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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章 清内容提要 “自五四运动以来”，早已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各种“回忆”所建构的“读新青年，参与五四运动”，也明示了“五四”的影响。在更为广泛的视野下，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即将问题转换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则对此的认知，或有不同的看法。透过几个个案，一是已走出校园者，一是在校学生，可以发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对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颇有差异，呈现出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而“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亦可帮助后人更好认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机制。“中心”在向“边缘”渗透，“边缘”也发生着向“中心”的
2、认同。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 中心 边缘不知从何时起，“自五四运动以来”，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描绘个人的成长，揭示社会之变迁，往往都离不开这样的开篇。*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向”（09&zd070）的先期成果。刊于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且不论今日，“五四”后不久，即有这样的言说方式。1923年时事新报一篇讨论思想界潮流的文字，就强调：“凡稍能看报纸杂志的人，大概都知道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随着新出版物一天多一天，所鼓吹的，一言以蔽之，是新思想，分言之：把这思想用到文学上来，便是新文学；把这思想用到政治上去，便是新政治（
3、平民政治）；把这思想用到社会上去，便是新社会（互助社会）。”见陈问涛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1923年4月29日时事新报，“学灯”第5卷第4册第29号，第1页。也难怪恽代英会以此撰文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八个字，久已成了青年人作文章时滥俗的格调了。”见恽代英“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第26期，1924年4月12日，第1页。这样的叙述方式，无疑都在明示“五四”的影响力，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分水岭地位。近些年，情况才稍有所变。不乏学者持有这样的看法，“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学人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第219-37页。后
4、来又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作为其所撰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一书导言。很显然，打通“晚清”与“五四”，多少可以从更为长程的时段来认识“五四”（自然还远谈不上“长时段”），也动摇着历史叙述的架构。不宁唯是，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问题，也进入学者的视野。论者阐明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新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以及“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还特别提示对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实际上有相当的出入。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
5、研究2007年第1期，第21-40页。对此，似有必要进一步申论。关键在于，对于“影响”的探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事件的参与者，关注的是“有”；而不受此影响的却成为“失语者”，皆归于“无”。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林林总总的“回忆”，所提供的即是“有”的情况。 关乎此，陈寅恪曾有精到的诠释，“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流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做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果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
6、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见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传记文学第17卷第4期，1970年10月，第17页。对新青年的“阅读”也是如此，各种“回忆”建立起“读新青年，参与五四运动”的叙述模式。然而，同样可以基于“无”展开叙述，因为阅读的“时日”，同时也在证明此前未曾“接触”新青年。这样的音调或许不那么“和谐”，却也有所浮现。190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偏僻小镇的王凡西即表示，“北京学生们的闹事，则连我们最高学府里的老师也不曾注意。十余岁的小孩子当然更是茫无所知。”知道这件事，乃至受这运动的影响，已是一二年之后了。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生于1930年的余英
7、时先生也言及，在故乡安徽潜山官庄乡这个典型的“穷乡僻壤”度过的八年岁月，不但没有现代教育，连传统的私塾也没有。在其16岁以前，根本不知“五四”为何物。 余英时：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收入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1-74页。生活于偏僻之地，不知“五四”，倒容易理解。不过，别的情形却颇耐人寻味，1922年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卷，有这样一题“试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据学生杂志一篇文章透露，以“五月四日开运动会”解释“五四运动”的考生，“很有几位”。 嘉谟：青年生活与常识，学生杂志第11卷第9号，1924年9月，第42-47页。研究的情形也并不乐观。伍启元著中
8、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934年由现代书局出版，清华周刊登载的一篇评论就指出，近几十年所发生的“或者只有春秋战国时代才能相媲美”的空前的思想变动，“不幸得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本书，能将这个复杂撩乱的情形，撷英咀华，作简短握要的介绍。有之只是几篇不尽不实的论文，散见于各报章杂志，这又怎能满足青年的希望呢！” 乔平：伍启元著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书评），清华周刊第41卷第6期，1934年4月28日，第106页。这样看来，关于“五四”的影响，仍是有待深入检讨的问题。论者曾提出关于“五四”的记忆问题，指出“1919年事件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都学会了相当有选择地使用他们的记忆。” 微拉舒衡哲：五四：民族
9、记忆之鉴，收入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曹聚仁在回忆中即坦诚：“我之回忆五四运动，已在五十年后，用今天的角度，来看那座纪念碑，观感自有不同。”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上册，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事实上，担心五四被“遗忘”，也算得上持续不断的声音。1935年5月，胡适接连写下关于“五四”的两篇文章，原因无他，“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 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5日，第2-8页；
10、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第2-5页。到50年代的台湾，作为“五四后期人物”的殷海光更发出这样的叹息声，“五月四日这样重要的节日，几乎被人忘记了！” 殷海光：重整五四精神，自由中国第16卷第9期，1957年5月5日，第1页。“记忆”与“遗忘”，或许正构成“后五四”时代的历史基调；“五四”的历史也由此“建构”。 这也是本文提出基于“中心”与“边缘”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缘由所在。依拙见，如能在更为广泛的视野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即将问题转换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则对此的认知，或能提供新的视野。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所呈现的“多歧性”特质，
11、今日已成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共识”。 参见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 1999年第6期，第77-81页；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22-40页。这既有助于推动从“边缘”看“中心”，展示更多的图景，同时也表明，针对所谓的“边缘”立说，并不容易，很难提供全方位的视角。故此，本文对此的检讨，所提供的也仅是私人的阅读经验，试图透过几个个案，分析新青年所象征的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内中不只关注新文化是如何传播的，还期望能展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阅读”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所发生的“变异”。这样的“图景”与“中心
12、”所展现的无论是否相似，或都有俾呈现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也更为全面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一、新青年作为“中心”的确立所谓“中心”与“边缘”，实在是过于宽泛与模糊的字眼， 著名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即撰有 Center and Periphery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一书，主要基于信仰与价值层面检讨中心社会所具有的权威地位。这里也无意加以严格限定，只是试图说明在不同的时间、空间背景下对新青年所象征的新文化运动有着不同的“阅读”体验。换言之，这里所说的“中心”与“边缘”，更多来自时人的自我认定，事实
13、上，“中心”之成为“中心”有赖于“边缘”；“边缘”也不断产生对“中心”的认同，二者本身形成互动关系，难以划出清晰的界限。因此，不妨首先展示“中心”的情形，论者提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就阐明了新青年之成为“中心”所经历的曲折。换言之，尽管在时间的把握上或有不同的看法，但新青年构成“中心”，却是难以回避的问题。仅从“中心”所提供的信息，无论是作为“生意”，还是“阅读”，都不难发现这一点。作为“生意”，新青年最初的确可用惨淡经营来形容。陈独秀1913年亡命到上海，找到汪孟邹，表达了出一本杂志的想法，并表示“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但当时的亚东正在印行甲寅杂志，没有力量
14、做，于是介绍给群益书社出版，但最初每期只印一千本。且只发行了6号，就停刊了半年。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7、33页。对此，陈也是颇为沮丧的，“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 陈独秀：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第7页。不过，所谓“生意”，却不能限于杂志本身，结合出版杂志的书局加以考虑，就颇为必要。经营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在日记中就透露出书局对出版杂志的考量。1916年3月13日，张在日记中曾记载一事，“时报将不之”，颇希望商务能够“附股”，他却表示，“本馆近来对于报事甚淡，恐难附股。” 张人凤
15、整理：张元济日记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916年3月13日”， 第38页。时报估价较高，是商务没有兴趣的原因；其所说的对报事甚淡，也未尝不是实情。不过，1916年6月7日日记中又提到另一事：“代售船山学报，告傅卿函询湘馆，总馆代印价已收足否。不登报无销路，催交报费方可代登。” 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册，“1916年6月7日”，第94页。这里也指明了书局与报刊形成的关联，“登报”与“销路”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生意”的角度，有必要考虑到这一层，不能单从杂志的印数来核算成本。群益书社之所以愿意发行青年杂志，除了其他原因，部分也是因为有这个窗口，可以将所出书籍，进行推广。从创刊号开始，群益书社每期都刊登了不少书籍广告（绝大多数为群益书社的出版物，少量是其他杂志与亚东书局的书籍广告），并发布通信购书章程，书局由此获益，不可不提。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版权页”即刊出通信购书章程，告知购买“本版书籍”的具体办法。而第1卷第2号“版权页”才登出“投稿简章”。而书局业已建立起的发行管道，对杂志的发行来说，也至关重要。青年杂志从第1卷第2期开始列出“各埠代派处”，计有49个城市与省份的76家“书局”。 包括北京、天津、保定、大名、济南、烟台、太原、运城、西安、云南、贵州、兰州、成都、重庆、泸州、梁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