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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历史学的用途及其滥用和误用（上）张耕华 史学研究网 时间：2004年12月01日 作者：张耕华 来源：史学研究网 = 提要：出于对整个群体命运的关怀，而不带有任何个人目的，史学就其起源和本质而言，本应是一项公益性的事业。但自从史学发生异化以后，各种历史的滥用和误用，层出不穷。历史学者当关心历史学的用及其滥用和误用问题，并自觉承当起合理运用历史的责任和使命。 关键词：历史的滥用和误用 历史的真与用 历史该怎么用 2000年，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的中译本出版面世 ，这部写于一百多年前的著作，原是为批判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意志的文化现状而写的，但其中涉及的问题却带有普遍性。尼采确有哲学家
2、所特有的先见之明，他知道他的这些思考难以引起同时代学者们的注意，故把它称之为不合时宜的问题 。这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历史有什么用”，正是笔者经常思考、而至今仍不得其解的问题。论者或说，现代学术研究当提倡公开合作的精神，与其苦思冥想而不得其解，不如将有关的问题梳理罗列、论述刊布，以求教于学界的朋友同道 。这正是现代史学的态度。故撰成此文，希望能引起讨论，得到帮助，庶几可有合理的解释，至少也能对问题的澄清有所裨益。 一、历史有什么用？ 大概还没有那一门学科会象历史学那样，有关它的功用问题会引来如此众多的疑问、关注和讨论。当我们看到历史学的功用需要她的研究者做长篇大论的辩白论证时，我们可以推测，历史学
3、的“用”一定出了点问题。而且，这种疑问不是出于对历史学一无所知的门外汉，而是那些终身以史学研究为职业的历史学家。每一位对历史学有过一番真切了解和深刻反思的学者，都会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无法排遣的困惑。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恐怕无过于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身为当年全美历史学会主席的贝克尔曾说过一句足以使每一个历史学者为之气短的话：“科学研究对于改变现代生活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历史研究充其量也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影响” 。 历史研究是否真的无足轻重？贝克尔的话或许并不是他的真实想法。有学者说：“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责是求真。他首先应当问真不真，至于有无学术之外的用处倒是次要的”。“历史学家主观上不必注重致用
4、，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真的无用。只是说，历史学家自己只管写出信史，求出真相，至于用不用，如何用，何时用，那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事，决策者的事，历史学家根本无法自己决定，而且这也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也就是说，史学研究只问其真，不问其用；求“真”是历史学份内的事；怎么“用”是份外的事。历史学家只要管住他份内的事，而不必去管份外的事。不过，当历史学家老是听到他人说“历史无用”，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历史学的“真”学问经常被滥用、误用的时候，他们能否老是“听之任之”、“袖手旁观”呢？他们是不是也该偶尔关心一下这些份外的事呢？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康尼尔李德，他在历史学家的社会责
5、任一文中有一段说得幽默、但又发人深省的话，他说：“从长远来看，历史教学必须以社会方式，也就是说，以对于一般公民显然有意义的方式来进行，才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各级教育越来越由公众负担经费，所以这一点也越来越真实。供养诸位的纳税人是讲求实际的。他说不定会提出这样一个老问题：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呢？这是一个我们为本行利益着想不敢回避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的答复导致纳税人得出历史并不能当涂面包的黄油的结论，他也许就会决定：既然这样，让历史也不要供给历史学家以黄油和面包吧” 。有没有不给历史学家黄油面包的事呢？或许曾程度不同地存在过，但至少还不至于普遍地发生。不过，一门学科如何不能向社会和世人显示她的价值和意义
6、，难免使她的研究者有所懊丧，甚至为之担心会不给历史学家黄油和面包。如此说来，处于历史学份外的事，却对它关系重大它关系到历史学的学科地位、声誉和历史研究者生计的大事情。如果世人都认为历史学存在的理由不充分，纳税人（或其他更重要的什么人）又决定不给历史学者以面包和黄油，那么，失去学籍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真是“无立锥之地”了。因此，为历史学的地位、声誉计，也为历史学者的生计考虑，我们不得不来关心和讨论一下这个“份外”的问题。 二、历史的自然作用 有关历史的功用，我们曾有过长篇累牍的论证，有关的专著也都设有专章对其有非常详细的叙述。然而，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卡尔贝克尔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一文。贝克尔
7、把失去历史记忆的人，称之为失去心灵的人。他说：“每个普通人，同你我一样，记忆种种说过做过的事情，并且只要没有睡着也一定是这样做的。假定这位普通先生早晨醒来而记不起任何说过做过的事情，那他真要成为一个失去心灵的人了。这种一下子丧失了所有历史知识的情形是曾经发生过的，不过正常地说来这是不会发生的。正常地说来，这位普通先生的记忆力，当他早晨醒来，便伸入过去的时间领域和遥远的空间领域，并且立刻重新创造他努力的小天地，仿佛把昨天说过做过的种种事情联系起来。没有这种历史知识，这种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他的今日便要漫无目的，他的明日也要失去意义”。他又说：“因此在真正意义上，不可能把历史从生活里割离开来：每个
8、普通人如果不回忆过去的事件，就不能做他需要或想要做的事情；如果不把过去的事件在某种微妙的形式上，同他需要或想要做的事情联系起来，他就不会回忆它们。这是历史的自然作用，也是历史被简化到最后一层意义上、成为所谓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的自然作用。换言之，说过做过事情的回忆（不论发生于我们贴近的昨天抑或人类久远的过去），是与将说将做的事情的预期携手共行，使我们能就每人知识和想像所及，获得智慧，把一瞬即逝的现在一刻的狭隘范围推广，以便我们借镜于我们所已做和希望去做的，来断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贝克尔的这一番讨论，简单、浅显而不失深刻。因为惟有深入到这一层面上，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历史意识同我们当下生活有着难以割裂
9、的关系，一种与生俱来的联系。从最根本上说，作为人类生活经验的记忆，历史意识是联结时空的纽带，借助历史意识，我们才能有效地组织起生活，才能把昨天、今天和明天有序地联结在一起。 如果说，对历史的记忆来自于现实生活的需要，那么，人们首先需要记忆的，就是那些符合当下需要的历史，而不是一些与当下生活无关的历史。普通先生时常会为他的健忘、或历史记忆的模糊而苦恼，为此，他不得不准备笔记本或备忘录之类的东西，以记录一些虽与当下无关的、但日后可能会有用的历史。这么一来，普通先生就在做类似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由于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未来会有什么需求，一时不能确定什么是必须记忆的、什么是可以遗忘的，为此，我们只得多保存
10、一些历史记忆一些与当下的生活无关的历史。于是，历史学的责任之一就是尽可能多的保存历史记忆，以满足日后各种可能的需要：你可以去研究明成祖的生母是谁，也可以去考证洪秀全有没有留胡子，更可以化大功夫去推测“武王伐纣”的年代。 然而，如果这样的历史研究成为历史学家普遍的嗜好，如果这样的历史知识的积累逐渐演变成有一种无穷尽的追求，如果我们为获得这样的历史知识而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另外一些更为重要的历史记忆却无人问津。那么，我们不得不说这类历史知识的获得是过于奢侈了。这时候，历史学似乎变成了智力游戏，借用戴昂尼夏斯嘲笑柏拉图时所说的话，那只是“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讲述一些无用的故事”三，遗忘也是
11、生活所必需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我们的生活不仅需要记忆，也需要遗忘。 每一位普通先生都会明白，为了有效地组织起生活，我们并不需要记住所有的历史以及它的细节，这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历史记忆反而会妨碍我们的生活。如果某位普通先生的历史记忆力特强，早晨醒来，所有的说过和做过的事情，同时涌进他脑海的，而且，所有的这些历史记忆都是一样清晰、一样精确，以至于他可以开列出一份包含了所有生活起居的历史时刻表。然而，面对这么一份历史时刻表，他又会险入新的困境，他同样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什么。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人，当然无法生活；而一个记忆所有历史事情的人，也同样会沉没于事实的汪洋大海之中
12、而迷失方向 。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人，自然不能生活；而一个不会遗忘的人，也同样也无法生活。这就是尼采所说的：过量的历史记忆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活都绝不可能没有遗忘” 。 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儿子曾向他身为历史学家的父亲提出这样的疑问：“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说，不要认为孩子的问题太幼稚，“可在我看来，这个质问切中了要害，童言无忌，他的发问恰恰是针对史学存在的理由而言的” ，而那些有知识、会分析的历史学者已经丧失了提出和感知重要问题的能力。在孩子看来，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没有他父亲那样多的历史知识，不是同样生活地很幸福吗？这便是尼采所说的
13、，“没有记忆，幸福的生活也是可能的” 。 有时，过多的记忆会产生一种束缚。初次外出旅行的人，都会经历这样一种体验：当你提着旅行包乘上火车或飞机时，当你乘坐的火车或飞机驶离你所生活的那个城市时，你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解脱感觉割断了时间的联系，把所有的生活琐事全都抛在脑后，我们顿时会有一种自由或解放的体验。这就表明，如果我们过多地依赖于历史的经验，过多地遵循历史的轨迹，我们就会在现实的生活中，丧失一种创造能力。所以，尼采说：“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这就是要请读者来考虑的问题：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文化体系的健康
14、而言，非历史的感觉和历史的感觉都是同样必需的”。他又说：“历史，只要它服务于生活，就是服务于一个非历史的权利，因此它永远不会成为像数学一样的纯科学。生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样一种服务，这是影响到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的健康的最严肃的问题之一。因为，由于过量的历史，生活会残损退化，而且历史也会紧随其后同样退化” 。 但是，问题又接踵而来。既然遗忘也是生活所必须，那么，历史学家的责任之一是否也应该包括遗忘历史、或者是帮助人们遗忘历史。为了获得心灵的平静或安宁，我们常常本能地回避或遗忘历史，以便能“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以应对现实的挑战 。这样，历史学似乎有着双重的责任：一方面是记忆历史，一方面是
15、遗忘历史；一方面是还原、求真历史，一方面是回避、掩盖、伪造历史。因为回避、掩盖，伪装，也是一种遗忘历史。如果上述分析不误，那么，我们能不能说回避、掩盖、伪造历史，也是生活所需呢？如果遗忘损害了我们的生活，如果历史学的工作与我们的生活背道而驰（比如，强化不该记的记忆、或促进不该忘的遗忘），那么，历史学岂不成了智力的犯罪难怪法国诗人瓦勒里（P。Valery）把历史看作是“最危险的智力化学调制品” 。 四，历史学的“真”和“用” 众所周知，史学的“真”不同于小说的“真”，史学的“用”不同于小说的“用”。小说可以有虚构、夸张，史学则必须是真实。因为，历史的“用”以历史的“真”为基础，没有历史的“真”也就不会有历史的“用”。这是我们都能同意的一种看法，也是很容易得到验证的一种看法。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最懂得历史记忆上的“真”的重要性，如果他们有见面的约会，那么有关的时间、地点等“历史知识”是不能有任何虚构或夸张，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显然，在生活的某些方面，我们需要的是历史的“真”，而不是文学小说的“真”。 “用”须寓于“真”，无“真”即无“用”，这在一般科学研究里是不必一再提醒、反复强调的。然而在史学界，许多论文论著在讨论历史学的“用”的时候，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