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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第24章第四节学当小医生2 第四章长征的胜利,红军建设的恢复与加强 第一节遵义会议的召开,中央红军的精简整编 一、遵义会议对“左”倾军事错误的纠正 1934年2月上旬,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进入广西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要到湘西与红 、红军团会合，立即调整部署，将5路“追剿”军合并为两个兵团，在红军前往湘西的道路上构筑工事,张网以待。红军如果继续往湘西去,势必陷入重围，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提出,立即放弃前往湘西与红 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红军转到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去创建根据地。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通道县城。12日,中共
2、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李德等人却不顾当时的严重形势，坚持原定同红 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1日，中革军委命令部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日，红军突破贵州国民党军在黔东南的防线，占领黎平。 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就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在川黔边地区创建新苏区。最终,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
3、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并“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暂时避免了可能的覆灭危险，也为彻底纠正“左”倾军事错误创造了条件。9日,中革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定,发出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命令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前进。20日，中央红军开始出发,在消灭黔军一部后,进逼乌江。3日,红军进占猴场（今
4、草塘)。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关于创建川黔边新苏区的决定。月6日，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天险，日占领遵义。9日,中共中央和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短期休整的机会。 月1-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红5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央秘书长_。李德及担
5、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会议共两项议程:“ （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 (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经讨论认为,黔北地区人口稀少,少数民族较多，共产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利于创建苏区。因而决定,改变黎平会议关于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去创建根据地。 会议认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教训。博古在会上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大、白区革命运动和苏区周
6、围游击战争配合薄弱等客观原因，而对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缺乏正确认识。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列举事实说明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也在发言中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对毛泽东的正确
7、意见表示支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的发言都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会议作出如下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193年夏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人组成）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指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党内负总的责任，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博占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日,中革
8、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中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当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极少胜利可能以至完全没有可能时,没有适时实行战略退却，以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而是继续与敌人拼消耗，从而
9、造成红军的重大损失；在突围行动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致使红军在长征初期又遭受严重损失。决议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压制不同意见的粗暴领导作风，强调“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澈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 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运用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指出：“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各级指挥员
10、必须灵活运用运动战战术，实行“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决议还指出：“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之一。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最后同 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并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会议集中纠正了“左”倾军事错误和宗派主义组织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共中央长达年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
11、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从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开始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二、中央红军进一步精简整编，不断加强政治工作 中央红军长征后,部队编制不适应长途转战的弊端明显暴露。为此,中革军委不断对部队编制进行了调整。 194年11月1日,中革军委决定对红 8、红军团进行改编，红8军团只保留第3师，红军团只保留第3师;原属红8军团的第师、红9军团的第22师各改编为个补充营，用以补充各军团。
12、2月4日，中革军委又作出精简机关和轻装的决定：撤销师、l团在苏区内线作战时建立的后方部,撤销兵站，保留师、团运输队，分别编90人和60人；红 、红 、红5军团后方部只保留军团医院、教导队、供给部（附运输队）,其他单位一律撤销，红 1、红军团医院各缩编为2个医务所，红5军团医院缩编为个医务所,师、团的卫生队分别缩编为9人和30人；红 、红9撤销后方部，保留师后方机关;缩编直属队；;缩编直属队;机关撤销或编余人员一律补充连队；抛弃或销毁不便携带或不必要的东西。 13日,中革军委下令,撤销红军团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其余人员编人红5军团第13师各团。同时,撤销红5军团第1师师部,机关人员充实基层战斗
13、部队,所辖各团由军团部直接指挥。黎平会议后,调红5军团参谋长刘伯承回中革军委,恢复其长征前因反对李德而被撤销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由陈伯钧任红5军团参谋长。 同日，中革军委决定将第 、第2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司令员由刘伯承兼任,政治委员陈云,副司令员叶剑英,参谋长钟伟剑。下编3个梯队:第1梯队，由中共中央机关、中央政府机关、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的个局、总政治部没收征发委员会、国家保卫局和1个医务所合编组成,纵队首长兼第梯队首长;第2梯队，由总卫生部及个医院(个医务所）编成,何长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梯队,由总供给部和通信队编成，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撤销原第2野战纵队司令部,以部分工作人
14、员加强第3梯队；干部团、保卫团为独立作战部队，归军委纵队司令部直辖；适当缩编总卫生部、总供给部,编余医生补入干部团、保卫团各卫生队;撤销总兵站部,其工作并入五局运输科。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又强调。“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之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必须继续缩小,以适合于新的作战环境。” 根据猴场会议精神,中革军委于1月5日通令各军团、军委纵队,要求“进行各兵团、各梯队本身的人员、武器、弹药、担子、马匹及其他一切资材的全部检查和整理，限三天内进行完毕，并将结果报告军委,准备进行缩编”。 遵义会议决议对盲目扩大部队体制编制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红军的编制一定要适合现时国内战争
15、的环境,主力还未充实就去建立许多新的师团单位是不对的,应该于充实主力之后再去建立新单位。拿全无教育训练又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师团单独作战是不对的，应该使新兵师团中有老兵骨干,并尽可能在初期使他们在老的兵团指挥之下训练出战斗经验来。那种不必要的笨重的与上重下轻的组织与装备是不对的,应该是尽可能的轻装。必须充实连队与加强师以下的领导。” 根据这一精神，中革军委于1月19日再次下令：军委纵队改为中央纵队（实际上仍称军委纵队)，司令部、政治部由红军总司令部和总司令部政治处兼任。根据这一命令,军委纵队进行了整编: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团留个连与中共中央内卫队一起，担负中央机关警卫任务,其他分队补充红 1、红3军团；撤销通信队,保留第 、第 6、第 29、第3通信分队，归军委总司令部三局指挥,其余的分队和装备加强部队；撤销中央警卫团，人员补充战斗部队。在此前后，红 1、红军团也进行了缩编：红1军团撤销第师,所属部队分别编人第 1、第2师；红3军团撤销第6师，所辖3个团合编为第 16、第17团，第6团编入第4师,第17团编人第5师。在此期间，总政治部要求各军团政治部利用部队在遵义地区休整之机,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