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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家法家是战国时期产生和发展的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一个学派，它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战国时期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礼作为维护社会运转的基本规范已经失去现实意义。管仲提出“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国语齐语），推行法制。子产铸刑鼎，使民知所守。战国时魏相李悝首著法经，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
2、法典，奠定了法家的基础。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晋书刑法志）。商鞅相秦孝公变法改制，主张“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商君书思想与科学更法）。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全面推行法制建设。规定“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命、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商君书赏刑）。慎到在推行法制时，注重君主之“势”即权威在法治中的作用，强调中央集权。申不害则注重“术”的运用，着重阐述君主驭臣之术。韩
3、非子对法家学说进行了全面总结，指出“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韩非子定法），“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韩非子难三）。强调法、势、术三者相结合，君主居极尊至重之势，行法施术，以治百官民人。“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同上）。主张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在哲学上，法家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一般具有较为客观的态度，并坚持历史进步发展的观点，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承认天命的主宰。他们还坚持以自然属性为人性，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为其法治理论提供哲学依据。法家学说对中国哲学思想、政治法律思想及现实政治有重大影响。主要代表著作有商君
4、书、韩非子等。就我们所认为的法家来看，是千差万别。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的，其行为与思想并不完全相同，为什么都把他们归之于法家一类？在先秦诸子中会有法家一派，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呢？法家作为一个思想文化流派，是有其共同特征的。由于法家以韩非为集大成者，韩非在诸子中又最晚出，所以关于法家的特征，到汉代论述颇多。如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说：“法家严而少恩”，“正君臣上下之分”。还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法家“信赏必罚，以辅礼制”，这是法家之所长，但“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伤害至亲，伤恩薄厚”。由此可
5、见，法家的特征是明刑尚法，信赏必罚，尊主卑臣，毁弃仁恩。就先秦法家来看，即便在某一点上或有所不同，但只要是法家；无不具有这些基本特征，可以说无一例外。法家的基本主张一般说来，法家有三个方面的基本主张。其一，发展经济，是法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早期法家，变法图存，通过发展经济，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其二，尚法明刑，主张对破坏变法的人处以重刑。在理论上来说明为什么要严刑峻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主张，诸如刑赏的相互为用，而以刑为主，重刑少赏，先刑后赏等。其三，君主专制，法家主张君主专制，集大权于君主一身。商秧曾说，治国三要素，包括法信权，而权是君主所独断的。主张君主要对权柄进行专断，举凡立官封爵、
6、论功行赏等等，都要掌握在君主手中。因此，发展经济，尚法明刑，君主专制是法家思想的三条主线，它贯穿了整个法家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并随着秦王朝的建立而付之实践，成为秦王朝意识形态的核心。同时，这三个方面共同构筑的法家思想是一个有机的组合，相互支撑，发展经济是其基础和出发点，实行君主专制和建立中央集权制是其目标，而尚法明刑又是发展经济与君主专制的法律保障。从哲学上看，支撑法家变法和构筑思想文化体系的有两个理论观点：一是关于历史进化的观点。在法家思想体系中，历史进化论是其基本的理论支点。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基本观点是：时代不同了，社会的事情也就不同；社会的事情不复相同，处理它们所采取的措施也应该有所变化
7、。人们不应该期待着因循古代，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永远行得通的基本法则，人们就应根据当今时代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其二，关于人性恶的观点。关于人性是善是恶的争论是先秦哲学的重要课题，孟子提倡性善论，荀子提倡性恶论。法家主张性恶论。他们就是利用人的性恶来控制人，驾驭人，用各种办法和手段来役使人。韩非子性恶论的人性论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的理论，他认为人性之基本点就在于一种人人为自己打算的自为之心，人的一切道德、情感、行为都决定于对自己是否有利。正是从人的这一本性出发，韩非主张用赏罚两柄来对待，用严刑重罚来治国，为他的法术势并用建立了人性论的依据。总之，法家的变法活动与思想体系的构筑，其理论依据就在
8、于他们在哲学上所提出的进化论的历史观和性恶论的人性论。法家的产生法家主要是在三晋文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其诸多方面都受到了晋文化的影响。三晋文化虽然也属于周文化系统，但它又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宗法制不彻底，以礼乐文化为基本特征的周文化在三晋大地上发展不充分。在其分封之初，由于晋国结合戎狄游牧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统治，因而表现出与其他诸国不同的特征。其后随着春秋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制度的变革上三晋也表现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其次，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特殊的文化底蕴。三晋地区与戎狄为邻，军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各大国争夺最集中的地区，战争连年不断，兼并相当激烈，为了能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
9、地，三家分晋以后，魏、赵、韩诸国相继进行了变法以图强。变法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奖励军功和发展经济两个方面。一是按军功授爵，并赐给田宅，形成并培养了一批军功贵族。其二，通过开垦土地，承认土地的私有，并可以自由卖买等一系列经济措施，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法家学派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它的特征是以法治代替礼治，主张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通过发展生产、奖励军功来增强国力。法家的发展经历先秦法家的发展大概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萌芽阶段。法家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和子产，人们通常把他们看作是法家的先驱，其实这时候还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法家，而只能算作是法家的萌芽时期。由于管仲、
10、子产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激剧的变革之中，所谓礼崩乐坏，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解纽，周礼失去了原有的威力。在宗法贵族中有一部分人顺应时代的要求，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制度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变革，管仲、子产即是其中两个代表。管仲在齐国任相达四十年之久，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他在齐国进行的改革以及关于法治的一些论述，都对后来的法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子产相郑，把法律条文涛在铜鼎上加以公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法律，对后世法家影响很大。但是我们说管仲、子产是法家的先驱，而不是法家的创立者，这是因为，第一，他们最终没有形成系统的法治观念，也没去彻底改革封建宗法制度。第二，管仲、子产除了有一些法治的思想，对旧制
11、度作了某些改革，从而为而后的法家提供了有用的思想资料外，他们思想的重心仍在礼，没有意识到以法治代替礼治的必然性。二是创立阶段。法家的真正创始者，包括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与慎到等人。创始时期的法家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他们大都亲身投身到当时各国的变法浪潮中，并成为变法运动实际的领导者。他们主要是以政治活动家身份出现，而不是思想理论家。其次，重视经济发展，特别是重视农业生产。从李悝到吴起等，提出了一系列的发展经济的政策，如尽地力之教，迁贵族去边荒地开垦等。尤其是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制定了一些发展农耕的政策，并通过田制的改革，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第三，法家严刑峻法在其创始阶段就已经走向了极端，
12、尤以吴起、商鞅为甚，他们推行的是一种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亲亲尊尊之恩绝”的刻薄少恩的政策。三是成熟阶段。法家思想体系的最终确立应归功于韩非，韩非被称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就在于他综合与总结了以前法家所取得的成果及经验教训，建立起法、术、势相统一的法家思想体系，从而使法家思想系统化。之所以到战国晚年才由韩非来作法家的结顶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发展，统一的王朝已经呼之欲出，需要有人来做理论上的准备。其二，诸子百家的发展，已到需要有人来重新做总结与综合工作的阶段，为新时代的到来提供理论准备，韩非是应运而生，站在法家的立场上来做这个工作，从而把法家推向新的阶段
13、。四是衰落时期。法家的衰落之速是令人惊叹的。可以说秦王朝是按照法家的思想模式建立起来的，韩非的思想体系是秦王朝意识形态的核心。法家从早期创始者的变法运动，经韩非的理论建构，到秦王朝的建立达到法家的顶峰时期。之后便一蹶不振、一衰不起了。秦王朝建立后法家的不足便暴露的十分明显。首先是专制独裁成为中央集权制的核心内容。其次是思想文化领域内同样的专制独裁路线，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同时其法律的残暴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随着泰王朝的灭亡，法家也盛极而衰，成为殉葬品，从而作为一个思想文化流派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其思想对而后的中国政治文化仍然产生了长久而巨大的影响。法家的开山鼻祖法家，作为一个学派来
14、说，其开创者和思想奠基人是李俚。战国时期所谓变法运动是从魏国首先开始的。魏文侯于公元前445年即位后，曾先后任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国，在他们的辅佐和参与下对政治、经济社会军事进行了改革。由此魏国得变法风气之先，成为当时诸侯国中最强的国家。史书中零碎地记录了李悝及其在魏国的变法事业。李惺是魏人，生卒年约为公元前455年到公元前395年。在任魏文侯相时主持变法，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经济。战国的变法以富国强兵相标榜，而经济是其基础，法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发展经济，这一点在每一个法家代表人物思想主张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李悝作为法家的开山鼻祖，在魏国主持变法，之所以获得成功，其关键的
15、一点就是建立起新的经济制度，提出了符合时代发展的总体要求，又制定了适合魏国社会具体特点的经济政策，就我们现在所见来看，主要是两条，一是“尽地力之教”，一是“善平籴”。二是总结变法经验，著书定律。司马迁引论六家要旨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手法。”汉书艺文志则说法家“信贷必罚，以辅礼制”。近人章太炎在检论原法中说得最明白；“著书定律为法家。”以此来衡量，李埋在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中，是以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其变法成果的第一人。从这一角度讲，称李悝为为法家的开山鼻祖，实不为过。他所撰的法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律条文文本，可惜已佚失。李悝所撰法经已亡佚，其详细内容已不可确考。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等古书记载了其梗概。法经共有六篇，分别是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李俚认为国家最为紧要是防止盗贼。他的法经以盗法与贼法为首。要对盗、贼这两种侵犯生命财产的行为加以惩戒，就需要囚捕，于是有囚法与捕法。杂法是对“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等违法行为进行惩罚的各种具体规定。具法是指根据违法行为的各种具体情况进行加重或减轻刑罚的规定。从李俚法经的六篇具体内容来看，侧重的是惩罚。后来的法家对此有所发展，一般认为法家要坚持赏罚两个方面，法不仅是惩罚，还要有奖励。李悝在新兴地主阶级统治初登社会历史舞台之时，强调对各种违法行为加以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