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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说“假话”写不了作文，语文教育哪里出了问题？中小学阶段是一个人构建自己精神花园的时期在漫长的人生中这个精神世界将是一个人内心的栖息之所这才是包括语文在内的中小学教育本应该有的影响和力量所在作文教育，如何超越应试？“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的日常写作、学术写作等方面存在严重缺失，主要表现为语言表达不够精准、结构不全、逻辑不清，影响到学生与教师的日常沟通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原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跃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下，语文考什么、怎么考、如何评分，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学生写作教育。从高校学生实际情况来看，陈跃红认为，中学语文教育还是在以文
2、学性为导向，无法满足多数理工科专业的实际写作需求。大学写作通识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给中学作文教育纠偏。千文一面“学生写作文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不说假话都不能活。”网红语文教师韩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曾任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项目实验班班主任，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在视频网站B站投放了二百余条教学视频，很多人是从视频“甄嬛传里的文化常识”开始认识她的。2019高考语文全国卷三出的是漫画材料作文，画中写道，毕业前最后一节课，老师说：“你们看看书，我再看看你们。”网友直呼“回想起师生情”“瞬间泪奔”，然而只有深入学校的人才知道，“多少孩子对老师恨得牙痒痒。”韩健开玩笑说。“假话作文”在小学
3、阶段就已经出现。“今天天气很好，又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下午班主任带我们去参观科技博物馆充实的一天结束了，我们期待什么时候再去一次呢？”朋友拿来女儿的作文让董玉亮评价，董玉亮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教了近二十年语文。董玉亮把小孩叫到跟前，问了两个问题，原来活动当天雾霾严重，小孩一点也不愿意去，之所以写假话，是因为“这样写，老师给高分。”孩子对董玉亮说。小学生作文中，以天气来开头时，最常用的3个意象是“蓝天、白云、太阳”，加点修饰，就变成了“蔚蓝的天空、漂浮的白云、金灿灿的太阳”，如果能再加一个比喻就更好了。“这都是公式。”非虚构写作孵化平台“中国三明治”创始人李梓新说，2017年起，他还开设了少年三明
4、治写作课程。李梓新举例说，不仅写作格式被“开头-中间-结尾”的模式框住，语言也被框住，儿童作文中时常看到“欣欣向荣”“热烈”等报告用词。一些题目看似让写生活，但实际并没有鼓励孩子去观察真实生活、抒发真情实感，孩子为了套题会去编造，这在作文评价体系里是被默许的。“小孩不知道该如何自然地贴合题目、又拿到高分，这很拧巴。”李梓新认为，传统作文教育没有鼓励孩子打开感官，过多停留在意义上，结尾要点题、升华，孩子变成了相对呆板的模式化好词好句的组装工人。“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对写作兴趣的全面扼杀了。”李梓新说。韩健曾被山西省一所县城高中邀请去作语文学习讲座，当地老师见到她就说，“韩老师，帮帮忙，有没有特别好
5、的写作套路，像晋南一些高中用了六段式写作法，这两年语文成绩特别好。”“六段式”的套路是，第一段关联材料话题，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中间三段阐述分论点，最后一段总结。“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写作结构，问题在于老师只教了表面的技术，没有训练内在逻辑。”这样做的问题是，文中抛出一个观点，然后扔在那不管了，观点句后面的内容使用排比、引用等修辞，读上去十分优美，却不知所云。韩健带班时会特意告诉学生，更应注意文章内在逻辑的流动，用案例、数据等论据把观点固定住，使整个逻辑链条一环扣一环，很多学生第一次听到时是很不理解。“这和文化背景有关系，中国自古以来的经典文章，虽然也有暗含的逻辑，但更注重意境表达、讲究气势磅礴、
6、道德高尚，学生从小接受的作文教育也更多强调语言是不是华丽，在逻辑训练方面特别欠缺。”韩健分析说。学生作文的另一大问题是素材匮乏。国产名人中，屈原、苏轼和陶渊明的生平事迹写得最多，被称为“套话三巨头”，国际“四大金刚”则是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和爱迪生。“学生不是没有素材，而是没有建立作文和自己生活之间的联系。”原北京陈经纶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北京教育学会语文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大绩看来，作文写不好的关键是欠缺联想的能力。“联想和想象是语文的基本思维方式，作文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语文教育出了问题。”王大绩说。2019年10月下旬，（左起）黄子平、钱理群、赵园、陈平原等出席关于黄子平新著 文本及其不
7、满的文化论坛。摄影/活字文化 刘小柱2019年10月下旬，（左起）黄子平、钱理群、赵园、陈平原等出席关于黄子平新著 文本及其不满的文化论坛。摄影/活字文化 刘小柱语文教育哪里出了问题？2016年高考全国卷二的作文题目已经给出了语文学习的三大法门，材料提到，语文素养的提升主要通过课堂有效教学、课外大量阅读和社会生活实践。然而，应试教育正在侵占课外阅读和生活体验的时间。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发现，中学生阅读情况并不乐观，学生年级越高，读书的情况越差，到了高二，几乎不敢看与高考无关的“杂书”。“我们的语文教学就是围绕中考和高考，既不注重培养读书兴趣，也不引导读书，又怎么可
8、能提高语文素养？”温儒敏在2015年给小学语文教师进行国家级培训时发问，“试想，读书少，或者不读书，只读教辅教材，如此功利，怎么可能学好语文？”学生的阅读时间也在被电子产品所挤占。一位在作文培训机构工作的深圳语文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小学生父母把孩子送到写作机构是为了“戒网瘾”，以防沉迷于抖音或手机游戏。大城市孩子生活环境比较简单，学校和家两点一线，生活重心就是学习，与社会互动有限，很难产生共情能力，如果没有阅读和生活体验，语文素养和写作能力的提高都是空谈。语文是什么？众说纷纭，各种说法的共识部分是“语文是一种母语学习”，新课标中对语文核心素养由基础向上提出了四个要求，即语言建构与运用、思
9、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所谓思辨性，就是表达自己的看法，不让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再高一点，鉴赏与创造，很难用分数评价。”董玉亮无奈地表示，现实对“好孩子”的评价标准就是单一的，只有学习好、分数高的是好孩子，完全忽略考分之外的优点，同时，这种通过比较分数得来的自信又是不牢靠的，一旦新环境没有比分制度，很容易迷失，何谈自我表达？不管中考还是高考，阅读和作文在语文考试中都占据着绝对分值，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语文分数的提高并不完全与应试训练强度成正比。在王大绩看来，题目千变万化，本质上考察的无非是检索和加工两种思维能力，即从文本中快速准确地找到答案信息，并通过联想或
10、推断使答案符合题目要求，这两种能力都需要通过阅读和生活感悟来提升，而不是光靠刷题、背套路。“训练学生思维能力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很多老师自己未必有这个能力，中小学教师其实是一个相对闭塞的群体。”一位高中语文教师坦言，公立学校待遇不高，留校的大多是女老师，方便顾家，伴侣大多是军人、医生、律师等典型中产阶级，日常打交道的就是自己的学生、学生家长和同事，生活安逸，本身也没有拓展自己能力的主观迫切性。在“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课堂模式中，老师是主角，课上讨论内容大概率不会超出老师的射程范围，个别离经叛道的观点只能作为“补充意见”。韩健举例说，学古典诗词时，年纪小的学生普遍更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现有教育
11、体制里，老师允许学生论证为什么不喜欢杜甫，但最终还是要引导学生去发现杜甫的伟大，她也承认，“这确实有可能压抑了孩子最真实的想法。”教师的能力会直接影响教学效果。韩健曾应社会教育机构邀请到全国各地高中做考高冲刺准备的讲座，在一些中学的早读课上，她看到有语文老师抄了一黑板的成语和近义词辨析让学生背诵。“这些所谓的积累都不能算是写作可用的砖块，而是砖粉，抄板书、记词语的做法太过低估一个高中生的学习能力了。”韩健说。“不要用自己的学识限制孩子，学生被动去记忆老师讲的内容，是没有感触的。”董玉亮介绍说，北大附中的语文课是翻转课堂，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2014年秋季起，董玉亮新开设了一门鲁迅作品选读 （
12、下文简称鲁迅），每次上第一节课前两到三周，他都会把近两万字长的回忆鲁迅先生布置下去，让学生提前阅读，课上分享一处文中最有感触的地方，二十多人的小班课堂上，每人说一点，刚好一节课60分钟。起初董玉亮也会担心，文章中有价值的内容会被学生忽略，但他很快发现，这堂课的价值是学生分享读书的体会和感动，远比老师讲得多精彩深刻来得有意义，学生讲完，会盼着上第二堂课，而老师讲得再精彩，学生也不会对课程有更多期待。“作为老师，从教育精神和道义上，都不可以剥夺孩子思考和表达的权利。”董玉亮说。精神价值的失落李梓新的少年三明治课上的小学生经常下意识地区分“哪些东西不可以写”“有些东西写了可以得高分”，课程总监、80
13、后上海作家许佳分析说，孩子们很可能是从老师读的范文、看的作文选中总结出的规律，这其实是一种惰性思维，觉得这么写就行了，直到学校要求更多的时候才会走到下一步。“对很小的孩子说，写作就是这个样子的，与他们的真实情感不相关，他们很困惑，很快失去兴趣。”许佳说。作文该怎么写？语文教育该怎么教？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问题。1997年，一位从浙江来到北京教书的中学语文老师王丽感慨“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实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她将教材陈旧、考题荒谬等现象整理成中学语文教学手记一文，发表在刊物北京文学上。王丽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与同期发表的另两篇反映中国语文教育弊端的文章一起，在21世纪到来之前引发了一场关
14、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并促成了1999年开始的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改革。当年最令王丽苦恼的是教材的陈旧与落后。那时高一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本中，约一半编选篇目是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考虑的。作文教学的公式化、教条化更是让王丽觉得“不可思议”。教学参考书提供的分析公式几乎可以套用在每一篇议论文课文上，即“提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王丽称之为“三股文”，且很多议论文篇目很不接地气，不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是以议论的精辟、言辞犀利或审美价值引发读者思考或美的感受，当时的高考作文题目也是“三股文”套路。当时的语文教材已经经过一定改良。此前，语文更看重政治性和教化作用，甚至一度没有教材，1977年恢复
15、高考后，才逐渐转向对语文知识和读写能力等工具性的重视。这原本是好事，但过于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语文逐渐沦为“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的应试教育，忽视了语文本身的人文性，缺少人文关怀。应试环境下，学生缺少宣泄渠道。时任萌芽编辑孙悦在“新概念作文大赛”是如何萌芽的一文中回顾，当时杂志销量下滑，面临市场困境，几经改刊最后决定“重新回到青年中”，以“提高学生文学修养”为目标。编辑部很快也发现了当时语文教育的问题，即只重视语文知识的量化，忽视了从文本和人本角度培养学生语文能力，学生死记硬背、套话套作、所想不能表达。为什么不针对想象力丰富的高中生搞一个类的征文大赛？“新概念作文大赛”应运而生。“新
16、概念作文大赛”提出的“新概念、新表达、真体验”理念令人耳目一新，很快得到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七所全国重点大学认可，第一、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甚至能得到保送北大的机会，前几届比赛中涌现出一批80后作家。随着高校保送制度取消和类似作文大赛的增加，以及一些明星作者涉嫌抄袭的指控，越来越套路化的新概念大赛作文也慢慢淡出大众视野。“培养作家不是语文教育的任务，尽管文学艺术创作与语文教育有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顾之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首先解决的是教材问题，1999年，教育部启动课程改革，修改当时正在使用的教学大纲，同时编写新教材，顾之川正是新课改高中语文教材（人教版）的主编。新教材在增加文学性内容的基础上，还加入了“选择性”，5本必修用来打基础，7本选修用来发展个性特长，例如喜欢古典文学的学生可自学先秦诸子选读，这套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