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僧侶交往詩中的諧趣及其意義 蔡依玲 ‧1‧李白與僧侶交往詩中的諧趣及其意義蔡依玲一、 前言在《隋唐佛學與中國文學》一書中有言：「唐代在思想史上往往被視為佛教特盛的時代，而在實際的歷史場景之中，卻是儒、道、釋並行的」 陳引馳：《隋唐佛學與中國文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43從漢譯佛經以來，一直到兩晉之際，佛教才真正深入士人的生活、進入中國傳統文化較核心的地帶，《世說新語》當中便記載了不少僧人與文士的交遊情形從魏晉到唐代之間，佛教為了便於傳播，逐漸吸收、會通中國本土思想的成分，如玄學、儒道思想等等，以調和而能使佛教更易被人民接受，影響力日益擴展唐代雖因帝家之故尊李姓，使得道教份外受到重視，並在唐高宗時被定為國教，不過「早在唐太宗打天下圍攻王世充時，就曾得到少林寺和尚的援助……武則天擬篡唐稱帝，沙門懷義、法明等撰《大雲經疏》，盛言受命之事，結果“釋教開革命之階”……中宗朝，華嚴宗的創始人法藏參與鎮壓張易之之亂，以功授鴻臚卿……」 孫昌武：《唐代文學與佛教》（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年）〈唐代古文運動與佛教〉一章，頁1-2可知朝廷與佛教勢力之間仍存在密切的關係，因此除了後來的唐武宗毀佛之外，其他帝王多半仍秉持予以佛教尊重的態度。
李白生於武后執政末期的長安年間，為了打壓李姓皇室，武則天曾大力尊佛，以致玄宗當政初期曾抑佛揚道，但政權鞏固後仍優禮佛徒，使得佛教能在盛唐持續發展 以上為參考陳引馳：《隋唐佛學與中國文學》、孫以楷主編：《道家與中國哲學（魏晉南北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孫昌武：《唐代文學與佛教》、李乃龍：《雅人深致與宗教情緣──唐代文人的生活樣態》（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與蕭麗華：《唐代詩歌與禪學》（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等書相關章節，所得出的唐代佛教背景簡短概況李白與道教的關係深厚已為眾所周知李陽冰在〈草堂集序〉中記載：「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 引自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附錄三序跋類，頁1785因母親生產前夕曾夢太白星君而命名曰太白，李白可說在出生前就與道教有所淵源，從詩作中亦可發覺其對道教的了解與對仙境的嚮往，他甚至還曾受籙成為一位真正的道士 李白有詩〈奉餞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籙畢歸北海〉可知此事，參見〔唐〕李白著，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頁2445-2447。
本文所引李白之詩主要參考自此版本，為免繁瑣，以下引詩處僅於詩末標明頁數，不另加註在前述的時代環境氛圍及他個人的背景之下，他如何看待佛教？便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目前的研究者大體同意，李白是一個能夠兼容並蓄、對不同文化的好奇心與接受度較大的人，從他的詩中也可以看到一些佛家的影子不過，李白在現實生活裡，確切地以什麼樣的態度面對佛教教徒？這點或許我們能由他描述與當時僧侶交往的詩作中一探端倪葛景春在《李白與中國傳統文化》中提及「在李集中直接與佛教有關及與僧人交遊的詩文就有五十餘首之多」 葛景春：《李白與中國傳統文化》（臺北：群玉堂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頁118而就筆者個人統計，可直接看出李白與僧人交往的詩篇約有二十二首 詳參見文末附錄所附之整理表格從李白與僧侶的交往詩看來，除了一般的交游情形之外，還隱然存在著一些諧趣其意義為何？本文由此視角切入，以《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前七冊中可見的與僧人交往詩為底本， 僅參考前七冊，乃因第八冊後錄之詩多有爭議，未必為李白所作此外，本文寫作時雖以詹鍈《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為底本，亦將參照瞿蛻園、朱金城之《李白集校注》，交互比對以求甚解間以李白其他提到佛教概念的詩作作為旁證，盼能更加了解他與僧侶交往時的態度，並為他對佛教的接受加上一個註腳。
目前學界對李白與佛教、僧人間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李白的佛教思想探討、 除註1所提陳引馳：《隋唐佛學與中國文學》內的第二章〈唐詩人的佛教抉擇：佛道關係角度之觀察〉第一節（頁51-82）專講李白的道宗佛影之外，尚有一些專篇論文如彭建華：〈李白與佛教—印度文化〉（《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頁100-105）、朱學東：〈青蓮居士謫仙人 金粟如來是後身──論詩仙李白的佛緣及其禪思禪趣〉（《雲夢學刊》，第25卷第6期，2004年11月，頁78-81）等李白思想中儒、釋、道等各教的成分比重或不同文化對其影響， 專書如葛景春：《李白與中國傳統文化》，期刊論文如張元：〈試論李白思想的複雜性〉（《北京教育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頁47-51）等等以及單篇詩歌的內涵分析等等 例如（日）平野顯照著，張桐生譯：《唐代的文學與佛教》（臺北：業強出版社，1987年）的第二章〈佛教用語與李白的文學〉就專門在討論李白〈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一篇的含義；單篇文章則如范軍：〈道教徒對高僧的禮贊──李白〈僧伽歌〉析論〉（《五台山研究》，2004年第1期，頁32-35）就筆者所見尚未有專章討論李白詩裡的諧趣，也未見提出李白與僧侶交往詩中存在諧趣並探究其意義者，是故筆者不揣譾陋，試從中探究之。
二、中國詩文中諧趣成分的傳統李白的詩中是否確實存在一種諧趣？首先我們必須了解本文所指的「諧趣」定義為何《文心雕龍．諧讔第十五》言：「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然而劉勰認為諧辭讔言一定要「會義適時，頗益諷誡」，以今日的角度看來未免過於嚴肅 劉勰著，明倫出版社印行：《文心雕龍註》（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頁270，272在《說文解字》中，「諧」字義與「詥」字同，段注：「詥之言合也」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圈點段注說文解字》（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頁94有用言語和合、協調之意「詼諧」此詞依《漢語大詞典》說法，則有「談吐幽默風趣」、「戲語、笑話」的意思 參考自《漢語大詞典》（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繁體2.0光盤版）而林語堂在引進西方humor一詞時將之翻譯為「幽默」，他說「幽默是溫厚的」、「最近者為『謔而不虐』，蓋存忠厚之意」 分別為林語堂〈論幽默〉及〈「幽默」與「語妙」之討論〉二文中的文字，收於林太乙編：《論幽默──語堂幽默文選（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3，頁142本文所謂的「諧趣」非指諷諌，亦非帶有惡意的嘲笑，即較近於上述的「詼諧」或是「幽默」。
現今討論與諧趣較相似觀念的文章，常將「諧」視為「俳諧」，且較有嘲謔之意涵如李炳海〈民族融合時期的戲謔風氣與俳諧文學〉中就有「民族融合時期盛行戲謔風氣，並且不停留於口頭排調，往往有形體的亵狎」這樣的句子（收於《文史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期），頁102），本文蓋不採此意諧趣的成分在中國文學中何處可見，具有什麼意義？張敬在〈我國文字應用中的諧趣─文字遊戲與遊戲文字－〉中提到：「早期例證較少，但見於史記倡優、滑稽各傳的記載……東漢而下，魏、晉、隋、唐、宋、元、明、清各朝，作品後來居上，特別是數量方面略舉其目如下……這些善謔、應諧、拊掌、解頤的作品，顧名思義，其妙處多半是以說笑話方式，令人噴飯、胡盧、遣愁一笑」 張敬：《清徽學術論文集》（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3年），頁531-534不過此段文字較偏向「笑語錄」、「詼諧故事」等類型文學的發展介紹林語堂說：「幽默只是一種從容不迫達觀態度……莊生可稱為中國之幽默始祖」除了莊子之外，他還提到陶潛，稱之為「晉末成熟的幽默之大詩人」，而「文人偶爾戲作的滑稽文章，如韓愈之送窮文，李漁之逐貓文，都不過遊戲文字而已」 參見林語堂：〈論幽默〉，（《論幽默──語堂幽默文選（上）》），頁1-5。
他認為幽默應是一種人生觀、是一種性靈的顯現，而且是可以令人會心一笑的 除〈論幽默〉一文，尚可參考其〈會心的微笑〉，（《論幽默──語堂幽默文選（上）》），頁182-183那麼，這樣的「幽默」應當如何表現呢？《幽默心理分析》一書寫道： 幽默本身的形式方面，它必須通過機智的、巧妙的藝術加工而具有一種特徵，就像遊玩蘇州古典園林一樣，並不是一進門便一覽無餘，而是曲徑通幽，每每使人發生「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受 蕭颯、王文欽、徐智策合著：《幽默心理分析》（臺北：智慧大學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頁184如此看來，形式豐富、內容多元、時有餘韻的文學，應當是極適合蘊含幽默諧趣的一種載體，「詩」更是符合其「曲徑通幽」特色，可包含無窮韻味的一類體裁如依林語堂與張敬的說法，從《莊子》中有趣而具有諷刺、啟示意義的寓言開始諧趣的溯源，那麼《莊子》之後，從司馬遷《史記》的〈滑稽列傳〉、漢賦如揚雄的〈解嘲〉等，到《世說新語》的〈排調〉和〈輕詆〉雖仍有諧的成分，諷刺嘲笑的意味卻強烈許多，這不只與時代的清談風氣有關，與「文」這種文體的形式及其自古被賦予的社會意義亦不無關聯就「詩」而言，表現出諧趣的詩在李白之前是不多的。
《詩經．衛風．淇奧》有「善戲謔兮，不為虐兮」的句子，點出的是一種諧謔的態度──適度的玩笑是可以的，但過度就不合宜了 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頁100薛寶琨在《中國的軟幽默》一書中，將中國人的幽默分為軟性、中性與硬性三類： 「軟性的幽默」是一種曲折、委婉、溫和、含蓄的深層次幽默它喚起的是理性的愉悅，依靠由表及裡的開掘和由此及彼的想像，通過審度與聯想把握事物的本質、矛盾諸因素之間的聯繫，從而在悟性中體味言外之旨、弦外之音，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正是軟性幽默的特徵 中性幽默是一種諷刺與自嘲相互結合的幽默優伶多擅此道……它潛藏著諷刺、揭露的目的，又採取機智、巧妙的手段，它也是典型的中國式的幽默，古代被稱為「滑稽」 「硬性」泛指民間的諷刺藝術，色調鮮明、風格粗獷、情感酣暢……硬性幽默實是化憤怒為嬉戲的藝術 詳可參見薛寶琨：《中國的軟幽默》（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5年）內〈中國幽默的不同色調〉一章，頁32-55「軟性的幽默」中，「言有盡而意無窮」正是詩的特點晉代以前的詩歌多富涵社會意義、表現個人情懷甚或是應酬之作，呈現出諧趣的詩歌除了民歌之外概不多見。
東晉陶潛的詩作如〈飲酒詩二十首〉之九的「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以及〈責子〉、〈乞食〉等詩中所顯現出來的意旨，自嘲的意味偏濃「中性幽默」在詩中的表現，以中唐白居易的諷喻詩較為近似；「硬性幽默」則以晚唐杜荀鶴等以通俗語言反映民眾的疾苦，與皮日休、陸龜蒙等人用艱澀奇僻之字，在吟詠個人生活中寫對沉痛世事的詩作為一種實踐在這些詩篇裡，因欣悅於生活而表達出的諧趣極為少見，對人生的無奈或世事的嘲諷才是真正的主旨作品被認為較富生活諧趣的詩人，一般推自韓愈，〈韓詩異文論及其體觀〉一文中便提到「韓詩的遊戲性首先表現在諧謔的趣味……韓愈身邊瑣事題材及其諧謔性是一種他創作個性的表現」 ﹙韓國﹚李揆一：〈韓詩異文論及其體觀〉，收入傅璇琮主編：《唐代文學研究 第九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465-466但在下文的探討中，我們將可得知時代在韓愈之前的李白詩歌，便已富有這樣的特性再看朱光潛的〈詩與諧讔〉，其中同樣提到：「詩人的本領就在能諧，能諧所以能在醜中見出美，在失意中見出安慰，在哀怨中見出歡欣，諧是人類拿來輕鬆緊張情境和解脫悲哀與困難的一種清瀉劑」 收入朱光潛：《詩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頁31。
詩人敏銳的感知力與排遣豐沛情緒的必須，使得他們容易在作品中呈現出這種諧謔的特色來以中國古代的詩人而言，朱氏認為： 豁達者的詼諧可以稱為「悲劇的詼諧」，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