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叹“国学”之现状.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五叹“国学”之现状.doc（6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 五叹“国学”之现状 拜读季羡林先生谈国学有感2009年7月11日，中国文坛两位泰斗级人物季羡林先生和任继愈先生相继辞世，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两位大师的敬仰，我开始购买和阅读这两位大师的著作。目前，我正在拜读季羡林先生的谈国学一书，虽未竟读，却已感慨颇多，并不时地胡写一点东西。今天，我就把之前所写的有关我对“国学”现状的一些不成熟，甚至是偏激的看法拼凑起来，姑且取名为五叹“国学”之现状吧。一叹“国学”虽热，却没有确切的定义。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了八十年代又有了“寻根”热，九十年代至今再次掀起“国学”热，可是对于什么是“国学”，近百年来
2、众多专家学者对“国学”的认识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也没有定论，既然没有确切的定义，那就意味着“国学”还没有具体的范围，还没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也就不可能有系统性，这就使得“国学”爱好者、“国学”研究者们大都只能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亦或是雾里看花，不知从何处着手。当然，我是不敢也不能给“国学”乱下定义的，不过我比较赞同季羡林先生所提出的那种应该包罗万象的“大国学”观点，季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中国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份。中国文化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五十六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我们现在的“国学”研究还很粗糙，很多应该包括的内容还没有挖掘出来。”同时，我也觉得
3、应该给“国学”划个最窄的范围，或是最具体的标准，比如可以将“国学”狭义地定义为中国五千年所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包括哲学、史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宗教伦理学、版本学等方面内容，也可以像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中所提出的将“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等五部分，或是如梁启超先生所列出的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国学”最低限度书目，亦或是如钱穆先生在香港开设学术文化讲座时所指出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等七部“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等等，当然目前的“国学”似乎主要就是指我们五千年来所传承下来的文史知识。所以不管前辈们怎么讨论，我是觉得应该尽快地确定一个“国学标准”，才能有助
4、于国人潜心研究“国学”，努力传播“国学”，而不是把很多时间与精力花费在什么是“国学”的论争中，如果实在无法界定什么是“国学”的话，那也不妨就像易中天先生在光明网做客时说的那样，“不赞成用国学一词”，换句话说就是取消“国学”这一说法，把相关文化学术具体化，如把传统文化中的文学就叫“国文”，把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就叫“国艺”，把传统文化中的技术就叫做“国术”等等，当然我更倾向于前者，毕竟“国学，乃一国固有之学术也”，学好博大精深的“国学”既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也可以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就像国家队二叹“国学讲师” 极多，“国学大师” 甚少。一般来说，能称“大师”者应该是能集大成的典范者，那么能被称为“国
5、学大师”者自然也应该达到这样的德行标准，但是事实上“国学大师”似乎不是这么难当的。目前有开心辞典在比拼“国学”知识、有百家讲坛在酿制“国学”老酒、有“国学大师”在开坛、有“国学博客圈”在开放，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国学大师”，尤其是一个“百家讲坛”就已经使得不少只通一门之术者博得了“国学大师”的桂冠，足以令人眼花缭乱。可是我一直认为讲坛上的大多数专家学者并不是在释放自己的思想火花，只是在“讲述历史”而已，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能算是“作家”，更不能算是“国学大师”，充其量只能算是“国学讲师”罢了，这应该算是一种悲哀吧。尽管有人在网上公布了中国“国学大师”的不完全名单，其中包括王国维、章太炎、鲁迅、钱玄
6、同、胡适、钱穆、梁启超、康有为、启功、季羡林、任继愈、南怀瑾、查良镛、钱钟书等等数十位文化界名人，但是这些文化名人大多数已经升入仙界，而且在他们生前，也没有谁愿意接受“国学大师”这顶桂冠的，就连精通十二国语言、著作等身的季羡林先生也都是坚辞不受! 如今，有记者从“北京大学国学大讲堂”教授表看到，授课老师以汤一介、楼宇烈等北大教授为主，包括乾元国学教室等，请的“国学”教授也是这些人。一位学者说，现在能讲授“国学”的也就那么十几二十位老先生，“国学”师资后继乏人。对于近百年来，中国有多少人能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国学大师”的，今年已是81岁高龄的南京师范大学常国武教授有一段比较精辟的说法。常教授也是个
7、毕生都在潜心做学问，而且在古代文学、古诗文和书法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的学者，但是当别人称呼他为“国学大师”时，他很生气，并且他还说道“你们知道什么是国学大师吗？20世纪被公认为国学大师的，只有一个半，一个是章太炎，半个是钱穆。”试问，如今声名显赫、数量繁多的“国学大师”们与章、钱相比，若何？在一个缺少传道授业解惑的引路人的时代，“国学”想真热，而不虚火，恐非易事啊！三叹博大精深的“国学”竟被大话、水煮、麻辣了！相比于十多年前，如今的图书报刊和影视作品的数量都可以称得上是在呈几何级增长了，但是在海量的作品中，有多少已经成为了经典？在很多书店的畅销榜上很难看到原汁原味的“国学经典”类的图书
8、，相反很多被“大话”、“水煮”、“麻辣”的经典作品却能长期盘踞在畅销榜上，如今的学生们也是越来越喜欢阅读“无厘头”的经典作品了，对原著却不愿问津，可见“快餐文化”远比“传统文化”有市场！影视作品也是一样，除了在广告中会有把“刻不容缓”改成“咳不容缓”的“创意”外，很多导演或许是由于没有新米下锅，于是便开始热衷于重拍经典题材了，但是经典就是经典，“总是被重拍，从未被超越”，就像最近在新版三国演义播出后，观众就挑出了不少穿帮的镜头，很多还是对历史知识、文化常识的无知，所以就有人呼吁要抵制新版三国演义，而比新版三国演义更让观众难以接受的还有新版红楼梦，从服饰、发型、台词、演员气质无一值得称赞，甚至有
9、人认为新版红楼梦所上演的“不是红楼是青楼”，也有人建议把片名改成红雷梦得了，但是这些问题充其量也就是比不过已成经典的老版本而已，危害总比 “大话”、“水煮”、“麻辣”名著要小得多吧！原本指望这些传媒能够将中国的“国学”，至少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传之四海，但是事实却远非如此，如此而下，我们想要继承“国学”，又谈何容易啊！四叹“国学”热度不减，商业氛围浓烈。“国学”，原本只是象牙塔中少数学者研究的纯学术，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曾经几盛几衰。近年来，学界与民间又都突然掀起了一股“国学热”。究其原由，虽有很多，而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以及各种媒体的大力宣传则是目前“国学热”高烧不退，热度不减的主要原因！
10、从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内第一个国学院开始，目前国内已有很多高校纷纷成立了国学院、国学班，比如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院，武汉大学成立了国学班，再加上由百家讲坛所推出的诸如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品三国、王立群讲史记、于丹说论语等一系列雅俗共赏的“国学讲座”之后，一下子就重新唤起了社会大众了解传统文化的热情，并启迪了央视也将“国学”引入益智娱乐节目开心辞典中，并更名为快乐学国学。此外，还有很多地方还出现了“国学”学习的奇特景观，比如有让十几个孩子穿着汉服，正襟危坐，晃着脑袋随老师大声诵读弟子规的，有在教室墙上挂着孔子画像，在墙角的录音机里播放舒缓古曲的，更有监狱让服刑犯人集体念三字经的，而出版商也看准了
11、“国学热”引来的商机，白话经典、简化原著的“国学”读物在图书市场遍地开花，比如白话史记、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等书都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 虽然“国学”热度不减，但是目前的“国学”热已经明显有了商业化炒作和牟利的苗头。网络上曾报道说，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办的“乾元国学教室”，其成员多为企业老板，一年的学费为24000元，而武汉大学乾元国学讲堂在2007年夏天开班时，20名学员更是每人花了28000元的天价在这里接受了为期24天的博导国学培训课程。正所谓，“国学”无价，国学班天价。这就和古代圣贤教导的“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背道而驰。还记得在人大国学院成立时，人大校长纪宝成说，“最初提出
12、成立国学院想法的不是学校学者，而是一位企业家。”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我认为目前的“国学”热，热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经济效益！这种热法终归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学问是要在冷板凳上做出来的，而不是用催化剂催出来的，所以易中天、于丹也好，高希希、李少红也罢，他们也只能算是红极一时、名利双收的文化商人罢了！ 五叹，底蕴深厚的“国学”，却被学得如此零碎浅薄。我们的“国学”可谓是博大精深，在今天很多领域所提出的宣传口号或理论观点与我们的“国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现在所倡导的终身学习，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与论语是否紧密相关呢？“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
13、，君为轻”的思想应该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吧？国外的总统、大文豪都时常引用中国古人的思想言论，国外的企业学习中国的三国演义、孙子兵法等经典典籍的行为，是不是在昭示着中国“国学”有着世界性的影响呢？所以这十多年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已经意识到了“国学”的重要性，体会到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国文化的精华之所在，号召国人应该重视“国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至于一时间“国学”似乎重新成为了显学，但我认为目前这种热闹景象并不能真正意味着“国学”的复苏与传统文化的振兴，因为我在前面讲过，目前的“国学热”更准确的讲应是“国学经济热”，而非“国学研究热”，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弟子规、三字经、论语是经典之作，却不知道这些经
14、典讲的是什么内容，知道唐诗、宋词、元曲的意韵隽永，却背不出几首像样的诗词，更写不出一句有意境的词句来。这里举个令人心酸的例子，巴蜀鬼才魏明伦看了悼念季羡林和任继愈的挽联后十分愤怒地说：“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生前是致力于传播东方文化的大师”，“但为他们写的两幅挽联却连平仄都大有问题，根本就是标语。”如写给季先生的挽联是“文望起齐鲁，通华梵，通中西，通古今，至道有道，心育英才光北大”，“德誉贻天地，辞大师，辞泰斗，辞国宝，大名无名，性存淡泊归未名”，不仅平仄混乱、对词混乱，还多次重复用到同一个字，根本就像是一副标语，而写给任先生的挽联“中哲西典，解佛喻老，覃思妙理，一代宗师风范”，“金匮石渠，理册修
15、书，继往存绝，百世馆员楷模”的平仄就更是“全乱套了”，他还感慨地认为，“让人感到悲痛的是，这表明大家已经丧失了对传统文学的鉴别能力，可见我们的国学已经到了怎样的水平！”确实，目前研究和传播“国学”还只是少数专家学者的“专职”，普通大众对“国学”依旧是所知甚少，也闹出了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来，如有导游在给国外游客介绍医院里的“华佗再见”横匾时，译成了“Goodbye，HuaTuo”，连基本的通假字都不知道了。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悲剧，其中固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更多的应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吧，就像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所说的那样“近几十年，为什么我们没有大师级人物？为什么没有产生世界
16、性的著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文化的底子太薄。孩子们不可能读那么多哲学，作那么多形而上的思考，最好的办法就是诵读古典优秀诗文，那些名篇、名句都是人生哲理、中国魂，一篇顶若干篇。以经典为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方式”，可我们的教育并没有完全这样做，所以要改变这种现状，除了要确定一个明确的范围、形成系统性制定一套或多套可行的学习方案来指导国人该如何去学“国学”外，对于教育的时段也要选择好，我觉得必须从娃娃抓起，从源头上抓起，认真思考中国的基础教育体制，同时也要在年轻人中普及“国学”学习，只有当年轻一代认同并热爱“国学”，并能自觉地从中吸取文化养分以丰富自己的知识，未来的“国学热”才能算是真正的“国学研究热”、“国学学习热”，否则要想再指望出现梁启超、鲁迅、章太炎、钱穆之类的“国学”大家来把底蕴深厚的“国学”传承与发扬光大肯定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