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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充分城市化”有效释放内需以“充分城市化”有效释放内需 户籍制度限制城市外来人口消费，导致内需增长缓慢 举一个户籍与消费的例子。我有三个学生，一个女孩毕业后就进入公务员系统，并拿到了上海户籍，之后买房、结婚。另一个学生读的专业不属于上海紧缺专业，即便是硕士也没有得到上海户籍，于是他选择租房生活，去年工作不顺利时曾想离开上海。这个对比提醒我思考户籍制度对于消费增长的制约。我提出，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促进消费。我的第三个学生在政府部门工作，他说，陆老师你说得对，但是这些事很难做。 有或没有城市户籍对一个人的消费行为影响很大。首先，没有本地户籍本身就会制约城镇外来劳动力的收入增长。其次，在城镇居民和
2、外来劳动力收入同样的情况下，外来人口的消费会受到制约。他们缺乏社会保障，从而需要更多储蓄。他们在不同地域间流动性更强，从而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更少。同时，他们在市场上也难以获得消费信贷。在同样的收入增长下，外来人口的消费比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慢，他们的钱更多地存起来了，导致中国的储蓄率持续上升。整个国家生产和供给的能力在持续增长，而消费却没有同步增长，造成了当前中国经济特别依赖于投资和出口，以消化生产能力。这是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结构性矛盾。 改变扭曲的城市化有助于避免中国经济的泡沫化 如果不找到使中国经济产生新需求增长的来源，中国今天表面看上去的高速增长，恐怕很大程度上是有泡沫性质的，泡沫破灭迟早要
3、发生。而其中最有效的需求增长办法，就是改变扭曲的城市化道路。 现代经济学非常重视空间的重要性，一块土地是在山沟沟里，还是在城市郊区，其生产能力完全两样。当前很多地方在实施农业用地的“增减挂钩”，把农村的宅基地复耕，增加了农业用地，同时在城市近郊增加工商业用地，减少农业用地。这一做法虽然有很多需要规范之处，但其重大意义却是在保持农业用地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释放城市近郊土地的生产力。我们要允许在东南沿海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放弃他在家乡的宅基地所对应的非农业用地使用权（建设用地指标），将其有偿转让给就业所在地的政府，同时获得当地的户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化和区域结构调整将给中国
4、下一轮经济增长注入非常大的活力。随着农民工真正进城，劳动生产率将获得大大提高，其中的机制就来自于城市所发挥的集聚和规模效应。同时，跨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再配置，可以大大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而且，城市化还大大有利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和内需的提升。 走偏的城市化道路，源于几个认识误区 误区一：以限制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来实现区域平衡 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的集聚，特别工业制造业的集聚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但今天如果把人和土地这样的资源限制在中国的内地来发展，我们所达到的所谓平衡只是规模意义上的平衡，而对于区域的平衡发展来讲只有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这样人均意义上的平衡才是有意义的。根据国际经验，只有
5、在那些人口和劳动力可以充分流动的国家，才能最终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发展。 误区二：为了避免“城市病”而限制城市发展 很多人说发展城市不好，因为产生了很多“城市病”。我认为，如果因为城市所产生的那些问题而限制城市的发展，损失的就是经济发展本身。并不一定城市发展了，拥挤问题、污染问题、犯罪问题就越来越大。以交通运输为例，如果城市规模扩张了，可以有十几条地铁线，人的出行就可以减少对汽车的依赖，拥堵程度可以得到缓解。上海蓝天的数量比十几年前多了很多，因为当上海人口规模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均GDP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整个城市的生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犯罪也是一样的道理，在中国，不是因为城市化增加了犯罪
6、，而是城镇人口中无城镇户籍的外来人口比重提高才增加犯罪。 误区三：中国经济要走中小城镇发展战略 很多人认为，接下来中国经济要走中小城镇发展战略。我不反对中国需要发展中小城镇，但是中小城镇的发展如果脱离大城市的带动作用，恐怕行政推动的中小城镇发展不会成功。发展中小城镇必须要以发展大城市为前提，只有当大城市发展起来以后，产生了对于中小城镇的带动，也产生了产业向外转移的需求，才给中小城镇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这一点必须通过市场经济的机制逐渐实现，而今天中国很多中小城镇的发展，包括产业的转移，是通过行政推动的。 误区四：发展内需主导的经济会改变经济集聚的趋势 很多人认为，接下来要发展内需主导的经济，会改
7、变经济集聚的趋势。我认为不会。这里要区分一个概念，“内需”不等于内地的需求，东部也是内需。很多人说服务业发展不需要集聚，错。越是发展服务业，越是要集聚。服务业实际就两种，生产型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包括金融、贸易、航运、物流等，跟着制造业走，制造业发展快了，就相应发展快了。消费型服务，当人们吃穿不愁了就需要消费型服务业了。越是要发展服务，越是要两个集聚的趋势，一是中国经济继续向东部集聚，二是向内地区域性的中心城市集聚。 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步，才有利于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发展。世界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的水平应该是同步的。而在中国，工业加服务业
8、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90%，城市化率大约在48%左右，中间差了40多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现象极其严重。对比中国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和城市土地面积扩张速度，每年相差3个百分点，通俗地讲，城市面积在迅速增长，但应同步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并不相称。 很多人说，现在农村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养老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超生游击队、土地利用效率低、环境破坏等，并认为这是城市化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城市化不充分导致。如果农民工进城以后能够举家迁移，原来农村的养老问题和留守儿童都不会再成为严重问题，生育率会自然下降，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也可以得到缓解。在环境方面，没有地理优势的
9、地方进行招商引资一定会招来污染企业。 城镇居民的户籍身份不同，导致城里不和谐的因素在增加。现在有一个词叫“新二元结构”，城市里无户籍人口所占的比例在广东一些城市里已经超过当地人口的一半，在上海这个比例接近三分之一。我们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发现，和有本地城镇户籍人口相比，无本地户籍人口的快乐感和对生活的满意度更低，尤其是对于因为户籍出现的收入不平等感到不满；他们对社会公众、对政府、对小区周围邻居的信任度比较低；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是比较低的。同时，外来没有本地户籍的人口相应聚集在一起，给城市治理带来了成本。这些社会问题如果不及早关注，极有可能因为一个突发事件让这些矛盾激化，给城市治理带来极大的隐患。 只
10、有追求公共利益，才能兼得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 要在未来兼顾平衡和增长，出路在哪里？其中关键之关键就是让人动起来。接下来中国实施的应该是以要素自由流动为主，财政转移为辅的区域发展战略。当前户籍制度的改革，把重点放在中小城镇，同时，区域间发展水平不平衡，就通过大量的中央财政转移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但世界银行的研究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仅仅靠财政转移的方式而成功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我们对中国的数据分析，也没有发现获得中央财政转移多的地方获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说，以“动钱”的方式追求区域间经济平衡发展的效果不明显。 很多人会说，你讲的都对，但做不了。做不了并不是推迟结构性改革的借口。
11、阻碍我们“做不了”的原因在于，在中国私人和局部的利益已经形成，但是公共利益却被严重忽视。为了可持续的发展，我们一定要突破思维上的误区去追求公共利益。我想引用一句话，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说：“美国最大的困难在于，它在气质上过于个人主义化，在趣味和爱好上过于资产阶级化，而它却从未完完全全地学会依靠集体解决问题的艺术，或者说，它从未真正地学会欣然接受公众利益至上的主张，以反对个人的利益。”自古以来中国就懂得追求公共利益，中国哲学和文化里有天下为公的理念，相信中国可以有这样的智慧，寻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做不到这点，未来可能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二者皆失，而不是两者兼得。 最后想说一句，不要等
12、危机到来时，再想起今天的话。 谢谢大家! 两代学人互动 户籍制度改革是重要的一步，让全民意识到公正的重要性同样重要 李友梅：城市化道路，世界上有很多模式。今天中国的城市化怎么走，陆铭关注到了农民工，他的核心的假设前提之一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与农民工在城市待遇改善有密切关系。我们在长三角做调研时，感觉政府在思考户籍制度，还有其他的制度安排。请问陆铭，使农民工在城市里享受市民待遇，户籍制度的改革是不是最重要的一条？ 陆铭：改革户籍意味着什么？户籍原来只是人口管理制度，但是中国把户籍和居民的福利挂钩,福利包含教育、医疗等诸多公共服务。应该给农民工城镇户籍，或者取消户籍所附带的福利。 讲到外来人口，我们
13、的第一感觉是他们跟我们分蛋糕，别人蛋糕小了，我们的就大了。其实，并非如此。给定蛋糕的大小，如果分配不公，造成社会矛盾，会引起不合理的资源消耗，这部分消耗如果用于给农民工提高福利，并不影响原城镇居民的福利。此外，外来人口进入城市，也会产生规模经济和做大蛋糕的效应，这个过程产生的增量更多分给外来人口，既有利经济发展，又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大家均得益。 李友梅：从经济学的角度，从物质的角度，你的回答是令我满意的。但是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待遇，不只是物质的，还有精神上的。我们到医院就医享受公共服务时，一个讲上海话的人，与一个带乡村口音的农民，会感受到不同的待遇。所以，我觉得户籍制度固然重要，但是其他制度要配
14、套跟上。最重要的，不管是市民，还是农民，应该给他一个公正的公民待遇。也就是说，国家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应该遵循的是公平的原则。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但这首先要求国家制定相关的政策，来提升公民素质，让每个公民意识到公平的重要性。 陆铭：我完全同意。社会学很关注社会融合问题。我们下面的课题就要从区域发展转入到城市内部社会融合问题研究，外地人口进城后，怎么样获得同样的物质和精神的待遇，包括语言的融合，这都在经济学家研究的视野之内。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要携手并进，把传统的社会学问题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加以研究，因为社会融合程度已经影响到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增长的空间了。
15、农业生产高效化、粮食安全的保证是中国城市化推进的重要基石 石磊：在城市化过程中，生产要素更多地向城市集中，是否就无法保证以往集中在农村解决的粮食安全问题呢？城市化与粮食安全能否兼顾？ 陆铭：农民都进城了，粮食生产如何保证？看起来矛盾，实际上在城市化过程中两者并不对立。 一个国家的粮食产量取决于几个因素：劳动力数量、土地数量、劳动生产率、农产品价格等。在中国目前阶段，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是决定粮食产量的主要变量。土地呢，农民工进城并不会减少耕地数量。长期来讲，越是推进城市化，人口越向大规模的城市集聚，越有利于保护农业用地，因为大城市的人口密度比较高，建筑容积率比较高，而农民的宅基地反而占地更多。至于劳动生产率，只有当务农人口减少，才会有提高生产率的迫切需求，才有动力接受新技术，城市化恰恰可以推动这一点；至于农产品价格，现在比较低的农产品价格，最终还是因为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太低，农民种粮食不挣钱。在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高，农业人口比重低，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生产农产品必须要有足够的盈利才会有人干，所以农产品价格自然会高。因此，城市化过程从某种程度上反而会有利于实现中国的粮食安全。 石磊：陆铭给出了一个鲜明的回答，农民进城，也有有利于粮食安全的一面。这里我补充一点。其实，城市化不仅包含大量农民工进城享受户籍的福利，催生许多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包含着留在农村的少部分人口如何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