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 刘兴林 汉代乐府民歌产生于辞赋和散文兴盛，而文人诗相对消沉的时代，数量虽然不多，但却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赋比兴的手法，而叙事艺术前所未有，开启了后世乐府叙事诗的先河，影响到魏晋建安文人诗、南北朝乐府诗和唐代文人乐府诗，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中国诗歌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现实主义精神 汉代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与《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一脉相承其实质在于根植于现实的生活，表现现实的人生，用朴实的手法，朴素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汉乐府民歌大多是发自社会最底层的声音，直接表现人民的痛苦、愿望和爱憎，对封建权贵作大胆的揭露、讽刺、抨击和抗争；对下层社会父子不能相保、兄弟不能相保、夫妻不能相保等，作出细致地描绘；对战争造成的灾难和兵役徭役造成的痛苦作出真实地反映；对爱情遭受的压抑和女性遭受的遗弃表现出深沉的忧患以其广泛的生活题材，浓厚的生活气息，反映出社会生活本质的深度和广度，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珍品作品源于情感的郁积，不得不发，因情而生文，并非为文而造情，故语言朴素生动，情感真实充沛，不待雕琢，自然成文。
与汉代的京都田猎大赋内容上的歌颂功德，粉饰太平，艺术上的华而不实，辗转模拟相比较，更可以见出汉乐府民歌的可贵汉代乐府民歌促进了文人诗歌的复苏，使它们展现出新的风貌后世文人诗歌创作中，建安作家借古题写时事的古题乐府，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以及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都继承了这种创作精神，在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的创作中，汉乐府民歌承前启后，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和影响汉乐府民歌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某些作品或用夸张抒情，如《上邪》；或用拟人叙事，如《战城南》；或用寓言说理，如《枯鱼过河泣》；或创造非现实的情节意境以寄托理想，如《孔雀东南飞》的结尾；不同程度地具有构思奇特、想象丰富的浪漫色彩 二、叙事艺术成就 先秦时代的诗歌无论《诗经》、楚辞，还是古逸诗，都属于抒情诗的范畴《诗经》民歌中的《卫风·氓》、《郑风·溱洧》和《豳风·七月》等，是具有一定叙事性的诗，但缺乏具体展开的故事情节，只能是叙事民歌的萌芽楚辞《离骚》被认为是屈原的自叙诗，但叙述只是为抒情服务的框架，从根本上说，《离骚》是中国第一篇最长的政治抒情诗汉乐府民歌除《上邪》等个别作品之外，一般都是叙事诗，叙事的内容和形式都远远超过《诗经》民歌，将中国叙事诗推向了成熟阶段。
汉乐府民歌善于截取生活的横截面加以详细地描述，注重细节的刻画和人物语言的描写，故事情节简洁生动，人物性格鲜明譬如《平陵东》揭露官府、官吏在光天化日之下拦路绑票，勒索钱财，情节简单，却清楚地交待了地点、环境、事件、人物和人物的心理活动状态《妇病行》以“三哭”连缀成的故事情节悲悲惨惨：病妇托孤，“泪下一何翩翩”，是一哭；丈夫上街买食，“泣坐不能起”，“泪不可止”，是二哭；“孤儿啼，索其母抱”，是三哭通篇如泣如诉，令人顿生同情《东门行》截取一个贫困家庭中短暂而典型的场面，写一个城市平民在饥寒交迫中铤而走险主人公出而复回，本不想铤而走险但看到家中无吃无穿的困境，便又坚定决心，“拔剑东门去”妻子甘愿忍受贫困的煎熬，苦苦阻止丈夫；丈夫不甘忍受煎熬，毅然决定抗争冲突中显示出“逼迫为非”的道理，夫妻不同的性格也刻画得很突出《上山采蘼芜》截取一对离异夫妻山路中相遇的一幕，情节十分简单，通过人物对话，使昔日弃旧迎新的情形，两位女性的容貌和织绢的情形，以及男子的后悔心态等，都跃然纸上《陌上桑》截取生活中最富于冲突性的场面展开描绘，矛盾更为集中，人物心理和性格的挖掘也更为深刻《孔雀东南飞》采用复线交叉的纵向叙述方式，通过完整而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刻画人物的性格，展示人物的命运，使中国叙事诗的成就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汉乐府民歌多用第三人称的叙述统摄全诗，诗中多采用人物对话或独白，恰到好处地穿插抒情性的旁白，往往画龙点睛，激起读者的共鸣多种语言形式与行为细节相配合，有助于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推动情节的发展 三、赋比兴的传统 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民歌所创造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直叙其事的“赋”用得最多，如《战城南》、《平陵东》、《有所思》、《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等都是用“比”的作品数量较少，质量却很高譬如《上邪》开头直抒胸臆，是“赋”，抒情主人公一口气列举五种不可能发生的事物，用来比喻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则是连珠炮般的“比”，抒发感情淋漓尽致再如《相和歌辞》中的《怨歌行》：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此诗早见于《文选》和《玉台新咏》，题为班婕妤作《玉台新咏》中诗前小序说：“昔汉成帝班婕妤失宠，供养于长信宫，乃作赋自伤，并为怨诗一首《汉书·外戚传·班婕妤传》只说作赋自伤，全文收录其赋，未提及作“怨诗”之事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认为李陵、班婕妤的诗均为后世所怀疑今人一般认为此诗系乐府古辞。
诗中层层比喻，环环相扣以“霜雪”比“齐纨素”，以“齐纨素”喻美女之待嫁；以“明月”比“合欢扇”，以“合欢扇”喻美女之既嫁；以“怀袖”喻恩爱，以“微风”喻柔情；以“秋节至”喻爱弛，以“夺炎热”喻情移；以“弃捐”喻抛弃，以“箧笥”喻冷漠；直到最后一句“恩情中道绝”才将寓意点明意象美好，喻意切至，忧郁凄清之美充溢于字里行间汉乐府民歌的起兴有的作为环境烘托，有的作为统摄全诗的关目，自然贴切《陌上桑》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起兴，如清水之托芙蓉，奠定了全诗的喜剧基调《孔雀东南飞》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写灵禽之失伴侣，奠定了全诗的悲剧基调 四、杂言与五言句式 《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兼有少量杂言诗汉乐府民歌的句式有杂言和五言两种，一般说来，西汉乐府多杂言，而东汉乐府多五言汉乐府诗的句式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形式，增强了诗歌的容量和表现力，展现了中国诗歌由四言到五言的发展过程杂言诗形式自由，句式长短随意，从一字句到十字句均有，根据内容需要，灵活穿插使用如《战城南》、《有所思》、《上邪》、《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都是杂言诗自由的句式增强了叙事、写景和抒情的随意性，也体现了民歌的原始风貌。
杂言诗后来发展为唐代自由奔放的歌行体，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汉乐府民歌中出现完整而成熟的五言诗，更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进步五言诗比四言诗每句多一个节拍，便于组合单音词和双音词，寓变化于整齐之中，适应了社会语言的发展如《陌上桑》、《怨歌行》《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和《孔雀东南飞》等，都是成熟的五言诗汉乐府民歌促进了五言诗的成熟与繁荣《汉书·五行志》所载汉成帝时的童谣已是定形的五言，而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说汉成帝时“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谓李陵、班婕妤的五言诗已经受到怀疑和否定钟嵘《诗品·总论》中也说“东京二百载中，唯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可见五言诗首先成熟并流行于乐府民歌，然后才为文人所吸取《杂曲歌辞》所载辛延年的《羽林郎》，无论人物或情节，都明显受到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影响曹植的《美女篇》主题虽然更新，而内容却直接脱胎于《陌上桑》这些都是文人五言诗向民歌学习的明证中国文人诗正是因为吸取了乐府民歌的艺术营养，才产生出象《古诗十九首》那样文情并茂的“五言之冠冕” 五、多种表现手法 1、对比反衬对比反衬的手法在汉乐府民歌的某些作品中表现突出譬如《上山采蘼芜》，通篇都是新人与故人的对比。
一是容颜对比：“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二是境遇对比：“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三是劳动技能即织绢能力的对比，包括质量的对比：“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数量的对比：“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最后是结论的对比：“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通过对比，新人和故人的差别一目了然，故夫的后悔溢于言表，然而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暴露出人们评价女性价值的标准，显示出女性地位的卑微可怜《陌上桑》第三解罗敷夸夫一节，虚夸出仪表堂堂、官运亨通的夫婿，用意就在于与猥琐好色的使君形成鲜明的对比，以阻止他非礼的念头《孔雀东南飞》中也有不少对比譬如铺写太守家准备迎亲的热闹排场，与刘兰芝自作“嫁裳”的冷落凄清，就是一种强烈的对比刘兰芝与焦仲卿曾经发誓：“君当作盘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这本是生动形象的比喻；焦仲卿与刘兰芝重逢之时因误解而相责难：“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既是重复前时的比喻，又是意含讽刺的对比2、顶针联珠顶针又称为联珠，是一种辞格，即用前句结尾的词语做后句的开头，使前后句子首尾蝉联无论用于叙事、说理或抒情，都能够使内容衔接紧密，环环相扣《诗经》和楚辞尚无此格，在诗歌创作中或当起于乐府古辞。
譬如《平陵东》，采用三三七的句式，每三句为一小节，节与节之间全用顶针用“劫义公”、“两走马”、“心中恻”三个词组联系四个小节，一气呵成，连绵不断，又显得跌宕有致再如《相和歌辞》中的乐府古辞《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思这首诗的前八句用顶针，每两句一顶，用“远道”、“梦见、”“他乡”三个词语联系八个句子，由起兴到梦幻，如行云流水，格调清新而深沉顺便提及，诗的后十二句也很有特色枯桑兀立，却能够感受天风的刺激；海水动荡，却能感受天气的寒冷；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自苦自知的感受，生动而耐人寻味入门”二句用他人的家庭情趣来反衬自己的孤独，自然而别开生面后八句叙述鱼腹传书的情节，颇具传奇色彩，与前八句的梦幻描写相照应，显出凄清的浪漫情调3、铺排、夸饰和烘托铺排、夸饰和烘托是汉乐府民歌常用的表现手法，在《陌上桑》里有集中的体现《陌上桑》最早著录于《宋书·乐志三》，题为《艳歌罗敷行》徐陵将它辑入《玉台新咏》，亦题为《艳歌罗敷行》。
在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辞·相和曲》，题为《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命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但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以上第一解（段），以夸张的手法，极写罗敷体态容貌之美，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是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以上第二解，写五马太守相戏，罗敷严辞相拒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晳，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姝以上第三解，写罗敷盛夸夫婿以拒太守《陌上桑》是一首民间故事诗，叙述采桑女秦罗夫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作品采用铺排、夸饰和烘托的表现手法，利用喜剧性的矛盾冲突，刻画了一个美丽、坚贞、聪明、机智的采桑女形象，歌颂了劳动妇女不慕富贵，不畏权势的高尚品质，同时揭露了五马太守的丑恶和愚蠢，反映了官僚权贵的荒淫无耻。
晋人崔豹《古今注》说：“《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