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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多元现代性到中国现代性 从文明冲突论说起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19272008）在外交事务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以文明的冲突？为题的论文，立即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激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讨论，三年间讨论之多超过了该杂志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发表的任何其他文章所引起的讨论，作者因此不仅在美国各地参加了无以数计的讨论会，还应邀到阿根廷、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韩国、日本、卢森堡、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中国大陆和台湾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讨论该论文的主题。此后作者将论文内容扩充成文明的冲突一书于1996年正式出版。在书中，作
2、者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或正发生着重大调整，其基本特点是不再像冷战期间从意识形态出发划分阵营，而是呈现多极化(multipolar）或文明多样化(multicivilizational）的发展趋势；各国将以文化的亲近性为基准划分成不同的阵营，形成了西方、中国、印度、日本、伊斯兰、东正教、佛教、拉丁美洲、非洲等为代表的几大文明，未来世界冲突的首要来源也可能来自于这几大文明圈。该论文和书对西方文明代表普世文明的说法持强烈批判态度，认为视西方文明为最高级、最进步、最文明的思想乃是西方人“一厢情愿”的想法，把西方文明包括西方的价值、制度和文化强加于其他文明，是“不道义”的。该书
3、对于西方文明的未来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发生的衰落表现了深刻的担忧，同时对中国的兴起和伊斯兰世界的反西方运动表现了特殊的关注。作者认为，鉴于人类世界已经进入了多极化发展或者说文明多样化的特殊历史时期，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有理由宣称自己代表普世价值。他说：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向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具有的、西方文化有普遍意义的信念提出了挑战。在一个出现了种族冲突和文明碰撞的世界里，西方人对于西方文化普世性的信念遭遇到三个问题：错误、不道义(immoral）和危险。西方文明有价值不是因为它是普世的，而是因为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用西方的样子来重塑其他文明(这超出了一个正在衰落的力量的能力范围
4、），而是去保存、保护和更新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质。他指出，那些体现西方特征的东西，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立宪制、人权、平等、自由、法治、民主、自由市场、政教分离等等，均来源于西方特定的历史传统，在亚洲文化及其他文明中未必能找到共鸣，而其他文化也不一定非要向这些西方的价值、制度及文化学习；相反，“西方人传播这些观念的努力导致了反对人权帝国主义的反应和对本土价值的重申”。他甚至赞扬新加坡政府所倡导的一系列与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反的儒教价值，是保存自身文明特殊性的合理努力，值得美国政府效法。他还引用“中体西用”这一说法强调，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非西方国家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不一定要采取全盘拒绝
5、或全盘接受的态度，而是在保持自身价值和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现代科技、经济和军事。亨廷顿的论述，显然极大地凸显了文化在21世纪全球事务上的重要性。“在这个新的世界上，冲突的基本来源将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或经济的。人类最大的分化或最主要的冲突来源将是文化的”。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以文化为基准划分世界阵营的说法，但是“文明冲突论”在全世界产生那么大影响这一事实本身，充分说明意识形态的力量不如文化强大。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付出了无比沉重的代价，这些斗争以各种政治变革、政治运动或政治清算的方式进行，导致多少颗人头为之落地，多少人的血因之流干，多少青春被它耗尽今天，当革命时代结束，回过头一看，发
6、现从长时段的历史区间来看，真正对人类历史进程有实质性影响的东西还是文化，而非政治或意识形态。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无关(许多政治或意识形态运动是由于文化背景而起的），但二者的区别也显而易见。意识形态代表指导原理，文化代表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是暂时的，文化是持久然而，亨廷顿的观点也有若干明显缺憾：其一，亨廷顿主要注意到人类各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及由这种异质性所可能引发的冲突，而忽略了任何文明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无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或其他所有重要文明，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何况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交通空前便利，交流空前频繁，各国相互需要也空前深刻。另一个最重大
7、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的非西方社会都面临着如何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势力面前选择和调整的问题。正如亨廷顿自己所说的，他们不得不在拒绝、接受或有选择地接受三者之间作出选择。而选择一旦发生，究竟一个文明是不是还能保持自身的同一性是很难说的，未必像亨廷顿所认为的那样，非西方文明只是在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本质不变。正如亨廷顿自己所指出的那样，今日西方文明的特征来源有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政治与法律传统、基督教、文艺复兴等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没有一样不使西方文明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很难说西方文明在这些因素发生前后就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亨廷顿强调了不同文明的异质性、不相通性，而忽视了文明的流变性和共通性，尤其在今天这
8、样的时代，多数文明正在发生着的变迁都是极其深刻的，甚至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这些变化究竟去向何方，变迁后是否仍然与西方文明异质，恐怕需要认真探讨。其二，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与其说21世纪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间的冲突，还不如说是如何在西方文明的超强势面前寻找现代性。亨廷顿“世界多极化”或“文明多样化”的说法诚然正确，但是并没有切中非西方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要害，后者对它们来说才真正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一个多世纪以来，多数非西方社会都在极其痛苦地追求着自己的现代性，有的付出了惨重代价，其中最艰难、最危险、最具有挑战性的议题就是如何在保持本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中国鸦片战争后从洋务
9、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直到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在现代化的冲击面前，传统社会结构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所有的非西方社会都同样经历着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脱胎换骨，与此相应的是政体、法律、教育、经济以及生活方式也同样发生了深刻变迁，与以前相比几乎面目全非。亨廷顿由于主要关心“为西方文明找出路”这一议题，对于非西方文明的出路，只是简单地认为非西方社会在接受西方现代性的时候，应当主要学习西方的科技和经济，同时保持自己的价值、传统和文化。而实际情况决不是如亨廷顿所说的“传统文化价值加上西方科技和经济”那么简单，许多非西方社会在社会结构彻底变迁、新的文化价值蜂拥而至的
10、情况下，传统价值遭到了激烈批判，对一些西方价值的崇拜无以复加，结果是难以在短期内自我调适、彻底重建，出现了剧烈的动荡，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间难以恢复正常，其深层原因需要进一步思考。其三，亨廷顿对于西方文明非普世文明以及所谓文明多样化的论述，基本上都是基于西方文化在非西方社会传播中所遭遇的反对来立论，而很少或没有从理论上来回答一些被公认为普世价值的西方价值如人权、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之类，为何不能为非西方社会所接受。比如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Fukuyama)认为自由民主制有普世价值，是因为他认为只有这种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人的尊严需要。亨廷顿在书中几次批评福山的观点，只是指出福山的
11、观点过于乐观，而未从正面回应福山的立论基础。事实上，我们早已习惯了“民主可以让人民当家作主”、“法治才能防止腐败极权”、“自由人权代表人类基本需求且能确保人的尊严”等一系列说法。如果说这些东西是西方的，非西方文化不一定要接受它们，必须给出充分的理论根据。在今日之日本、韩国、台湾等很多非西方社会，上述西方价值和文化思潮方兴未艾，受主流话语广泛推崇，尽管这些非西方社会引进和实践西方价值的过程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痛苦和混乱。如何在结合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价值、制度，才是它们真正面对的课题。因此，非西方文化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如何选择，绝不是“不能机械模仿西方”、“不能把西方文化强加于人
12、”这一两句话所能回答得了的。对于亨廷顿来说，忽视这些问题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所关心的并不是非西方社会如何重塑现代性的问题，而是西方文明在新的世界格局下如何捍卫自身的问题，他的首要议题是世界政治问题。我认为亨廷顿思想最大的启发至少有二：一是从新的角度让我们认识了文化的重要性，二是对当代世界以多极化发展或文明多样化为主轴这一大势的判断。但是他的不足在于无法回答非西方社会如何重建现代性的紧迫问题，也无法回答在这些社会内部一系列冲突的根源(并不完全是西方与非西方之冲突），这说明“文明冲突范式”的局限性。2000年，美国人文科学院杂志Daedalus冬季号第1期出版了一个“多元现代性”(mutiplem
13、odernities）专号，发表了多篇从非西方视野看现代性的论文。其中好几篇讨论伊斯兰教和中东地区的现代性问题，一篇讨论印度的现代性与政治，一篇以苏联等为例讨论共产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一篇讨论美国现代性从独立革命到国内战争期间的样式，杜维明有一篇讨论儒教东亚兴起的意义，还有一篇讨论了跨国移民运动与多元现代性的关系。这个专号也许可以看作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事件。因为虽然此前已有不少有关多元现代性的论著，但是明确地把“多元现代性”当作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焦点话题，似乎还是第一次。从此，“多元现代性”一词在社会科学界被广泛采用，出现了一些较大的研究课题，在有关的学术会议、研讨班及书籍里
14、也常使用这一术语。多元现代性视角提出了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说不同的思考方向：现代世界的多极化发展或文明的多样化与历史上任何时期均有本质不同，因为这一过程决不是像过去那样将不同的文明或社会完全分开，而是相反，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所有文明之间的联系空前加强了，所有的文化或社会都必须接受现代化这一共同使命。因此，世界的多极化和文明的多样化却同时意味着一个贯穿所有文化和社会的共同纽带顽强有力和史无前例地建立起来，这个纽带就是现代性。多元现代性话题至少直接面对和试图回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所未探讨却又是所有社会所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非西方社会如何在西方压力面前建设自身的现代性。换言之，亨廷顿显然没有探讨，在全
15、球化和现代化的洪流中，为何非西方社会一方面追求自身的identity，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着向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西方价值看齐的内部压力？亨廷顿一再强调文明之间的差异，而没有关心上述对所有非西方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正如艾森斯塔德等人所指出的，“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两种观点分别代表了两个相反的极端，一个是西方普遍主义，一个是文化特殊主义。多元现代性研究范式则不然，它一方面充分重视现代世界多极化或文化多样化的事实，另一方面又注意到这些多样性却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即现代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并致力于探讨这一既有多样性又有统一性、既独立发展又相互依赖的现代世界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因此，它假定了人类社会
16、在21世纪的主要任务，并不仅仅要保存和发挥自身的特殊性，而且要在建设自身现代性的过程中共同发展。这个问题显然是亨廷顿所没有注意到的。亨廷顿由于受自身研究话题的限制，并没有关注非西方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对它们所造成的巨大困境和共同处境，而多元现代性范式则直接面对此问题。对于非西方社会来说，“多元现代性”范式相比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范式的优越性在于，它既认识到当代不同文明同中有异，也注意到把它们串连到一起来的异中有同。这里不妨先清理一下“现代性”一词的含义：今按：“现代性”(modernity）一词从拉丁文modus演变而来，英语中“modern”一词首次有记载的使用见于1585年；“modernity”一词首次有记载的使用见于1627年，指“现代的性质或特征”(qualityorcharacterofbeingmodern）。牛津英语词典及Webster词典中“modern”意指“当前或现代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