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唐文物与中外文化交流关键词：文化交流;铅饼;61尊无头王宾像;梵汉合文经幢1“丝绸之路”出土的外国铭文铅饼铅饼出土的地方大部分在汉代繁华的城市和“丝绸之路”沿线1956年，汉长安城遗址出土外国铭文铅饼14枚，这些铅饼出土时装在一个陶罐里，其中一件平素无纹的铅饼是作陶罐盖子使用的1972年，陕西扶风姜塬发现铅饼2枚，陕西长武也发现同样的铅饼10枚另外，1975年还在甘肃灵台发现274枚外国铭文铅饼，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这批出土的铅饼散放在由拳头大小的青石堆成的坑内，坑底放置两块相互衔接的筒瓦，其上再盖两块筒瓦，两层筒瓦之间放置四行铅饼，分上下两层，排列整齐铅饼的形制、铭文、纹饰与陕西出土的铅饼基本相似，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化验，确定成分以铅为主铅饼的用途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它是“旌武功勋章”或“器盖”，有的认为它是“压胜钱”，说法都不确定从它与我国出土的两汉马蹄金形状相似来看，应该是作为货币流通的，但铸刻希腊文又很令人费解2弥足珍贵的乾陵石雕“61尊无头王宾像”乾陵规模宏伟，仅石雕就有120余件，那些高耸的华表、带翼的飞鸟、城外的鸵鸟、侍卫将军、石马、石狮以及分列在朱雀门东西两侧（西侧32尊，东侧29尊）的61尊王宾石雕像群，都使人目不暇接。
这些王宾石雕像，据说是以参加高宗李治葬礼的西北少数民族首领和西亚各国的特使作为模特雕刻陪立的石像背后都刻有他们的国籍、姓名和官衔，但因千年的风化与剥蚀，今天只有6尊石像背后的字迹些许可辨好在北宋时陕西转运使游师雄对关中一带的文物古迹做过考证，曾把散失在民间的旧拓本搜集成册，刻成4块碑石元代李好文编纂志书时仅找到3块，计有39尊王宾石雕像的字拓，逐收入《长安志图》一书里，使39尊王宾像背后的志文保留下来经鉴别与考证，按他们所属的国别和来自的地区可分为两类：一是参加高宗葬礼的西亚各国的特使和侨居长安的外国国王，如石国王子石忽那（石像两侧第五排北数第一尊）、吐火罗王子特勒羯达犍（石像两侧第四排南数第一尊）、右骁卫大将军兼波斯王卑路斯（后客死长安），还有波斯大首领南昧竺等这些都是侨居长安的客使和王宾，名副其实的外国人，是唐代与外国友好往来的实物例证;二是来自不同民族地区的“藩臣”，如吐蕃大酋长赞婆（699年归唐）等4人，可以说“藩臣”已成为唐代统治阶层的构成部分，这些不能按照王宾对待，但却反映了唐代多民族大团结的特点61尊王宾雕像何以无头？这是每一个到乾陵参观游客必有的疑问乾陵是大家公认的“唐十八陵”中唯一未被盗掘的帝王陵墓，陵园石刻至今保存完好。
郭沫若在《咏乾陵》诗中写道：“岿然没字碑犹在，六十王宾立露天61尊王宾阵容未乱，仍然是双足并立、两手前拱，毕恭畢敬地站立于陵前有的紧袖宽袍，有的披发左衽，有的足登高靴……装束与汉人迥异更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个个无头无脑，若无其事地挺着肚子拱着手，站立于陵园的旷野之中据考证，这些王宾像的头在当初是完整无缺的，从王宾像的脖子看还有被砸的痕迹，说明他们的头是被砍掉的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时代砍掉的呢？说法不一有人袭用“昭陵六骏”被盗的说法，言其是旧中国时帝国主义盗窃的罪证，这样的说法也没有相对正确的考证首先，61尊王宾像的头不可能一个不留地被盗一空;其次，20尊侍卫将军石雕像的头却安然无恙，而侍卫雕像的雕刻技艺远比61尊王宾像更为精细，所以不可能是盗窃造成的3梵汉合文经幢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梵汉合文经幢，在陕西省境内经幢中比较珍贵它是用梵文汉译各一行的形式刻制而成的，惜因上部已残，字迹也多剥蚀，难见全貌但从存在的“特进鸿胪开府义同三司赠肃国公，食邑三千户，谥大辩证广智三藏法师不空奉诏译”和结尾“梵学特进明沙门海觉唐梵书”等碑文考证，幢上的经文系唐代高僧不空和尚翻译的密宗陀罗尼经文，而梵书的书写者是和尚海觉。
由此推断该经幢应是唐代遗物，此幢原立在唐开元寺（今西安市碑林区东大街骡马市附近），何时移入西安碑林博物馆已无法可考梵文也叫梵书，指尼泊尔和印度古代文字据说这种梵文的书体右行，南北发展，南行者字体多圆形，北行者字体多方形此幢的梵书字体为方形，与尼泊尔古代文字相同1961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尼泊尔前国王马亨德拉来西安访问参观碑林博物馆时，经他和随行人员，确认梵书部分为尼泊尔古代文字尼泊尔古称尼婆尔，唐代时与中国关系友好，新旧《唐书》上均有记载唐贞观年间，卫尉丞李义表出使天竺途径尼泊尔，国王那陵那婆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盛情款待这位唐朝大使贞观21年（647），尼泊尔也曾派使臣到长安，并进赠菠菜、酢菜和浑提葱等其后，王玄策被天竺掠夺，尼泊尔与吐蕃共同破天竺，可以说明中尼两国友好关系的亲密程度经幢一般立于佛教寺院，它的形状好似短柱，柱的顶部有较大的盖盘，盘上饰有垂幔、飘带等图案柱身多刻陀罗尼经文或佛像等，刻立经幢的目的是为佛教广为传播增添威力经幢吸收了华表和佛塔的特征，成为独具风格的佛教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