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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词体诗化理论演进史论许伯卿内容提要 所谓“词体诗化理论”涵义有二：一是视词为诗，用儒家传统诗教来阐释、规范词体的属性和功能；二是主张用写诗的方法来写词。宋代词体诗化理论经历了萌芽、成长、壮大、调和四个发展演变阶段。在此历史进程中，诗化派是构建者和主导者，曲词派则有襄助和补苴之功。两派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曲词派渐重诗性题材，诗化派也日重词律和词艺，双方都为完整意义上的词体诗化理论建设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词最终演变为“无意不可入”的新诗体，词体诗化理论起了重要的引导、促进和规范作用。关键词 宋代 词体诗化理论 演进历程 诗化派 曲词派所谓“词体诗化理论”，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视词为诗，用儒家传统
2、诗教来阐释、规范词体的属性和功能；二是主张用写诗的方法来写词。总览词史，可清楚发现，诗、词异构而同质，两者在表现功能上实无区别，词实际上走过了一条从与诗等同到与诗分离又逐渐向诗回归并最终等同于诗的道路。“与诗等同”指敦煌词和盛中唐词，“与诗分离”指晚唐五代词，“最终等同于诗”指清词，言“最终”是因为词在元明曾有过倒退和反复，而两宋词正处于“逐渐向诗回归”的关键性历史阶段。在词向诗歌反正的过程中，文体演变和文学创作规律固然不可小觑，但词体诗化理论却起着更直接的引导、规范和促进作用。因此，考察宋代词体诗化理论的发展演变历程，是应予高度重视的课题。本文拟就此进行初步的探讨。一、词体诗化理论的萌芽期北
3、宋前期据笔者考察，宋代词体诗化理论经历了“萌芽成长壮大调和”的发展演变历程。从太祖初到仁宗康定末的80年，是赵宋王朝的创业守成期，也是词体诗化理论的萌芽期。北宋前期词学观念的主流和主导，乃欧阳炯花间集序的延续，守卫“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疆埸，词体的社会功能仍主要是“娱宾遣兴”，题材内容不外乎风花雪月、倚红偎翠，社会地位十分卑微 欧阳修撰归田录卷二云：“钱思公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这从当时两部词总集家宴集、尊前集的名称，亦可略知一二。但另一方面，除已有个别词家、词学家开始用写诗的态度和方法作词或从学理上视词为诗外，一般词家在创作时也已能够更多融入
4、主体情感，并注意使用优雅语言，从而使北宋前期的词体创作在总体上呈现出与晚唐五代词稍异的风貌。这说明在北宋前期，人们的词学观念已发生某些变化。潘阆是宋代第一位词体诗化理论家。其逍遥词附记 见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按：从内容和措词看，当是潘阆致茂秀的一封信，宜称与茂秀书。视诗词为一体，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说明，“其间作用，理且一焉”，明确提出诗词创作“用意欲深，放情须远，变风雅之道”的主张，词同样可以表达“盘泊之意，缥缈之情”。从词学理论发展史来看，潘阆的“诗词一理”观，当是宋代词体诗化理论的嚆矢，于苏轼或有启迪之功。虽然在花间词风笼罩的宋初词坛，它只是空谷足音，孤标独步。北宋前期的另一篇重要词
5、论，是陈世修为其外祖冯延巳阳春集而作的序言。陈氏可称宋代第一位曲词派理论家。该序承袭欧阳炯花间集序的词学观念，但已有进步。欧阳炯认为词纯粹是一种“娱宾遣兴”的音乐文学品种，陈世修则认为，词体还有“自娱”和“吟咏性情”的功能。从“娱宾遣兴”到“吟咏性情”，乃词学观念的一个进步，它是对词体创作从着力表现外部客观世界向注重表现作者主观思想感情转变的揭示，可说是远绍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此外，在“娱宾遣兴”的大前提下，晏、欧、柳、张四大词家的观念或创作也都程度不同地沾带了诗化成分。欧阳修论词不但重“言情”和“自然” 参阅徐安琪著试论欧阳修的词学思想，载中国韵文学刊2001年第1期。，还偶以诗
6、学论词。阮阅诗话总龟卷五曾载其以“诗原乎心者也，富贵愁怨，见乎所处”的观点评论李煜词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晏殊论词崇雅 张舜民画墁录记载：柳永“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主“气象” 张镃撰仕学规范卷三十八记载：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若曰：“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又云：“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澹澹风。”，张先善道“心中事”且重炼字 胡仔撰苕溪渔隐
7、丛话前集卷三十七记载：有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轻絮无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柳永“尤工于羁旅行役”，亦擅形容“太平气象” 近人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引南宋谢维新合璧事类载范镇语云：“仁庙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史官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能尽形容之。”黄裳演山集卷三十五书乐章集后云：“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卷四十跋吴思道小词云：“柳耆卿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云：“柳词
8、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尤工于羁旅行役。”。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称张先词为“古今一大转移”(卷一)，“于古隽中见深厚”(卷五)；赵尊岳填词丛话卷三称晏殊词“自足于情”，“能得天籁，斯即为词中之圣境”；冯煦蒿庵论词称欧阳修词“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王鹏运古今词选序称欧词“骚雅”；郑文焯手批乐章集称“柳词浑妙深美处，全在景中人，人中意”，夏敬观吷庵词评称柳永“雅词用六朝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兼融”。若从创作实践来考察，即可较清楚地发现北宋前期词学的一些新变。第一，词家开始摆脱晚唐五代词“旁观”或“代言”的创作模式，更多融入主体意识，抒发自身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慨。像范仲淹、张昪、刘潜、李冠、尹洙等人
9、的名篇，或状写边塞，或咏史怀古，或直抒胸襟，或企慕隐逸，已与诗毫无区别。第二，避俗就雅开始成为士大夫词人的自觉行为。张先、柳永齐名，但士大夫多厚张而薄柳，以“子野韵高”(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晁补之语)即情致高雅耳。第三，时代催逼词家关注慢词，促进词体成长。慢词篇幅较长，能容纳更深广的生活内容和情感体验，构思、组织和修辞的要求更高，须多下功夫，从而逐渐改变人们游戏率意为词的态度。叶嘉莹先生曾说：“温、韦、晏、欧所经历的原是一种使歌词逐渐诗化的历程，他们所写的趋向诗化的词，大都是篇幅精简，语言含蓄，因之遂使其词中之美女与爱情隐约有了一种托喻和理想的色彩。” 缪越、叶嘉莹著灵溪词说论柳永词，上海古
10、籍出版社1993年，第131页。诚如叶先生所言，即便在晚唐五代，词体的诗化进程亦未彻底中断，而是不绝如缕；温、韦且不论，孙光宪、李珣和李煜后期的词作，诗化特征都较突出。言晚唐五代词狭深、艳俗，乃就其大体而论。可见词发展到北宋前期，已有较强的诗化要求，并出现主张词体诗化的理论家。即使继承花间传统者，观念也发生新变。若就主导因素看，他们当分属不同的派别，即诗化派和曲词派。不过，这两个词学流派的形成，则在北宋中后期。二、词体诗化理论的成长期北宋中后期从仁宗庆历初到徽宗宣和末的80多年，是赵宋王朝由变法党争演变为党派倾轧并最终导致国势衰败的历史时期，也是宋代词体诗化理论的成长期。此期的词学理论家可分为
11、两派：王安石、苏轼、黄裳、黄庭坚、晁补之、张耒诸人，都或多或少认识到晚唐五代以来词体表现功能的局限，开始以诗歌作为词体发生的渊源和发展的归宿，思考词体应当写什么和怎么写，使其获得诗的功能，欲与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曲本位”和“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的词学观分庭抗礼，姑名之曰“诗化派”。沈括、晏几道、秦观、李之仪、陈师道、苏籀、李清照诸人，沿袭晚唐五代以来的词学传统，强调词体的音乐属性和娱宾遣兴功能，姑名之曰“曲词派”。但该派在讨论情趣、意境、风格、修辞等艺术问题时，也开始借鉴诗学经验，发展其词学观念。（一）诗化派杰出的词体诗化理论建树王安石是北宋中期词体诗化理论的倡导者之一，主张今之歌词与古之
12、诗歌应遵循相同的创作原则，依词度曲，即“先有词，后有声”(赵令畤侯鲭录卷七)。惜其于词兴趣、成就和影响均不大。真正给词坛强烈震撼，引发词体观念分流，创建词体诗化理论的，是苏轼。作为北宋中后期诗化派的领袖和灵魂，苏轼颠覆、矫正了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畸形词学观，使词体向诗歌反正，重获广阔的发展空间。苏轼的词论，散见于其题跋、序引、尺牍，及多种宋人诗话、词话和笔记，但归纳起来，自成体系，笔者概括为七个方面：一、诗不尽意，词为诗余；二、词乃诗裔，好词如诗；三、崇雅黜俗，造境高远；四、偏爱豪放，自成一家；五、风格多样，兼容并包；六、精警凝练，含蓄蕴藉；七、知音守律，不为所役。笔者另文细论。总之，苏轼在自觉
13、和基本遵守词格和词律的前提下，完全视词为诗，诗之所能即词之所求，一以自由酣畅地抒情言志为旨归。针对词坛的柔靡艳俗作风和卑下局促境界，苏轼又特倡阳刚之美，以写诗之法填词，以豪放、警拔、悲壮、旷逸等亢爽诗风来矫正词风，以盛唐恢弘的诗境来提高词境。“以诗为词”当作如是观。苏轼词学主张的确立和推广，起初是建立在对柳词的批评之上的。通过否定柳词，明确提出要构建“自是一家”的词学理论。苏轼既极力贬抑柳词，又盛赞其庄雅者，目的只有一个：去闺门淫媟之语，避俗就雅。苏轼对秦观词，也既褒又贬；所持尺度，就是“雅正”。苏门词学家中，黄庭坚驰名最著，有论词文字十余则。小山词序主张作词“寓以诗人句法”，形成“清壮顿挫”
14、风格，达到“动摇人心”的艺术效果。书王观复乐府更提出词须“浑厚”，答徐甥师川甚至直言词就是诗：“老懒，作文不复有古人关键谩寄乐府长短句数篇，亦诗之流也。”晁补之是苏门又一重要词学家。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载其词论一篇，姑名之曰评本朝乐章。一般学者只注意到此评与李清照词论的相同处，即特重谐韵，却忽视了它与苏、黄的一致性，即讲求内容和情趣。具体说，始评柳，言词须有高远境界；次评欧，讲炼字；次评苏，承认个性对创作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维护苏轼倡导的豪放词风；次评黄，言其词乃“着腔子唱好诗”；次评小晏，言词当格调高雅；次评张先，言词当有高雅情致；末评秦观，言词当有优美意境。晁氏词学观之诗学化，显然矣。张
15、耒是苏门又一词学家，认为“诗词相类”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柯山集卷三倚声制曲三首小序。，贺方回乐府序乃其词学观的全面阐述。该序主张“直寄其意”、“满心而发”的“自然”为词观，与苏轼“豪放”、“快活”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东坡全集卷八十与陈季常书。的词体创作观一脉相承。基于此，张耒充分肯定“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的两类贺词。与苏门关系亲近的贺铸，文武全才，婉豪兼擅。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引其诗论云：“平淡不流于浅俗，奇古不邻于怪僻，题咏不窘于物象，叙事不病于声律。比兴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见于成篇，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贺铸于词用力专深，以词彪炳文坛，其诗学实即词学。最后，介绍一位被词学界忽略的词学家，神宗朝状元黄裳。黄裳作词“清淡而正”，词学观集中在演山集卷二十演山居士新词序中。直到北宋中期，一般词家都是不自觉地被传统和习尚裹挟而前；即使是词体诗化理论的奠基者苏轼，也多是在品评具体词家时才表达过诗词同源、词为诗裔的观点。唯有黄裳，一以毛诗序为根据，阐明诗词“体”、“用”一致，词就是诗，诗词无别，足见其推尊词体之用心。经过众人的共同努力，词体这才基本完成了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转变 近人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其实，李煜词仅具备了士大夫之词的部分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