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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适的三个愿望 文/徐路加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永远会来关心你；除了改造政治，你哪里还有路可寻？躲不过政治的胡适，为新年许下了三个愿望，结果只实现了一个，还是在八年之后。1937年元旦那天，胡适一定想了很多，否则，一篇三千多字的新年祝辞，怎会耗去一代文豪七个半小时？他一定想起了自己的宣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那是在1917年， 27岁的胡适，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出于书生的“洁癖”不屑于谈“那种”政治。不出意外，胡适只坚持了不过两年。更为有趣的是，这个宏愿当时就遭到了左右两面的夹击。左的一面，陈独秀专门著文谈政治，说：“在现实社会中，谈政治也罢，不谈也罢，谁都逃离不了政治，除非
2、躲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右的一面，丁文江尖锐地批判，“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经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他们都是对的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永远会来关心你；除了改造政治，你哪里还有路可寻？胡适一生，以学术和政治为两个主题。大致看来，学术的一条曲折下行，政治的一条却昂然向上。两者的交汇点，恰好是1937年。元旦这天晚上，他也许会想到1922年，当他决心开办努力周报时，一班好友建议“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条可以和十年后傅斯年另一句名言对照“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
3、如办报。”虽然都是建议，但是很明显，当年的“下策”办报，已变为最优选项，而胡适的底线也完全不同。当年他还有“干不干”的选择，而到了1947年，他好像只能计较“怎么干”了。说到“干政治”，胡适大概还会想起当年研究系老人林长民的话：“适之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林当过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如果坐过这个位子算作“妓女”，那十年后胡适差点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该算什么？当然，站在1937年的门槛上，残酷图像还是未知。胡适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新年祝辞最终还是写完了，题为新年的几个期望。期望只有三个结果只实现了一个，还是在八年之后；另两个，倾胡适毕生之力，都没有看到。艰难的自由，
4、夭折的独立1937年胡适的第一个期望是：“今年必须做到宪政的实行”。“必须”二字，似乎透着些许不耐烦。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对胡适来说，所谓“宪政”，就是新青年时代的“德先生”。这面大旗他扛了差不多二十年，翻来覆去就是那一点常识。在新年的几个期望里，胡适认为，宪政就是法治。这个定义他已经用了至少五年1932年独立评论创刊号上，胡适著宪政问题一文，写道：“宪政论无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须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于人民应负责任，两个原则而已。”再倒推十年，1922年胡适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著名的“好政府主义”时说:“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好政府”是胡适的思想脉络中值得一
5、叙的概念，其涵义是：“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治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这哪里是什么“好政府”，明明只是一个“正常”的政府。而所谓“个人的自由”，排在首位自然是言论自由。问题是，如何实现？胡适的答案很简单自己去争。早在1920年，争自由的宣言就断言：“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胡适自己也是这样“争”的，从每周评论，到努力周刊，再到新月和独立评论，都是胡适自己在身体力行“争自由”。其中尤
6、以独立评论的发刊辞最能表达胡适的自由理念。后有研究者列出四个要点，分别是：“公平的态度”、“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负责任的言论”和“独立的精神”。后来胡适还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加了一条：“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媒体要说老实话，恐怕和“好政府”其实是正常政府一样，只是常识，可在当时居然独树一帜。创刊两年后，蒋廷黻对胡适说：“觉得我们做的文章至少总可以算是认真想过才做的。只此一点，独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除了“争自由”，对主编胡适而言，这还是他的“报国方式”。他曾不止一次在日记中记下，每到发刊前，总得搭上所有时间编稿，每每弄到凌晨。而他总是自励道：“这是做国家的事！”无怪乎
7、迟至1947年，有北大学生来信倾诉对时局的绝望，胡适还回答：“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努力不够的当然结果。”然后又翻出自己在30年前易卜生主义中的话作为赠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办法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这就是胡适的自由主义中，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最好的概括，莫过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这段话现在有人对你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争个人的自由”，只是问题的第一步。穷胡适一生，都止于第一步。他做的媒体基本没有善终，大都在政治风浪中颠
8、覆。胡适反对“空谈主义”而要“研究具体的问题”。但在“第二步”这个具体的问题上，胡适无法回答。他的艰难尝试，隐含在他和蒋介石长达30年的交往中。先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所谓第一步，也就是胡适的“独立”、“自由”，统统是脆弱的。胡适一介书生，治学也罢，论政也罢，其独立的程度，只取决于政治对他关心到什么程度。就在1937年的这个元旦，胡适冥思苦想如何落笔时，独立评论已经因为张奚若一篇雄文，被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停刊近一个月。不过，毕竟到了1937年，积二十年“谈政治”之功，脆弱的“独立”，总算攒出几块筹码。现在是胡适个人声望的顶峰。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居然是当年的流行语之一，不亚于今天的“PK
9、”之类。而独立评论同仁，此时已有四位入阁，居部长衔。政治要来“关心”胡适，自己先得掂量一下。几经斡旋，独立评论居然在当年4月复刊了。此时胡适很可能正“不可救药地乐观”起来。这恐怕也是民国肇造以来，胡适最有理由乐观的时候。岂料，这竟是回光返照。复刊仅三个月，卢沟桥枪响，更大也更野蛮的政治恶涛袭来，独立评论即寿终正寝。这是胡适主持的最后一个媒体。为政治而始，最后也终于政治。所谓“独立”，终究无法和政治较力。“独裁无胆，民主无量”1937年，胡适的第二个期望是：“我们期望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他进一步阐释说：“宪政的精神是情愿造起法律来束缚自己。不但束缚自己不许作恶事，并且束缚自己
10、不许在法定职权之外做好事。”此时的蒋，侥幸从“西安事变”中全身而退，大概正在琢磨如何处置张学良。以后来张一生囹圄而观之，“用法律来束缚自己”不啻为对牛弹琴。终胡适一生，人际关系中最说不清道不明的大概就是蒋介石。两人的交情不是善始，最后也谈不上善终，而且都是因为胡适要“争自由”。1926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势如破竹。胡适在日记中有如下评价：“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仅一年后，他就在日记中哀叹：“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于是胡适披挂上阵，以总理遗训和建国大纲为依据，对国民政府痛加批判。言辞最为尖
11、刻的，是国民党和新文化运动，针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的复古文章，胡适推导出一个惊人结论：“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下一个推理也就顺理成章：“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这段时间的成果，是小册子人权论集。其中火药味之浓郁，为胡适一生为文所少有。虽然胡适大量引用孙中山语录，但以国民党式的政教合一的性质，信仰什么，甚至是如何信仰，都是禁脔。到了1930年，迫于压力，胡适黯然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那边蒋介石却不罢休，一年后还公开说：“胡适系反党。”1932年，两人第一次见面。胡适送给蒋一本淮南王书，因为他认为：“道家集古
12、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道家兼收并蓄，但其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蒋也回赠其亲著的力行丛书。胡适发现，书中对孙中山“知难行易”的解释，容纳了不少自己的见解。到1934年，胡适做出新判断：“他（指蒋介石）不是不能改过的人，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他的过举。”又一年后，两人已往来数次。胡适的结论更进一步，在给罗隆基的信里写道：“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小事糊涂”的解决方法，自然就是“无为而治”。既然，蒋先生缺乏“诤友”，那么由自己来扮演这个角色又有何不可？短短几年，胡适的观感发生了两次180度转变。固然是两人建
13、立私谊后，胡适的观察更细致，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九一八”，它扭转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救亡正在压倒启蒙，成为当务之急。待到“西安事变”，胡适写张学良的叛国，大概是第一次正式尊蒋为“领袖”。当然在这个领袖头顶，胡适还不忘戴上一顶“宪政”的帽子。后人读来恐怕会觉得荒诞“宪政”和“领袖”其实是天生的死对头。宪政的国家长不出领袖，而领袖治下哪里会容许宪政？把这个荒诞还原到1937年初胡适的眼光中去，却是尴尬而辛酸：一方面，胡适在修内政和御外侮之间，毫不犹豫选择内政优先，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宪政；而另一方面外侮日甚一日，却又必须有一个领袖。再仔细分析“宪政的领袖”，和“开明专制”已相去不远。而胡适作为“诤友”
14、，“诤”了一辈子就“诤”那四个字“无为而治”。品咂这四个字，目的虽然是“治”，但还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作为主宰力量的政治权威能够不惧于“无为”而屹立。在彼时的乱局下，这四个字和“开明专制”也就颇有契合了。胡适的心里其实是明镜一般，所谓“开明专制”，弄到最后大都只剩一个“专制”而没有“开明”，否则他就不会在1934年时就写道：“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因此，期望蒋介石做“宪政的领袖”，不是胡适揣着明白装糊涂，恐怕是在内外双重煎熬中，逼出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后人读史，不能不感慨胡适的煞费苦心和一厢情愿。后辈唐德刚对胡适的评价是：“他
15、是不能搞政治的。他缺乏搞中国政治主观和客观的一切条件。”主观条件，依唐德刚的说法，“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胡适的客观条件缺陷，莫过于蒋介石。后人评价蒋介石的政治人格，为“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以“双无人格”为筹码，以“宪政的领袖”为骰子，未必不能掷出一个“无为而治”的满堂红吧？事实上这场豪赌早已开锣，由不得胡适说不。况且有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敲敲边鼓，也许真能险中求胜，侥幸一把？不过在1937年元旦，胡适还看不到赌局的结果。待到7月，全面抗战打响，外侮主动杀将过来，压倒内政。“宪政的领袖”之赌中场休息“领袖”优于“宪政”。最终结果也是意料之中只有“领袖”，没有“宪政”。不过下半场的进程就慢得多，因为胡适一直坚守到生命末期才认输。那是1960年，胡适眼睁睁看着自由中国重蹈自己早年政论杂志的覆辙，而雷震因组织反对党下狱。但他无能为力，只能愤然向蒋当面历陈：“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身为一代自由主义宗师，胡适留下最后一句传世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