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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亲历记--《人与国家》(广西大学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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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亲历记(摘录)李锐(1917- ),中国当代作家,本文节选自《大跃进亲历记》,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 “大跃进”中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大小小的“高产卫星”的升空,使多少百姓相信:中国离那个色彩斑斓的“天堂”已经不远了……然而老百姓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非但没有进入那个想象中的“天堂”却反倒陷入了从来没有想到的大饥荒!…… 最令人心颤的就是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关于“大跃进”年份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数字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据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1600万至2700万 从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金辉著《“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见《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一文中说:“全国在1960-1961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319万。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的计算,是2158万人(见《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李成瑞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种种推算和估计,没有定论,关于这个数字的考证可能还要继续到下个世纪但在那三年中,以千万计的生命由于饥饿而在中国大陆消失,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这是本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人类历史承平年代的空前悲剧P.77-78)…… 有人对那三年的气候作了详细考证,列出了一个前后18年间全国旱涝等级资料表:年份-2度区(涝)-1度区(偏涝)0度区(正常)1度区(偏旱)2度区(旱)120个站总指数全国平均指数1954412926168-79-0.65819571517353419+25+0.2081958203735308-21-0.17519591334352513-9-0.0751960142133449+11+0.09219611236282915-1-0.008196569303441+95+0.7921972512263542+97+0.968 研究者得出结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区和1度区所占比例看,1959-1961年都可以基本上说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25,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57)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

以上资料见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368页 至少可以说,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P.78-79)…… 安徽凤阳的情况,可以作为“人祸”乃引发灾难主要原因的一个例证 “大跃进”开始时,安徽凤阳也是充满热情和希望的 1958年6月14日,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在全县有线广播大会上提出:“我们要求夏季作物样样丰产,要培育亩产5000斤到10000斤到20000斤的水稻,亩产10000-20000斤再到200000斤的山芋,亩产3000斤的烤烟,亩产2000斤的玉米,亩产1000斤的大豆,亩产双千斤的黄豆,亩产千斤以上的皮棉,为实现1958年全面大丰收的光荣任务而努力奋斗 9月16日,安徽省农业厅陈振业在烤烟观摩会上的总结讲话中说:“凤阳太阳升社主任张士俊真是胆有天大,竟然以自己计划亩产7万斤的卫星烟田,大胆地提出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130万斤的卫星烟田比高低可见,凤阳也争相放过“卫星” 但是,没过多久,灾难便同样降临到这块土地这里列举凤阳由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而导致的饿、病、逃、死的一些材料以下这些材料都是当年县委总结的: 1958年和1959年两年,我们都卖了过头粮(即国家征购任务)。

1959年卖的最多因此直接影响了群众生活,造成了人口非正常死亡以高指标情况来说,1957年生产计划订到2亿多斤是比较落实的,但是县委却订了8亿斤的指标 1958年的指标没有实现,而1959年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又订了一个12亿斤的指标,超过了1958年实收产量18266万斤的6倍,这就严重脱离了实际再以高估产来说,两年来,实际收成情况是年年减产,却把减产说成了增产1958年实收产量比1957年减少1360万斤,却虚估为40500万斤,超过实产3.6倍 高指标、高估产的结果,就产生了高征购,购了过头粮1958年实收粮食18266万斤,除了三留外,只剩1180万斤;而我们却征购了7102万斤,特别是1959年,总产只有10960万斤,按当时标准,仅够全县口粮,而我们却购了5974万斤,结果就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安排这一年从秋收结束到12月底的两个月中,农村中没有供应口粮 我们认为,人口发生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不卖过头粮,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就不会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这是一个血的教训见《凤阳县的两年来的经验教训——马维民同志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8月24日) 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相反,用层层下压的办法硬购过头粮。

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就规定各公社每天的粮食入库数字,一天要下面三报:上午报打算,中午报行动,夜里报实际不问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多卖的表扬,少卖的批评,不卖的指责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提出要斗得狠,不狠就是“右倾”由于声势大、压力重,会议期间,小溪河公社就边斗边打基层干部 县里的会议开完以后公社开、大队开、小队开,年三十晚上也要开,一直开了40多天 并且规定,公社散会要经县委批准散会后,把所说“惜售余粮”的干部留下来反省斗争,干部被斗得无法,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搜查粮食的局面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 1958年受灾后,缺粮断炊现象日益增多析桥乡淮东社元月份调查,全社240户,1172人,缺粮断炊的有184户,892人打溪河乡断炊得更多,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长淮乡津淮社40余户流入蚌埠,大庙乡云营光实有200人到定远县讨饭《关于生救、副业多种经济、大办工业方面的文件》,1959年初) 1959至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

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最严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52233人,发病的就有26018人,占49.8%,门台子电港口灌站有一个60名妇女的民工队,闭经的就有58人,此外,全县还有营养不良,身体瘦弱的17482人,他们目前大部分已失去劳动能力陈振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 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年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死去1139人,占24.2%武店公社半井大队原有4100人,死去1627人,占39.7%打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死掉48人,占68.6% 全县死绝的有8404户,占总户数的3.4%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 小溪河公社曾有21个村庄无人而空了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20户,死绝4户 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乐家34口人,死去30人。

小溪河公社长溏大队赵庄子张玉璞家的父亲,死后两天还抱着未死的女儿 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夜同时死在一张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没有抬埋 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独苦的老人和孤儿据初步统计,全县现有孤老1580人,孤儿2289人陈振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 …… …… 作家王立新80年代曾赴凤阳采访过,他在报告文学中写道:“梨园乡小岗生产队严俊冒告诉我: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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