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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眼中的城市规划我眼中的城市规划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发展出现了一些共同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城市的起点来梳理当下城市的意义。尽管在历史长河中，人类给城市植入了各式各样的形体，附加了无穷无尽的意义，但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否认，那些真正伟大的城市，正是能够让人活着并且活得更好的城市。产业革命催生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人类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今日战火纷飞的伊拉克境内，它们沿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岸而立。这一场“城市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变化之一：城市这个庞然大物开始同文字一样，实现人类文化的积累和进化；人类文明的
2、每一轮更新换代，都密切联系着城市作为文明孵化器和载体的周期性兴衰历史。作为人类在地球表面上创造的最大物质体，城市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又是人类问题的场所。城市的两面性随着技术文明的发展暴露得越加充分和复杂。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产业革命”催发工业化，工业化催发城市化，大量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就在城市制造巨大机遇之时，因工业进入城市而带来的环境污染，因功能过度聚集而引发的交通拥堵，因卫生设施不良而扩大的疫病流行，因公共政策不善而导致的住宅短缺，使城市遭到空前的质疑。“产业革命”留下的一大“遗产”，催生了针对城市的“医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后者将城市放到了手术台上。国外规划理论的梳理现
3、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启蒙者霍华德，将大城市视作“重病患者”，主张用乡村来稀释城市，提出建设“田园城市”的设想，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城市四周被农地围绕以自给自足，严格控制城市规模，保证每户居民都能极为方便地接近乡村自然。但这一学说在实践中并不顺畅，它所设计的经济自治、完全独立，能够疏解大城市工业和人口，兼具乡村环境特点的“田园城市”并未出现。“大树下面不长草”的超级城市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干了“田园城市”的养分。霍华德的追随者R.昂温对此作出了妥协，提出卫星城镇不该再是经济自治和完全独立于中心母城的情况，它们和中心城市在经济等各方面都应有紧密的联系。可在实践中，与中心城市
4、紧密联系的结果是，卫星城镇成为了睡觉的地方，它们非但不能疏解中心母城密集的功能，反而拥挤了大量外溢人口，城郊之间上下班的交通大潮越发汹涌，大城市更是“病入膏肓”。沙里宁预见了卫星城镇的“陷阱”，提出著名的“有机疏散”理论。在他看来，城市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并非道路面积不足，而是城市功能组织不善，迫使工作人口每日往返“长途旅行”。他建议把城市的人口和就业岗位分散到可供合理发展的非中心地域，尽可能实现每个区域居住与就业的平衡，从而最大限度避免跨区域交通的发生。他提出的“半独立城区联盟”，是一种更为紧凑的布局各个城区之间，以不到1公里的绿带隔离；城市是一步一步逐渐离散的，新城不是“跳离”母城，而是“有
5、机地”进行着分离活动。美国建筑师赖特在1930年代发表消灭中的城市和宽阔的土地，提出 “广亩城市”理论，主张使城市向广阔的农村地带扩展。他发展了肇始于霍华德的城市分散主义理论，认为随着汽车和廉价的电力遍布各处，那种把一切活动集中于城市的需要已告终结，分散住所和分散就业岗位将成为未来的趋势，应该发展一种完全分散的、低密度的城市来促进这种趋势，居住区之间以高速公路连接。“广亩城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的西部成为现实，那里的洛杉矶、菲尼克斯、图桑等汽车城市，已完全失去了城市的密度，“大马路+独幢住宅+花园”的扩张模式，使整个城市如同郊区，以致于没有一个明确的市中心概念，中小商业纷纷败落，小汽车成为
6、城市主宰。这样的城市因其在土地及能源上的高耗费而遭致社会各界炮轰，主张城市紧凑发展的呼吁日益强烈。相对于赖特，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把乡村搬进城市”。柯布西耶的学说则是城市集中主义的宣言，他主张以人口高密度、建筑低密度的方式改造城市中心，在较小的用地上发展高层建筑，腾出大片土地辟作花园绿地，以大马路、高架桥满足小汽车之需。柯布西耶以汽车为尺度构想的“梦幻之城”制造了垂直生长的“郊区城市”。塔式高楼之间是步行者的沙漠，大绿地、大马路、高架桥缩减了人气导致商业衰退，城市里面修“公路”刺激车辆增长，“交通垃圾”四处倾泻，“都市里的田园”终被令人窒息的尾气湮没。综上，赖特柯布西耶共同
7、之处是将房屋密度视为城市问题的祸首，却制造了新的甚至是更为祸害的问题。1961年，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出版了，由此城市规划界引发一场地震。该书以异常激烈的言辞抨击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她指责那些规划精英们只对城市“应该”是什么发生兴趣，从来不去理睬城市是怎样的存在。雅各布斯为大城市与高密度作了辩护，认为没有密度就没有多样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城市的活力；她讥讽规划精英们无一不是“放血疗法的后裔”，他们使城市及其周边变成了一碗单一的、毫无营养的稀粥，其结果是城市的自我毁灭。在她笔下，柯布西耶是把反城市的规划融进罪恶堡垒里的人，“他让步行者离开街道，留在公园里。他的城市就像一个奇妙的机械玩具”，“
8、至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正如田园城市一样，除了谎言，它什么也没有说”。中国规划理论与北京城规划之感想在中国，梁思成对沙里宁“有机疏散”理论颇为服膺，他提出将一个大都市分为许多“小市镇”或“区”，每区之内，人口相对集中，功能齐备，区与区之间，设立“绿荫地带”作为公园，并对每个区的人口和建筑面积严格限制，不使成为一个“庞大无限量的整体”。当时被认为成功的大伦敦规划对梁思成、陈占祥有着深刻影响，他们提出将行政中心区安排在北京古城西侧建设的方案。他们所构想的北京市区，以古城区、行政中心区和商务区组成，相互以绿带隔离；各个城区之内，居住与就业相对平衡，跨区域交通被尽量减少。两位学者预言，如果将行政中心
9、等城市功能集中在古城区内发展，不但会损毁文化遗产，还将导致大量人口被迁往郊区居住，又不得不返回市区就业的紧张状况，“一一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已发现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他们的建议未获采纳，他们的预言不幸成真。北京在过去50多年间持续在古城之上建新城的后果是，功能过度密集的中心城区成为吸纳发展机遇的“黑洞”，这使城市的“大饼”越摊越大，郊区出现的若干个30万人口的卧城更加恶化了这样的局面，城市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之后，求得沙里宁真经的吴良镛仍在高擎“有机疏散”的大旗。2001年他领导完成“大北京规划”，力图面向北京所在的区域，改变核心城市过度集中的状况。这个行动导致了
10、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甫竣出台的这项宏大计划又回到当年梁思成与陈占祥的立场：新旧城市分开发展，城市功能平衡分布。再看梁思成、陈占祥的有机疏散，与简雅各布斯是有许多共同之处的。梁、陈并非要把北京建成一个汽车城市，他们强调的正是建设一个不引发巨量交通的城市；他们认为如果大面积拆除古城，“在迁移的期间，许多人的职业与工作不免脱节，尤其是小商店，大多有地方性的老主顾，迁移之后，必须相当时间，始能适应新环境。这种办法实在是真正的劳民伤财。两位学者关注的正是大规模拆迁中的民生问题，以及这种拆迁对社会结构的破坏，而这正是简雅各布斯的视角。今天中国的整体城市规划带有十分强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诞生之前，也就
11、是1961年之前的那个美国时代的特色，即城市问题似乎只是一个物质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希望用推土机来解决社会问题，结果社会矛盾却被推土机越碾越多。我们不能否认，大自然的健康基于生物的多样性，城市也是这样，大规模地拆除重建城市，就是摧毁城市的多样性，结果就是扼杀城市。拿北京为例，她集中了上个世纪世界城市建设中的种种过失。首先是概念上出了问题。中国人画画讲“意在笔先”，我们的“意”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到底要把北京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应该承认，一种交通政策对应的是一种城市形态，要以小汽车和大马路来解决问题，你的城市就应该像洛杉矶那样是低密度、大尺度的，这样才不会堵车；你要建设一个高密度的
12、城市，交通政策只能是以公交和步行为主导的，像纽约那样，地铁是上下行四车道，上面自然是世界上最密集的摩天楼。可在北京的做法如同用洛杉矶的政策来解决纽约的交通问题，结果必然是大马路成为停车场。北京什么交通模式都要发展，既发展小汽车，又发展公共交通，其结果是什么样的交通都不方便了，世界城市发展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把所有的交通模式都占全了而取得成功。像洛杉矶那样的汽车城市已遭到世人诟病，因为能耗太大了，失去了城市的密度，整一个大郊区，正如简雅各布斯所说，是一个“伪城市”。北京还要这样学，还要这样“削足适履”，不符合中央政府提出的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吗。可是，中国的城市都
13、在建大马路，横穿北京的长安街、广安大街、平安大街如此宽阔，就是让机动车快速通过，很少与两边的建筑发生联系，这是典型的郊区模式，把城市中心变成郊区了，失去了城市的感觉，没法逛了，商业价值也损失了。巨大的道路网之间是巨大的街坊，从城市开发角度来讲，也无益于土地价值的提高，因为土地开发讲求“金角”、“银边”，最忌“草肚皮”。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办法，提高路网的密度，把一条大马路分成几条小马路来建，不但利于交通的疏解，还可增加多少“金角“、“银边”！现在的情况是，大马路只通往一个方向，如果前方出现问题，大家进得去出不来，根本无法疏解。另外，在城市建筑风格上，我们可以把北京和巴黎做比较：巴黎老城区大量标志
14、性建筑都是外国人做的，比如卢孚宫改建工程是贝聿铭设计的，协和广场的方尖碑来自埃及，拉德芳斯的大拱门是丹麦人设计的，蓬皮杜艺术中心是意大利人设计的。但这些“舶来品”在巴黎却如此和谐，巴黎没有出现像北京这样的“建筑殖民化”的争论 ，一个重要原因是巴黎有容乃大，这个“容”就是巴黎的古城保存完整，好比一个巴黎人，只不过戴着贝聿铭设计的一个钻戒，意大利人设计的一个项链而已，而这些，只会使她更加分外妖娆。可北京一直在拆除古城，把自己的文化容量拆没了，结果，外来的文化很容易居于强势，被视为侵入者，因为这个“北京人”的模样已看不清楚了，似乎一个CCTV大楼就能够把这个城市定义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再看今天世界城
15、市规划城市应该紧缩发展还是分散发展成为学术界一场跨世纪的争论。无法浇开的“块垒”仍是100多年前牵动霍华德的那个命题：在密度与环境之间，城市应该求得怎样的平衡。对东方城市的发现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美国规划学家享瑞.S.邱吉尔以现代建筑观点高度评价北京的城市设计。“大街坊为交通干道所围合，使得住房成为不受交通干扰的独立天地，方格网框架内具有无限的变化”。在13世纪元代统一规划建设的北京，有着与纽约惊人相似的高密度方格状路网，街巷与胡同两侧的联排式庭院铺满每一方土地，这种紧凑的组织使北京拥有了城市的密度，还为每一户家庭供应了人性的花园。登高俯瞰，北京消失在一片绿海之中，绿涛之下，是上百万人口
16、的生息。中世纪的城市是步行者的尺度，可是今天，疯狂的汽车在以时速的尺度制造城市，北京因此而被肢解，接下来的情形与其他地方相似：都市气息或被车速风干，或被交通淤死。在人与汽车之间，恩里克佩那罗舍选择了前者。1998年他出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市长，这个700万人口的都市饱受交通与尾气之苦。恩里克向他的选民发问：“这个城市是属于谁的？”选民们回答：“属于人民！”“但我看到的情况是，这个城市还不属于人民，”恩里克说，“因为百分之二十的人在控制着百分之八十的道路面积。”于是他把百分之八十的道路面积划给了百分之八十的人，用两年时间建设了先进的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拉丁美洲最大的自行车道路网络、世界上最长的步行街。 “现在，波哥大的人民已感到自豪并希望他们的生活得到继续的改善。这是我们要给全世界城市讲述的故事。”这位市长成为世界级的红人，他被频繁邀请出访，为各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