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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法公信力关注我国基层法官一、引言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通过可以信赖的司法程序，对司法人员的裁判案例产生的普遍信服和尊重，而在受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诚实守信、公正、正派的信任度和影响力。近年来，司法公信力不足的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学者和法官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1。在专家学者看来，由于司法体制上的弊端，加上极少数法官的裁判不公、贪赃枉法，极大地破坏了司法的公信力，也使得部分群众对司法不信任，从而可能泛化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而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司法公信力不足的问题，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着力从司法公正与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入手，特别是“法官职业化”改革的全面启动，使得司法透
2、明度得到进一步增加;在完善法律监督制度的前提下，规范法官行为，及时纠正错案等等，从而使我国司法公信力有了长足的进展。然而，由于中国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临时的任期、不固定的身份、低廉的待遇及人身、物质保障的不足对法官的影响”2，使得法官在裁判案件的过程中或耽于人情，或通过司法权的寻租受贿，知法而不公正判决时有发生。这种“错案、冤案时见报端，媒体的披露、上访的增加、以及人民群众对司法系统的不满，都令司法的公信力到了危险的边缘”3，这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司法公信力的根基。本文笔者作为一名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出于对促进中国法治进步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极大热忱，从分析司法公信力的内涵入手，对司法公信力的道德价
3、值、影响司法公信力提升的因素以及构成要件作一个较全面的评价和阐述，在充分探讨司法公信力因果效应的基础上，进而就司法公信力的促成方式提出自己设想，旨在抛砖引玉。二、司法公信力的基本内涵司法是人类创立政府后用以定纷止争、惩治犯罪的手段，也是人们在对自身价值追求与个体行为能力的有限性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4。而公信力来源于英文的“Credibility”5，它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司法公信力是指司法人员(本文仅指法官)通过长期地司法执法活动向受众提供正义、公平、可信、权威、高尚的执法案
4、例，在受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诚实守信、公正、正派的信任度和影响力。也就是说，司法公信力是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所形成，在社会公众中的广泛的权威性和信誉度，在受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司法自身魅力。(一)司法公信力是受众对法官执法活动的信任期待。司法公信力的外在表现集中体现了社会公众对法官的一种主观期待和信任渴求。能被公众所渴求的东西，必定是为其所折服和向往，没有信任渴求，司法公信力就不可能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公信力就是一种司法的信任。这种司法信任的担当不只是一个对过失惩戒的问题，同时还包括司法机关对受众权力的保障和承诺。司法信任的这一特性，就要求我们的法官在履行司法职责时，既不能以断然否定的态度来
5、看责任担当，也不能对责任担当予以极端化处理。司法公信力既包括受众意识所形成的带有价值评判参数的有关公平、正义和自身存在的一系列观念，又包括受众的感情、态度和行为折射出的责任信任。而就其形式来看，它是指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确定的司法模式和内心信任尺度。所以，对公众来说，完全把司法公信当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平衡阀，把法官当成自己权利获得保障救济的“衣食父母”。(二)司法公信力是受众对法官自由心证的价值认同。司法公信力作为一种包含受众对司法裁判的感受、体验和认同的复杂的心理过程，是受众对其所认可的客体所持的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的态度。就司法整体而言，衡量司法公信力大小主要应从真实、敏锐的洞察力及权威性
6、、浓厚的人文关怀以及执法活动等方面进行。也就是说，司法公信力是受众通过可以信赖的正当程序，对法官执法过程的权威性产生普遍的信服和尊重的程度。在这里，受众的法律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官对一些具体案件的处理，从而理解到什么样的行为是合法的，什么样的行为是违法的，什么样的裁判是可以接受的。就司法个体而言，司法公信力大小往往从法官一次心证公开的利益衡平，一次人性化的调解，一次正义的裁判，都能够客观全面地得到印证，使当事人从中了解一个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的思维过程和理由，并且准确反映出受众对公正、程序、自由、效益的整体价值追求，从而体现司法裁判的自身价值，即使裁判结果与公众的利益无关，也会获得公众的认可，
7、成为法官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制，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窗口。可见，司法公信力是法院执法活动晴雨表，一个没有司法公信力的利益衡平，虽然它具有法律效力，但却没有生命力。司法公信力离不开公众对法官自由心证的价值认同。(三)司法公信力是受众对法官公正司法的自觉维护。我们知道，司法公信力的形成，必然以受众行为的外化为依托。而司法公信力由于受众对象的不同，应具有明显的公众性特征。这种行为特征对司法机关而言，不仅应表现为对法律规范的忠实维护，还应表现为法官对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责任义务的绝对履行和自觉服从，它是与权力的滥用相对立的。当然，法律至上是法官行使权力的唯一准则，权力滥用则是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大敌。法官如果沦为
8、法律的践踏者，不仅使一般社会公众的权力和利益受到损伤，而且从根本上摧毁了受众对法治的最后希望，使法律的尊严和威信荡然无存。历史经验证明，司法公信力的丧失，与司法人员对权力的滥用是分不开的。因对一般公众而言，司法公信力表现为公众对法律秩序的自觉遵守和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依法维护。如果公众遇到问题和纷争，不是通过法律渠道解决，而是通过私了、上访或其他过激行为，不仅行为本身与法制的要求相悖，而且还可能因此造成对法律秩序新的破坏6。因此，对司法公信力起支撑作用的法律规范，它的规范功能是通过其固有的正义性来体现，并通过对这种正义价值的认同达成公众对法治秩序的自觉遵从。三、当前影响司法公信力提升的主要因素当前
9、，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公众对法官的信赖程度不高，一些生效的裁判得不到执行，无论法院自身还是外部环境，都存在着一些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一)法官素质的影响我们从近年来的各类错案来看，折射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法官自身素质的桎梏和影响。比如法官的整体素质与社会对法官的要求相比仍存差距。极少数法官还没“认清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基本属性”问题，“专门为某一类人服务，为某个人服务”7，导致作风不佳，形象不正;极少数法官仍存在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金钱案的现象。而有少数错案的产生，并不是法官“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不到位、运用不熟悉，有时，恰恰是他们运用自己专业知识的丰富，利用当事人对
10、法律的信任以及对司法程序的陌生，而故意徇私舞弊造成的”8。以上因法官自身素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这种知法而不公正的判决，极大地破坏了司法公信力，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受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尊重。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的那样，“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9。我们从实际社会生活来看，公众对于法律的真正感知，不是通过若干次普法教育，也不是通过一系列法律文本的阅读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生活周围的一个个鲜活的案例逐渐得以明晰的。但法院的公正一旦遭遇当事人和公众的质疑，其作出的裁判也就很难获得信任。象近年来越来越多涉法
11、涉诉信访案件的产生，就是部分受众“信访不信法、信上(级)不信下(级)、信大(官)不信小(官)”，对司法不信任的表现和结果。(二)受众心态的影响司法公信力是公众对公正司法的客观评价，公信力与公正互为表里，不可或缺。事实上，目前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少制约因素又来自于司法之外。由于历史上遗留的“自古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腐朽观念仍没根除，一些人深信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传闻，在官司败诉之后，总怀疑法官得了好处。从笔者所在的法院来看，法官接手一件案子后，往往是“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托人”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多了，难免给有关机关、领导以及知情群众造成法院公信力不高的印象。加
12、之司法宣传还不够到位、群众监督司法的渠道还不畅通，也导致社会上关于司法不公的“小道消息”仍占领着舆论阵地。这样一来，一部分当事人对司法的不信任就可能泛化为普遍的社会心态，这也是影响司法公信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知道，法院审判有其内在的司法规律，对这一规律的遵循与司法受众对公正的需求有较大差距。比方说，法院讲究证据，不少当事人却只认他们亲历的事实，既拿不出证据又不了解司法程序，输了官司还认为是司法不公;有的不了解诉讼权利具有“过时不候”的特性，过了诉讼时效才来主张权利，自然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这样一来，不懂法的受众对法院依法作出的正确判决也不理解，这也是导致司法缺乏公信力的因素之一。另外，中国
13、老百姓传统上形成的“屈死不告官”的心态，令他们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判决，也会默默忍受。即使一些不公正的判决得到部分改正，由于时过境迁，那些故意徇私舞弊造成错判的法官，也仍然得不到应有的责任追究。当司法的公正不足以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沦落为少部分人或利益团体的工具时，司法的公信力就只能如此不足，这是现代社会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梗阻。(三)司法体制的影响虽然近年来最高法院一直从法院内部入手，努力实现公正与效率，从而来提高司法的公信力，但司法功能的滞后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司法体制问题仍是公信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在工作中存在的体制方面的一些痼疾仍难以解决。1、司法模式行政化。从西方法治国家的经验来看，司法
14、独立是实现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一个重要条件，即司法权的非行政化。而司法独立又是以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为根本的。没有后二者的独立，司法独立就是一句空话。从我国现行法院的内部管理来看，其行政化特征十分突出。从院长、副院长、庭长到普通法官，都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行政管理体系，这种行政等级管理体系是按行政官员的官阶加以套用的。行政性的官位成为法官在法院中地位区分的一个重要标志10。从司法的作用来说，“在对法律的适用和理解上，所有的法官一律是平等的。”但“我国目前的司法体系和法官级别设置还有很浓的行政色彩”11，行政级别高的法官不仅意味着能得到与其行政级别相对应的较高薪俸，而且这种较高官价就是集中在法院内部的
15、领导层，并掌握着大到整个法院、小到每个案件的最终裁决权。12。也正是由于法院工作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审判工作规律未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把握，使得当事人原本想通过程序上的救济功能来实现救济的目标彻底落空，无形中破坏了司法公信力。2、司法权力地方化。由于权力配置的技术性原因，司法实际上依附于行政，造成了法院受制于行政的现实，法院不能真正获得独立的司法主体地位，也使法院的司法权全面走向地方化。因为“在人权、财权均受制于同级党委或政府的情况下，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而不受党委、行政的某些干涉，显然是不可能的，司法人员处于要么坚持原则、秉公办案而被撤职、免职或调离，要么听之任之，违心办案而保住乌
16、纱帽的两难境地!”13也正是由于司法权依附于地方权力，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司法活动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服务的种种派生的行政性任务和指标。如果“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试图积极地发展和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或潜在的纠纷，势必将自己卷入当事人的冲突之中，难以保证公正的面目”14。而司法的正义性要求“法官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15。在这种司法权严重地方化的行政体制下，必然使得司法公信力大打折扣。3、司法活动功利化。由于我国当前的司法权还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或者说现有的制约监督机制难以达到遏止司法专横的目标，使司法活动的功利化的顽症仍不能从根本上提到根治。一方面表现为公权私有化。少数法官打着独立审判的幌子，公开或不公开地利用手中的审判权与当事人搞权钱交易，把国家司法权变成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等。另一方面表现为司法权人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