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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读书笔记原文：“科举制度安排的不断完善，其他相应制度安排的相互作用、影响，共同对于新的社会变迁、文化转型产生影响、作用，双向建构过程、互为因果。新的社会制度、体制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不断建构中生成，并包含了自发社会秩序的扩展。”（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版，第21页）我们现在的读书人经历小学、中学、大学有的还读研读博，我们学到了能力，拥有了才华。但是我们并不见得热爱自己的专业，热爱文化，我们渐渐的丧失了人格的独立与自由，也忘记了自己对社会应负的责任。读了这么多书究竟是为了什么。有的人得到权力、财富和美女，却没有独立与自由的人格；有的人精神
2、上富有，有很高的道德情操和文化修养，却孑然一身。但是，他们都得到了自己追求的。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实际上一切都是以活着为目的，以活得更好为追求，只不过有着精神和物质上的不同。科举是自隋唐开始中国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资源，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让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制度。隋唐时，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从而开创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开创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到了宋朝，科举制不断的完善，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人才
3、，影响并作用于相应其他的制度。而“自发的社会秩序”产生与拓展就是在这些影响与作用的不断建构中生成的。原文：“士大夫的入世与入仕，往往容易导致对于皇权的依附，从而失去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立与自由。而缺失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则往往直接导致失去士大夫文化传统中最宝贵的优秀品质以道抗势。实际上一直到范仲淹时代，士大夫普遍的人格，往往不仅体现出对于权力的依附与追逐，而且的首辅大臣，就是典型的代表。往往为此体现出对于权力的献媚，丁谓、吕夷简等并不缺乏能力与才华。”（刘方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版，第61页）胡适在介绍自己的思想中这样写道：“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
4、成器。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如今的人们都用物质的功利性来衡量人或事物或事件的价值，把什么都娱乐化、功利化了，道德、人格、理想、信仰、修养人生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的人格理想逐渐丧失。如今的人们欲海中沉浮，争名逐利，使得人类的文化道德底线逐渐缺失。而古人读书却是为了做官，宋朝有着“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宋真宗赵恒在劝学诗中就写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
5、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用名利去诱惑读书人，将追逐权力和依附于权力作为知识分子最终归宿。“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读好了书就能走上仕途，前程锦秀，自然就华屋美女什么都有了。不过随着科举取士的名额越来越来，造成了宋朝的官僚机构人员沉冗，庞大的官僚机构也是造成北宋后期积弱积贫的原因。原文：“而宋代这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特征的形成，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由范仲淹等一批优秀士大夫提倡和践行士风开始，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士大夫群体，而非个人具有独立人格，建构起人格气节，特别是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从而也第一次使士大夫群
6、体而非个别人物具有了普遍的对于自由之精神的追求与肯定。”（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版，第76页）“五四”时期，青年们高呼自由主义、爱国主义，他们相信集体主义是“忘我”的，也相信了“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相信了消灭私有制并代之以公有制，也是根据朴实的表面认识，得出只有这些“忘我”才能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的结论。可在胡适看来，这些“忘我”却恰恰是“通向奴役之路”。胡适在介绍自己的思想文中写道：“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
7、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宋朝也是这样一个爱国主义高涨的年代，很多士大夫并不是为了名声权利去入仕做官，而是为了施展抱负，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与富强。他们是有气节的，但是他们却丧失了人格上的独立与自由。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这样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所以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就不能发扬真理。所以，宋朝的士大夫群体们提倡和践行士风，使士大夫群体，而非个人具有独
8、立人格，建构起人格气节和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原文：“只有建构起士大夫独立与自由的人格，才能保证以道抗势的人格精神、终极信仰与审美理想，而基于自由原则的隐士，恰恰能够提供人格的独立与自由。虽然积极入世的士大夫，并不准备成为真正的隐士，但是基于自由原则的隐士所具有的独立与自由的人格理想及其现实典范的确立，则为士大夫树立起审美人格榜样，才使他们不至于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失去独立与自由的人格，也才使士大夫进一步在宋代发展出与皇权共治天下的社会理想与独立人格。”（刘方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版，第61页）士大夫这种依附追逐权力的普遍人格的形成也是必然的。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
9、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虽然给很多穷人有了出头的机会，但是却形成了一种读书是为了所谓“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此等名利之物。“读书做官”，用名利去诱惑读书人，将追逐权力和依附于权力作为知识分子最终归宿。像丁谓、吕夷简等并不缺乏能力与才华的知识分子不热爱自己的专业，不热爱文化，不热衷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忘记了自己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也丧失了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只有建构起士大夫独立与自由的人格，才能保证以道抗势的人格精神、终极信仰与审美理想。士大夫与普通老百姓不一样，作为士大夫就必须要对社会
10、付出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要有合乎自己身份的道德操守与文化修养。而隐士所具有的独立与自由的人格理想及其现实典范的确立，正好为士大夫树立起了审美人格的榜样，使得他们不至于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失去独立与自由的人格，也使的士大夫进一步在宋代发展出与皇权共治天下的社会理想与独立人格。原文：“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献的生产媒介笨重，符号复杂，复制困难和传播垄断，文献大部分被社会上层阶级的人掌握。如竹简、帛书等书写媒介一般不可能在老百姓中间流传的。随着印刷术产生和流传，少数人对知识上的垄断和在传播上的特权被打破，整个社会文献传播的结构状况得以改变。如，由于雕版印刷应用，唐宋时期出现了书肆、书林、书铺等独立的官方
11、、民间和私家出版机构和售书机构，印刷大众读物成为这些机构的主要业务，对于普及教育和增进文字阅读能力有一定功能。”（刘方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版，第252页）知识是人类思想、经验的总结，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的传抄、传播活动，是人类知识乃至文明传承的重要方法。我国古代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在印刷术广泛应用之前，手工的抄写活动，是文献复制、传播的主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前，文化的传播主要靠手抄的书籍。但是，一个个字的抄写实在是很麻烦。一部书如果要制成一百部，就要抄上一百次，抄写时还会有抄错抄漏的可能，对于文化的传播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
12、读书的人越来越多，抄书既慢，数量也不多，无法满足人们的要求。这就为印刷术的发明提出了客观的要求。宋朝因为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极其重视文化教育，学术文化的成就非常的高，中国文化至此更趋精深成熟，所以更方面的人才也就不断的涌现了。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唐宋八大家，宋朝占了六位，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王安石、曾巩、欧阳修。文化繁荣带来大量的印刷需求，活字印刷术应运而生。印刷术的发明使跟多的人接触到书本，也使得宋朝的学校增加，教育发达，学者的修养也普遍提高。原文：“宋都商业的繁荣，打破了以往城市中盛行的坊、市分离制度。汴京、临安的大街小巷，店铺众多，市场与官署、居民区混而为
13、一。北宋的开封。店铺林立，勾栏、瓦肆遍布，如唐家金银铺、梁家朱子铺、温州漆器铺、青鱼室内行、百针圆药铺、车家的炭行、李家的香行及米行、肉行、菜行、果子行等，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的记载至少有一百六十行以上。”（刘方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版，第154页）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初百余年间，国内比较安定，生产持续发展，经济高度繁荣。宋朝的冶金、造船、医药、造船、纺织、印刷、制瓷、制盐等行业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后难比及的高度。宋代的城市经济非常的繁荣。北宋的都城汴京、南宋的都城临安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
14、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宋都商业的繁荣，打破了以往城市中盛行的坊、市分离制度再加上夜市的形成，为商业和娱乐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书对汴京、临安城中商贾辐辏、百业兴盛以及朝歌暮舞、管弦填溢的繁华情景有生动地记录。刺猬，宋朝优待士大夫，官员的俸禄级补贴收入比较优厚，宫廷和官僚阶层的生活奢华，一般市民也崇尚奢靡的风气。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物质生活的富足，精神追求变的越发迫切，于是宋朝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了强烈的文化需要，国民闲暇的生活，审美趣味，生活情趣，都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诗词、歌赋、杂技、戏曲、民间音乐、小说、书法、建筑
15、等艺术都在宋代高速发展。原文：“宋代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刘方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版，第1页）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宋代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无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柳永的一首词里，我们可以窥见宋朝经济的发达程度：“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16、”为了吸引和笼络人才，宋朝向文人学子敞开了科举这条阳光大道，录取的名额不仅多，而且不重谱牒、不重乡贯、不重门第，甚至有意创造条件，让孤寒之家的子弟脱颖而出。通过读书、科举邀取地位、声望、财产，成为一条捷径和正途，宋真宗更是亲书“御笔”鼓励读书人：“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宋朝是一个人文鼎盛、群星荟萃的时代，涌现了一大批光彩夺目的人才。唐宋八大家，宋朝占了六位。宋代四大书法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理学家北宋二程：程颐、程颢。南宋东南三限：朱熹、张拭、吕祖谦。南宋四大家：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和尤袤。其他还有像范仲淹、沈括、李清照等等，犹如银河星斗，数不胜数。无怪乎，明人宋濂说：“自秦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