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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流之帅：花枝缺处留名字别酒劝君君一醉。清润潘郎，又是何郎婿。记取钗头新利市，莫将分付东邻子。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这首词寄调蝶恋花，题为送潘大临，早在苏轼去世后的第三年（1104），就被张宾老编入东坡词集，后来曾慥收入东坡乐府拾遗。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也载此词，题为东坡送潘邠老赴省词，并说：右蝶恋花词，东坡在黄时，送潘邠老赴省试作也。在这首蝶恋花里，只因苏轼自诩“风流帅”，又直言曾在“青楼”、“留名”，曾受人们质疑。后来宋翔凤在乐府余论中抨击道：其词恣亵，何减耆卿？是东坡偶作，以付饯席。耆卿是柳永之字，此词确实与柳永游冶青楼之词有近似之处
2、。请看柳永黄莺儿中的词句：乍出暖烟来，又趁游蜂去。恣狂踪迹，两两相呼。终朝雾、吟风舞。当上苑柳浓时，别馆花深处。正因为此，许多人认为这首蝶恋花不是苏轼所作，如曹树铭校编东坡词，就将它列为“误入词”。自宋以来，大凡喜爱东坡的人，经常因此对东坡加以环护，最典型的例子，莫如曾在颍州做东坡属僚的赵令畤。他在侯鲭录卷一说：东坡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问其所游，因作词云：“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花枝缺处留名字”，记坐中人语，尝题于壁。后秦少游薄游京师，见此词，遂和之，其中有“我曾从事风流府”，公阅而笑之。赵令畤一心一意“为贤者讳”，可谓用心良苦。首先，为了年代相符，他先将词中“三十年”改为“十五年”，
3、这样一改，不仅接近苏轼在徐州和汴京的履历，也使这种风流韵事能顺利地往郑彦能身上转移（详见下）。其次，他用“记坐中人语”，将苏轼与这段“恣亵”之词拉大了距离，更加委婉地维护了苏轼的形象。近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其中河南大学邹同庆、王宗堂二教授合编的苏轼词编年校注，便采用这一说法，并予以进一步扩展：赵令畤说此词是苏轼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作。“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云云，乃“记坐中人语”，是郑彦能的话，则是合情的。彦能名仅，徐州彭城人，庆历七年（一七四年）第进士，为大名府司户参军考苏轼诗集卷一六送郑户曹：“荡荡清河堧，黄楼我所开。楼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黄楼建成于元丰元年八月十一日，
4、郑彦能离徐当在八月。同年，苏轼中秋月寄子由三首其三：“郑子向河朔，孤舟连夜行。”自注：“郑仅赴北京户曹。”北京即大名府，则彦能离徐赴大名在中秋节前。诗与本词，情事切合 。邹、王二教授在以上考证中，尽力为赵令畤圆其所说，也带有为东坡竭力开脱之善意，可他们先是忘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苏轼此词所赠之人是去汴京，所以下阕开篇才会有“回首长安佳丽地”。这里首先露出一个破绽：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附近）在徐州之北，而汴京在徐州正西，三地恰成鼎足之势，郑彦能受命“孤舟连夜行”，为何要绕道汴京，走个大大的“之”字？其次是上任的路线不符，宋代从徐州赴汴京，必须先乘车马南下，绕道百里开外的宿州符离集（苏轼上任
5、、离任皆历此途），郑彦能的“孤舟连夜行”，却是沿着徐州城边的清河北向而去。邹、王二教授“从善如流”，特意沿用赵氏之说，将词中的“三十年”也改成“十五年”，因为他们知道，从元丰元年（1078）上溯到十五年前，便是嘉祐八年（1063），那时苏轼根本不在汴京，当然这首词的作者就只能是郑彦能了。可他们忘了，赵令畤既说苏轼作词时“记坐中人语，尝题于壁”，那就该题在徐州的墙壁上啊，可为什么后来秦少游“薄游京师”，却能“见此词，遂和之”？难道郑彦能此番专程赴京，就是为了刻写此词，以供将来秦少游见而和之？为了将“花枝缺处留名字”等事坐实了，邹、王二教授又在“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句下注释道：彦能庆历七年生，至
6、今元丰元年为三十一岁，上推十五年为十六岁，恰似潘岳少时游洛阳受女子青睐，有掷果盈车之风流。这句话更牵强了。“风流帅”之韵事，十五年前，年近而立的苏轼尚做不得，为何非要年仅十六、未及弱冠的郑彦能去“大有作为”？若郑彦能果如所言，既能在少年时纵情青楼、又能同时如愿考上进士，真可谓风月与金榜兼而得，应有更多的风流韵事、情词绮语流传 于世才对，为何只此一语受人称道呢？无需避讳，能改斋漫录所载，更接近事实。潘邠老名为潘大临，是黄州的一名举子。苏轼元丰三年（1080）二月抵黄州贬所，与潘大临父亲潘鲠、叔叔潘丙等交往颇多，潘大临经常到东坡、雪堂等地拜会老前辈，因此成了忘年交。宋代礼部大试都在初春进行，举子们
7、如果没有本路进士（也称乡贡进士或乡进士），就必须先于前一年秋天参加开封府的“解试”，取得“解元”资格后，才有参加“春闱”的资格。苏轼与苏辙兄弟两个，当年走的就是这条道路。详考神宗元丰年间，一共举行过三次礼部大试，分别在元丰二年、五年和八年，即每隔三年举行一次。苏轼元丰二年二月一日抵达黄州，此时举子们正在开封应试呢，因此他送潘大临进京赶考，只能在元丰五年和八年这两次。而元丰五年春天苏轼在东坡建造雪堂，潘大临曾亲临其境，与他进行论辩，苏轼的雪堂问潘邠老就是这次辩论的记录，由此说明，他没有参加那年的春闱。而苏轼又于元丰七年四年离开黄州，因此送潘大临赴京“赶考”，只能在元丰七年正月，潘邠老过了春节，便
8、准备先去开封参加“秋闱”，希望能在元丰八年蟾宫折桂，正是践行大苏、小苏先生的履迹。“记取钗头新利市”一语，表明此词确实作于新春佳节之后，潘大临在离黄赴京之前，曾经得到女士的馈赠。因此，这首蝶恋花作于元丰七年正月，毋庸置疑。“清润潘郎，又是何郎婿”，这两句话正是指称潘大临。在古人诗词中，“潘郎”指晋代美男子潘岳，“何郎”则是魏明帝所青睐的“美姿仪、面至白”的何晏 ，但将二人作为翁婿，东坡应算首次。详考潘大临家世，方知东坡此词，可谓一举多得。先看多年后张耒应潘大临之请，为其父潘鲠所作的墓志铭：君讳鲠，字昌言登元丰己未进士第。娶何氏，有贤行，男二人，长大临，次大观，皆力学有文四孙，其一男也，曰憨。张
9、耒集卷六十潘奉议墓志铭据此墓志可知，潘大临母亲姓何，潘鲠即是何家女婿。苏轼词中的“清俊潘郎，又是何郎婿”，分明是说潘大临“又”是何家女婿，潘、何两家亲上加亲，儿子再娶何家女子，就像苏轼的姐姐八娘被父母嫁给表哥程之才、王安石也受命迎娶自己的表妹一样，宋代人结亲“重母党”。大都喜欢这种模式。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张耒与潘大临的交往中可以发现更多信息。宋哲宗崇宁元年（1102）七月，张耒因闻恩师苏轼去世，“饭僧缟素而哭”，被从颍州太守任上废黜，也被编管在黄州 。那时苏轼所经营的东坡，已成潘大临的寄生之地，张耒在黄州，有四月一日同潘、何小酌等诗，其中的“潘”便是潘大临，“何”当为潘氏亲戚，极有可能就是与潘
10、大临一同被列入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何斯举 。上面引文中特别提及潘鲠惟一的孙子“潘憨”，就是潘大临的儿子，这个“憨”字，应为“潘郎又是何郎婿”的另一个注脚 。说到这儿，就要触及问题的关键，东坡蝶恋花词中的“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正是在酒宴上对潘大临“戏说”自己的往事，并以此祝愿潘大临能够金榜题名、蟾宫折桂。苏轼与弟弟苏辙嘉祐元年从眉山进京，秋天参加开封府解试，名列第二；次年参加礼部春闱，因欧阳修担心苏轼的试卷是其门人曾巩所为，抑为第二；复试为春秋对义，苏轼名列第一，主考官欧阳修在致随员梅尧臣的信中说：“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
11、他出一头之地，可喜，可喜！ ”从此天下“文风为变，苏氏文章，遂称于时 。”苏轼以“风流帅”自称，可谓名副其实。从嘉祐元年（1056）到元丰七年（1084），首尾相加当然，东坡先生也有在晚辈面前稍卖老成之意。接下来的“青楼旧事”，便顺理成章了。唐宋进士及第，不仅皇帝会赐宴琼林，大加犒赏，进士们更是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于是成群结队，挟妓宴游，彻底放松一回。请看几则记载：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举。故其爱婿郑詹事再掌春闱，上往往微服长安中，逢举子则狎而与之语。时以所闻，质于内庭，学士及都尉皆耸然莫知所自。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由是仆马豪华，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彦少者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仍岁滋甚。
12、自岁初等第于甲乙，春闱开送天官氏，设春闱宴，然后离居矣。近年延至仲夏，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筵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常数。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唐孙棨北里志序何扶，太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绝寄旧同年曰：“金榜题名墨上新，今年依旧去年春。花间每被红妆问：何事重来只一人？”五代王保定唐摭言卷三平康里乃诸妓所居之地也。自城北门而入，东回三曲。
13、妓中最胜者，多在南曲。其曲中居处皆堂宇宽静，各有三四厅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经右史，小室垂帘，茵榻帷幌之类。凡举子及新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游，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及膏梁子弟来游者，仆马繁盛，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有登甲乙第者关送天官氏，设春闱（天官氏，礼部侍郎）。近年多延至中夏，新贵眷恋狂游稍久。京中妓籍属教坊，凡朝士有宴聚，须假诸曹署行蝶，然后致于他处。唯新进士设团，雇吏便可牒取，取其所辟之资，则可倍于常价。宋罗烨醉翁谈录卷七平康巷陌记进士及第后，例期集二月，其醵罚钱，奏宴局什物皆请同
14、年分掌，又选最年少者二人为探花，使赋诗，世谓之探花郎，自唐以来榜榜有之。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六可见宋代与唐朝一样，朝廷允许新科进士及第者不受清规戒律之限，从金榜题名到委任官职那段时间，对新科进士来说，平康巷红灯皆变绿灯，从春到夏，莺伴燕随，侈宴不绝。苏轼后来在给弟弟的诗中，也有这样的回忆：当年踏月走东风，坐看春闱锁醉翁。和子由除夜省宿致斋三首其三说到此处，不难明白，苏轼蝶恋花词中的“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既是一种调笑戏语，也是对当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情景的回忆，同时又在祝愿潘大临：你中了进士之后，不要忘记探寻老前辈在青楼妓馆的风流遗迹。其实这两句诗，并非东坡独创，他在化
15、用白居易诗意：花枝缺处青楼开，艳歌一曲酒一杯。美人劝我急行乐，自古朱颜不再来，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来一回，老一回。乐府诗集卷二十三横吹曲辞长安道至于“花枝缺处留名字”，还在表明宋代的酒宴的另一种风气。当时稍有规模的酒店也称“酒库”，青楼歌妓被邀请外出侑宴，称作“下番”（一如现代所谓“小姐出台”），不过那时妓女不仅身份公开，而且人人都将“芳名”写在“花牌”之下，某妓被某某官人或某某进士请出，花牌空处，便要写上“使钱者”的名字，此举称作“点花牌”。宋元笔记史料及文人作品，对此也有大量记述：其诸库皆有官名角妓，就库设法卖酒，此郡风流才子，欲买一笑，则径往库内点花牌，惟意所择，但恐酒家人隐庇推托，须是亲识妓面，及以微利啖之可也。吴自牧梦梁录卷十点检所酒库为二十九年，加上他预祝潘大临在明年中进士，那么前后时间，恰好符合“三十年”之数。（酒楼）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每库有祗直者数人，名曰“下番”。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元夕诸妓皆并番互移他库。夜卖各戴杏花冠儿，危坐花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