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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守规则的悖论及其解决办法沙春燕（10823024）遵守规则的悖论这一论题最早是由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的。对于遵守规则的悖论，他在201中这样写道：“这就是我们的悖论：一条规则不能确定任何行动方式，因为我们可以使任何一种行动方式和这条规则相符。刚才的回答是：要是可以使任何行动和规则相符合，那么也就可以使它和规则相矛盾。于是无所谓符合也无所谓矛盾。”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代表著作，文章是由类似格言的段落拼接而成的。段与段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显然，需要读者在一段一段的格言中不断感悟，才能理解。在哲学研究出版后的近二十年间，研究
2、者们主要集中于“家族相似性”、“治疗型哲学”、“私人语言论证”这些主题，并且是分开讨论的。可以说，研究者们对于这样一种非系统性的哲学著作，采取了一种非系统的解读。70年代的时候，开始出现将这些主题整合在一起的研究倾向，并且有人开始关注规则的问题。1981年霍兹曼和莱西（Steven H. Holtzman and Christopher Leich）编辑的研讨会论文集维特根斯坦：遵守一条规则（Wittgenstein: to Follow a Rule）是这种趋势的反映。他们把与遵守规则相关的问题分为三类，其中第二部分的主题是遵守规则与意义，其它几部分是关于遵守规则和社会伦理、政治方面等内容。
3、但真正使得这一论题成为维特根斯坦研究热点的，是1982年克里普克发表的维特根斯坦论规则和私人语言（Wittgenstein on Rules and Private Language）一书。他认为关于遵守规则的“怀疑论悖论”出现了，并且维特根斯坦给出了一种“怀疑论解决办法”。这种论证过程和结果可以应用于两个领域。一个是数学规则的概念，比如加法规则。另一个是我们用语言谈论我们的内在经历、感觉以及其它内在状态。对此，我们分别可以得到一些数学哲学思想和语言哲学思想。尽管维特根斯坦对于遵守规则的一般性问题和结论做了大量讨论，但是哲学研究的结构特点决定了他不只是简单地将这种一般性结论应用于数学和语言的情
4、况中，而是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讨论。关于数学基础的评论和哲学研究中都有关于遵守规则问题的说明。克里普克认为，无论是谈论数学还是谈论心灵和语言，维特根斯坦都将规则问题视作谈论的基础。这一观点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有很多人认为克里普克误解了维特根斯坦，也有很多人支持克里普克的观点。这些丰富的讨论使得“克里普克解读的维特根斯坦（Kripkes Wittgenstein）”甚至成为一个专门术语。麦金（Colin McGinn）1984年在维特根斯坦论意义（Wittgenstein on Meaning）一书中指出克里普克的很多分析是对维特根斯坦观点的误解。普尔（Klaus Puhl）1991年所编的论文集意义
5、怀疑主义（Meaning Skepticism）所探讨的内容有：维特根斯坦和怀疑论，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心灵哲学，规则、共同体和个体的关系，一致性和规范性等。米勒和怀特（Alexander Miller and Crispin Wright）2002年编辑的规则遵守和意义（Rule-following and Meaning）针对关于克里普克解读的讨论，收录了论述规则遵守和意义的关系问题的重要论文。一、数学规则的例子克里普克在阐述这个悖论之前，先详细讨论了一个数学规则的例子，在其中他创造了怀疑论者这样一个角色。我用词语“加”和符号“+”表示一种众所周知的数学运算加法。这个运算的定义域是所有的正整数
6、对。我通过外在的符号表征和内在的心理表达，“掌握”了加法规则。尽管我过去只计算了有限多正整数对的和，这种规则还是会决定我没有算过的无穷多正整数对的和。也就是说，我过去关于加法的意向性决定了在将来的计算中的唯一答案。假设我以前没有算过“68+57”。我过去所做的计算只涉及小于57的正整数。（我所做过的加法是有限的，这一点保证了这样的例子总是存在的。）我现在通过计算得到了“125”这个结果。它在两个意义上是正确的。首先，在算术运算的意义上，125是68和57的和。其次，在元语言的意义上，我现在对“加”的使用和我过去对“加”的意向是一样的，都表示了同样的运算。假设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怀疑论者，他从我所
7、谓的“元语言”意义上怀疑我给出的答案的正确性。他说，根据我过去对于“加”的使用，我对“68+57”的答案的意向性本来应当是“5”！他说，假如我认为，根据我过去对于“+”的使用，我过去对于“68+57”的意向是它表示125。这肯定不是因为我过去曾经清楚地指示过自己“68+57”的结果是125。因为根据假设，我过去没有算过“68+57”。当然，关键在于，我在新情况中要应用过去使用过的运算或者规则。但问题在于这个运算到底是什么？所以，有可能，我过去是用“加”和“+”表示这样一种运算。我称它为“卡法”，用“”表示。它的定义如下：xy=x+y，如果x，y57 =5 ，否则。怀疑论者声称，我现在错误地理解
8、了我自己之前对“+”的使用。过去，我总是用“加”来意谓“卡法”。但是，现在在某种不理智或者迷幻剂的影响下，我自己误解了自己之前的使用。尽管很荒谬，但是这种假设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下面我们将更加详细地分析怀疑论者提出的挑战。怀疑论者的挑战有两个方面。首先，他会问是否存在关于我过去意谓加而不是卡的事实。（如果这样的事实存在，那也就回应了他的挑战。）其次，他会问，我们现在有什么理由这么自信地回答125而不是5。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我现在自信地回答125是因为，我相信这个答案是和我过去所意谓的一致的。我的计算准确性和记忆准确性都是不容置疑的。相应于这两个挑战，对于怀疑论者的回应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
9、这个回应要能够说明我意谓加而不是卡的事实。其次，这个回应要能够说明为什么我现在对于“68+57”的问题回答125是合理的。我所提出的事实必须包含有前面所提出的计算指示。否则，怀疑论者会认为我所现在的回答是任意的，也就回应不了他的挑战了。二、可能的解决办法接着克里普克提出了几种试图回应这种挑战的哲学理论，但是他的分析表明，这些回应都是不成功的，所有的理论都没能够给出这样的事实。在这之前，克里普克作出了两点说明。首先，怀疑论者在和我们讨论问题时，使用的是共同的语言。也就是说，他没有质疑我现在对于词语“加”的使用，他同意我现在是用“68+57”表示125。同时，他是在我现在使用的语言中与我进行辩论的
10、。怀疑论者质疑的仅仅是，我现在对于“加”的使用是否和我过去对于“加”的使用一致，我现在的语言意向性是否和我过去的语言意向性一致。问题不在于“我是怎么知道68加57等于125的”，而在于“我是怎么知道我现在用68加57表示125所使用的加，和我过去所意谓的加是一样的”。这种阐释不同于维特根斯坦的阐释。在这里，克里普克对于使用和提及、现在的使用和过去的使用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对于现在这个例子，维特根斯坦也许只会简单地问：“当被问到68+57时我是怎么知道我应该回答125的？”这样的提问方式也许会引起一些误解。比如，有人会把它当做一个关于算术的怀疑论问题“我是怎么知道68+57等于125的？”这个问题
11、只用一个数学证明就可以回答了。但这并不是我们想说的。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假设68加57就等于125。同时，我也不怀疑我现在对于“加”的使用，但是我可以怀疑我过去对于“加”的使用。 如果没有对于现在的使用的肯定，我们就没有办法表述我们的问题。其次，我们用来回应怀疑论者的事实是没有限制的。我们不会仅仅限制于行为主义的事实，也就是那些外部观察者可以观察到的公开行为。我们的事实也可以包括内在的心理状态。虽然维特根斯坦的心灵哲学经常被看做是行为主义的，但是在这里我们认为他不反对“内在”。维特根斯坦的这个特点和奎因对“翻译不确定性”的讨论很不一样。虽然，奎因和维特根斯坦的讨论是有很多相似点的。然而，
12、奎因只接受行为证据，相反，维特根斯坦进行了大量内省的调查。另外，怀疑论者的怀疑的呈现方式不是行为主义的，而是“内在”地展示的。然而奎因在讨论意义问题时，是用一个语言学家基于另一个人的行为来猜测他使用的词语的意思这样的例子。一种试图回应怀疑论者的哲学理论是倾向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怀疑论论证的错误在于假设了组成我意谓加的事实必须在正在发生的心理状态中。我意谓加（而不是卡）的事实要被倾向地分析（dispositionally），而不是用正在发生的心理状态来分析。用倾向分析的观点看，用+意谓加法就是，在被问到“x+y”的和时，倾向于回答x与y的和；意谓卡法就是倾向于回答它们的“壳”（quum）（卡法
13、结果）。的确，根据我过去的想法和回答并不能区分加和卡；但是，过去关于我的倾向性事实能够对此作出区分。说我过去事实上意谓加就是说，如果我被问到“68+57”，我会回答“125”。事实上，我并没有被这样提问，但是这种倾向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回应并不能真正回应怀疑论者的挑战。倾向分析不能说明125是一个合理而非任意的回答。当我过去的所有想法既可被理解为我意谓加又可以被理解为我意谓卡时，我为什么如此肯定某种特殊的假设是正确的？关于我现在的倾向也是同样的情况，哪一个才是正确的答案呢？倾向分析误解了怀疑论者的问题，它不是像怀疑论者所要求的那样，去寻找我意谓的“事实”，而是找到过去的事实来为我现在的回答辩护。
14、但是它所找到的过去的事实并不满足回应怀疑论者问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前面强调的：我们找到的事实应该能够告诉我们在每一个新的情况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所有对于倾向分析的反驳最后都会归于这一点。下面我们可以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倾向性的观点。倾向性理论认为，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倾向中“读出”我所意谓的东西，这将避免我过去行为的有限性这一困难。但是，不仅我的实际行为是有限的，就是我的全部倾向也都是有限的。比如，如果有人问我两个任意大数字的和，有时候我并不能回答，因为他们相对于我的智力来说太大了。甚至如果涉及的数字太多的话，我会在提问者提完他的问题之前老死。基于这种事实，我们重新定义“卡法”为：如果数字足够小，使得
15、我有关于它们的倾向，那结果就和加法的结果一致，如果大到我没有倾向产生，那结果就和加法不一样。那么，怀疑论者现在也会假设我过去意谓卡法。倾向分析无法反驳他。倾向论者还会遇到另一个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如果“对的”是有意义的，不可能在我看来是对的东西就是对的。大多数人都有犯错的倾向。比如，在做加法时，有人会忘记“进位”。对于这些数字，他们就倾向给出与通常的加法表不同的答案。一般我们会说，这些人犯了一个错误。那意味着，他们和我们一样，用“+”意谓加法，但是对于某些数字他们没有倾向于他们应当给出的答案。但是倾向论者说不出这样的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人意谓的运算是从他的倾向读出的；不能预先假设意谓的是哪一
16、个运算。所以，当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和所有其他人一样意谓同样的加法，只是犯了一个计算错误而已的时候，倾向论者似乎不得不承认那个人没有犯任何计算错误，只是用“+”意谓了一个非标准的运算而已（卡法）。综上，倾向分析不能够回应怀疑论的挑战。另一种试图回应怀疑论者挑战的理论提出的是简单性原则。克里普克认为考虑简单性的人，要么是误解了怀疑论问题，要么是误解了考虑简单性的作用，要么是误解了这两者。如果存在我意谓加还是意谓卡这两种选择的话，考虑简单性也许确实可以帮助我们从中作出抉择。但问题是简单性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到底存在什么可供选择的东西。如果我们不知道存在什么选择，又怎么能通过简单性选出一个“更可能的”呢？如果怀疑论者说，我们只能间接地得知关于意义或者意向事实，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意谓加还是意谓卡。这个时候考虑简单性是可以反驳怀疑论者的。但是这种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怀疑论者要说的是，即便存在一个全能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