分盛行，出国留学者趋之若骛。为解脱自卑心理“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连当时学中文的人也一定要到外国去镀层金，因为“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如曹元朗之流，回国后还时时炫耀着自己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装点自己的门面，“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
5、圈。”这入木三分的讽刺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在围城所处的那个时代，面对着那样一个畸形怪状的社会和那些令人作呕的恶浊景象，任何一个正直的作家都不可能隐忍住他的鄙夷和憎恶，只是作家的这种感情并不采取直接迸发的形式，而是化作了徐徐燃烧的讽刺的火焰，不时从那些看似心平气和的叙述和议论中喷射出来。作家的这种讽刺才能，又好像一把把藏而不露的利刃，常会在笑语盈盈中脱颖而出，它来得并不猛烈，却令人淬不及防，因而自有一股冷峻之气。如围城中的一张外国大学的毕业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可以把一个人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方鸿渐先是犹豫，弄张假文凭回国有“骗子”之嫌，接着
6、又想到“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称病”，买张假文凭回去哄父亲和丈人，“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十万英镑换个爵士头衔。”由一个普通的留学生的“假文凭”真真假假地议及中外古今，随手拈来，皆成文章，知识之博，已令人钦羡，而其嘲讽的锋芒所指，蕴含于其中的机理以及作家对社会历史善恶的审美评价，更令人拍案。这段描写，与其说嘲笑了赴西洋骗取“假文凭”的留学生，不如说更辛辣地针贬了一切官场、文场的政治骗子。真是痛快淋漓！这里讥嘲的是清代和英国的“官”或“爵士”，那么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的现实政府中的
7、“官员”呢？作者没有直说，留给读者去思考。引而不发有时比一语道破更犀利。钱钟书早深知讽刺艺术的辩证法。围城中，作者幽默的笔触无处不到，他揭示了三闾大学这座舞台上展示的每一幕悲喜剧。作品在叙述学校试行“导师制”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时，淋漓尽致地揭露和嘲讽了那些道貌岸然的假道学们对外来文化封建式的改造。“导师制”本来是牛津、剑桥大学实行的一种训导学生的制度，带有师生共同生活、平等相处的意味。然而在三闾大学高松年和训导长李梅亭的“修正”下，却蒙上了浓厚的封建色彩，诸如“未结婚的先生不得做女学生的导师”、“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如有犯罪行为，导师连带负责”，把中国古代的封建道学和株连法都强加进了“导师
8、制”。可见三闾大学实行的“导师制”不过是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相杂交的畸形产物。难怪辛楣要感叹：“不知怎么，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中国真厉害，天下无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你争我夺的“第二战场”围城写的是1937年7月至1939年末的人和事。这一时期，作为极度动荡的社会背景，便是由“七七事变”、“上海失守”、“南京大屠杀”等组成的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即因为日本侵略者的侵略，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而围城中的人物在行动上虽也有因环境受阻引起烦恼的时候（如停在吉安），但其精神及生活世界主题部分，则与时代大相径
9、庭。从方鸿渐得到又失去鲍小姐，到方、唐、苏、赵四人间的情爱纠葛；从方的家人及丈人的庸俗生活，到三闾大学校园中的名利争斗，他们在困难面前虽无伤恼，但在情场、名利场的争战上却从来没有休息过，一个个夜以继日，累得疲惫不堪。他们是一批置国难于不顾的自私的知识人群体的和个人的灵魂。在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三闾大学内，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无不趋炎附势，勾心斗角，甚至把中国古代兵书上的“敌人喘息未定，即予以迎头痛击”等兵法用来相互间的斗法，争权夺势，角逐名利。如写陆子潇的庸俗势利，趋炎附势时，钱钟书挖苦之不足，还把行政院拉来一起“陪绑”；“他亲戚曾经给他一封信，这左角印行政院的大信封上大书着陆子潇先生，就仿佛行
10、政院都要让他正位居中似的。大前天早晨，该死的听差收拾房间，不小心打翻墨水瓶，把行政院淹得昏天黑地”像这种犀利而机智的描写，在全书中随处可见。当方鸿渐向赵辛楣诉说“怎么学校里还有这么多政治暗斗”的时候，辛楣答以“在群众生活的地方全有政治”；当赵辛楣谈到高松年“地位高了，会变得糊涂”的时候，作者议论道：“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藤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这些地方，虽然有时是作者借着书中人物用奚落的口吻讲出来的，但对读者自有一种启迪的力量。文中，作者还善于用画龙点睛式的动作或对话来揭示人物的
11、灵魂。写高松年当面对人撒谎时，特意写他老辣的目光，“一般人撒谎，嘴跟眼睛不能合作，嘴尽管雄赳赳地胡说，眼睛懦怯不敢平视对方”，而高松年不同，他知道运用西洋人相传的智慧，“假使你的眼光能与狮子或老虎的眼光相接，彼此怒目而视，那野兽给你催眠了不敢扑你。”果然，对方给他“三百瓦特的眼光射得不安，觉得这封信没收到是自己的过失”了。高松年老于世故的处世手法和阴险奸诈的心理活动，霎时间全集中在他这“三百瓦特的眼光”里了。围城作者在解笸作品中人物心灵上，的确是“残酷”的，但这种“残酷”，却是为了“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现出人们的心来”，是为了“从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反省，纠正，忏悔，苏生的路上走去”。再
12、如围城第八章开头几行“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那时候它是否吃得到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一切机关里，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譬如高松年就允许鸿渐到下学年升他为教授。”短短的一百余字，写尽了赶驴人和上司的奸诈以及驴子和下属的愚笨；并由此推及现实世界“一切机关”“全用这种技巧”，表达了作者的尖锐的眼光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再顺势点到校长高松年不续聘方鸿渐却又续聘方未婚妻柔嘉的“技巧”，将高松年老奸巨滑的政客手腕揭露无遗。严酷辛辣的讽刺
13、钱钟书小说中的新儒林，一般没有绝对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也很少思想、感情、性格单一的人物，但作家的讽刺笔法却几乎无所不在、无人不用（唐晓芙除外）。区别在于，对不同的人物讽刺的力度不同，作家倾注爱憎感情的强弱和色彩不同，在多层面的讽刺内容中隐含着作家对社会人生的审美观。如当女博士追求方鸿渐失败后，下嫁给一向打心里厌恶的诗人曹元朗。诗人一时高兴过余，说希望追求苏文纨失败的赵辛楣今后“恋爱成功”，苏听后大为不悦。此时，作者钻进这位女洋博士的心里，观察分析了她的一切内心活动，直接站出来道破苏的内心秘密：“苏小姐当然以为看中自己的人，哪能轻易赏识旁的女人，她不嫁赵辛楣，可是她潜意识底，也许要赵辛楣从此不
14、娶，耐心等曹元朗死了候补。”钱钟书以调侃、戏谑的笔调，把一个自私、丑恶的灵魂，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眼前。这样辛辣的描写，在围城之中随处可见。如写方鸿渐从美国搞到一张假博士文凭后，小说写道“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方鸿渐在与苏小姐谈话时说，“贪官决不肯偷人家的钱袋，”因为他可以“纳贿几千万。”以上内容虽仅是故事情节中有机组成部分中的三言两笔，却十分有力，有画龙点睛之妙。再如“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人便不值钱。拍马屁跟恋爱一样，不容许有第三者冷眼旁观。”这类句子，语似刻薄，却不能不令人击节。钱钟书不是感情外露的作家，创作前也没有直接卷入过政治斗争的旋涡，但他
15、是一个内心极富感情的作家，一生“忧世伤生，”遏止不住内心“眷恋宗邦，生死以之”的爱国情操，他在创作围城时，把全部的感情倾注于笔端，通过对当时新旧知识分子丑陋言行的嘲讽，形象、深沉而又辛辣地表达了作家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情感。作家的讽刺是尖冷的，而内心却是质热的。的确，在艺术上，围城继承和发扬了儒林外史的艺术传统，它“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表现了高超的讽刺艺术。而面对着旧中国知识界的庸俗的人生和丑恶的现象，作者以严肃和炙热的感情，在平和的叙述和风趣的议论中，透露出不可遏制的嘲讽和鄙视。特别是由于作者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在作品中大量地引用了中外历史和文学典籍、故事，这就使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充满了哲学、文学和历史的意味，使讽刺艺术更增添了理论和思想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