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性自命出》对儒家人学思想的转进内容提要：《性自命出》意在调和心志与性情的矛盾，解决心无定志的问题，是孔子心志之学的自然延伸但是，它却空前地注重了“性”、“情”的天赋性、本原性；性是情的本原、依托，情是性的激发、摇荡，二者互为表里，内外摩荡，构成了生命的活性之泉正因为把性情视为生命的基质、根据和前提，所以，《性自命出》超越了孔子“与命与仁”的理论构架，而以性情为基础，以天命为归依的“反善复始”思想，刷新了儒家心志之学的风貌，发展了儒家人学的理论，为思孟学派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键词：儒家人学；主体性；性；情；反善复始荆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文的人学思想来源于孔子，但是，却是对孔子思想的本质性深化和转进它依托于天命，生发于心志，摩荡于性情，在各个实践层面的道德践履和人生“反善复始”的追求中，调节、补充和丰富了儒家人学的思想它不仅透露了从孔子向孟子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就系统地论述了“性”、“情”在道德践履的各个层面上存有的状态，加强、巩固和提高了人的主体性在儒家哲学理论框架中的地位这对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来说，都有至深至远的影响一孔子的人学思想主要是以“与命与仁”的总框架构成的。
命”，就是把人的主体性来源，神秘化为一种异己的“天命”力量，或者说是由上天下注于人的精神主体的一种天赋本原这当然是对主体性从生发、存有到终极关照的深刻把握它解决了人与天的关系问题，也解决了人的灵魂依处的问题，给世俗的哲学中注入了“相当深厚的宗教内涵”，[1] 是天命下注于人，人上达于天的理想境界，是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其意义是巨大的仁”，是一种道德规范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学而》）而且也具有一种先验的本原性质：“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另外，仁学还具有一种下学上达的功夫：“我欲仁，斯仁至也《述而》）“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因此，“仁”就成了一种主观修养、完善、提高自我的精神，在人的主体性中，亦即从人的思想内部宏扬了“仁”的力量：“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使中国数千年来的知识分子都有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舍我其谁哉”的担待感，以及“舍生而取义”的崇高气节，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但是，孔子“与命与仁”的主体性构架是有缺陷的。
这就是对人的“性”、“情”，亦即对人所具有的最初始的自在本质、本性，敬而远之，从而使“仁学”在实践层面上失去了主体性存有的个体支持：“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这是《论语》仅有两次提到“性”的地方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第一，孔子认为“性”是先天性的东西，因此，“不可得而闻也”；第二，“性”是人的主体性之先验本原，每个人的“性”都是一样的后天的教养与学习，只能改变人的道德，并不能改变人的“性《论语》论“情”，也只有两次：“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子张》）严格地说，这里的两个“情”字，都与“性情”的“情”无直接的联系[2] 我们如果站在人的“性情”这一特殊视点来通观《论语》，就会更为清晰地发现，孔子的理论，确实是要把“仁义礼智”，君臣父子的道德戒律，灌注到人的主体性之中去，或者说，与人的主体性融为一体，“学而时习之，”（《学而》）“举一反三，”（《述而》）以致于“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以一种高度的主体自觉，取代人的天性，从而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强化政治集权、实行思想钳制的目的，这就是“与命与仁”的本质。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文的卓越之处，就在于系统地论述了人的“性”“情”，正视了人的原初本质、本性，从主体性的高度，为儒家哲学的理论框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人性基础，从而调节、补充和完善了上述孔子的“人学”思想作者开宗明义地写道：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第1、2、3、简）[3]在《性自命出》这篇不到1600字的文章中，作者就至少提到“性”字24次，提到“情”字21次，从各个层面全面论证了“性”、“情”在人性中的地位作者强调了每一个人都有天赋的“性”、“情”，它们具有由天而降的先验性、本原性，是生命的基质、根据和前提《性自命出》对此还有许多精彩的论述：“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凡人伪为可恶也；”“凡人情为可悦也；”等等，全面提高了“性”、“情”在儒学体系中的份量在郭店楚简中，与《性自命出》的竹简形制相同的有《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和《忠信之道》，抄写的字体也相近笔者以为，至少这六篇的思想可以互相参照在《成之闻之》中，作者写道：“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其生而未有非之节於而也, [4] 则犹是也。
虽其于善道也，亦非有译娄以多也及其专长而厚大也，则圣人不可由与之此以民皆有性，而圣人不可莫也应该说，这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进一步说明了《性自命出》加强了儒家“仁义礼智”的道德框架体系中人性的基础,也是孟子“民本思想”，“仁政”学说的先驱《性自命出》虽然大谈性、情，但是作者的主观用意，仍然是沿袭孔子的“心志之学”，试图调和心志（仁义礼智信）与性情的矛盾，谈性论情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心无定志”的问题，是儒家“心志之学”的自然延伸、发展、深化也就是说，《性自命出》的作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儒家哲学仅仅用仁义礼智信来界定人的一切，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来限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符合实际的，也不利于人类自身的成长和社会前进就连孔子自己也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因此，不能不面对人的性情，以及各种天生的欲求但是，同时又必须解决人性中理性与情感的关系问题没有理性的情感，是野兽式的情感；没有情感的理性，是对人的扭曲，使人成为非人于是，《性自命出》提出了几个意味深长的哲学命题：⑴“所善所不善，势也人的好恶意向，是由人的情感所决定的，情感所及，是不得不发的必然选择；⑵“礼作于情人类的社会群体用礼仪、道德来协调、控制人的欲望、情感，是有必要的，但是，一切礼仪、道德戒律的制定，必须符合人的天性，强制推行扭曲人、作践人，把人不当人的“礼”，就是“以礼杀人。
⑶“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一切人类的情感都来自人类本身的天性，是人类天赋的权力；所有的社会法规都必须以此为出发点，以此为归依4）“爱类七，唯性爱为近仁只有以“性”为出发点的“爱”，只有发自真情的人性之爱，才是对仁最诚挚的追求这是对孔子亲亲之爱的超越5）“凡性为主，物取之也人的主体性是根据，外在的万事万物是条件，是“物”取“性”，还是“性”取“物”，《性自命出》的作者有十分深刻的系统探讨总之，上述命题都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即便是在今天，也有借鉴意义虽然作者的著文目的在于调和心志与性情的矛盾，但是他却空前地给予了“情”以巨大的空间和篇幅在中国哲学史上，很多人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对人的“情”，特别是个体之“情”应有的重视从《礼记·檀公上》的“有直情径行者，戎狄之道也”到《荀子》的“一民心”、“统天下”，至李翱把情与性对立起来“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也”(《复性书·中》)，程朱理学之后，更是要“灭私欲则天理明矣《遗书》卷二十四) 林林总总，草蛇灰线，都是在宗法制的千丝万缕中、集权制大一统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下，所必然要引发出来的结果从这个角度上说，《性自命出》可谓一支独秀，溢彩流芳。
然而，在《性自命出》中，“情”的阐述是充满生机、充满生命的底蕴的它内在地依赖于性命，外在地牵发于万物，从而使这种生命的活性之泉激扬着温润的浪花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它始终都是与“性”胶着在一起的亦即，性是情的本原、依托，是生命的力量；情是性的激发、摇荡，是性命的飞动它们相辅相成，内外摩荡，构成了儒家人学极富生命力的重要基础：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第9简）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第23简）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乐，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远哭之动心也，，其恋恋如也，戚然以终乐之动心也，深舀，其则流如也以悲，然以思凡忧思而后悲，凡乐思而后忻第29、30、31、32简）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情生于性第39、40简）休谟说：“情感是一种原始的存在 [5]《性自命出》就是准确地抓住了人性中这种本质性、天赋性、根源性的东西，作为立论的前提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是一种有情感的灵性之物，杜绝了情感的外发，人何以为人？斩断了情感的鼓荡，性何以存有？《性自命出》的作者对此已经具有了深刻的认识二从上文的叙述中，我们已经明确的感到，《论语》也是十分重视人的地位的，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先进》）“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更有一种“仁者爱人”的博大胸怀但是，孔子重视的是关系中的人，是社会群体中的人，是伦理道德中的人；并且，在现实生活的关系、社会群体和伦理道德中，人的主体性几乎完全被淹没了：“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学而》）“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学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这种论述在《论语》中，可谓俯拾即是人是社会中的人，当然不能不讲关系、群体以及伦理道德，而且有时还十分重要，但是，笔者以为，它们与人的主体性是两码事，决不是人的主体性本身孔子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根本没有主体性的概念，人作为“自在”的人来说，在孔子那里没有存有的独立空间，完全被视听言动各个方面的戒律所束缚、覆盖或淹没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这种“人”的观念，也许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我们必须对它进行甄别、整理、超拔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方面注重仁、义、礼、智的践履，是对孔子“人学”思想的承续，但是另一方面，又极为注重人的主体性以及主体性的追求目标，是对孔子的超越。
笔者以为，《性自命出》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论述了“性”“情”的来龙去脉，至为重要的是，它深刻地认识到了，人，首先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有它来源于天命，生发于心志，摇荡于性情的内在本原、根据和依托，一切道德层面的磨砺，都只是完善本原之“性”的手段、途径，而决不能取而代之这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本质上为思孟学派的诞生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凡性或动之，或逢之，或交之，或厉之，或出之，或养之，或长之凡动性者，物也；逢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出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第9、10、11、12简）□ ，义之方也义，敬之方也敬，物之节也笃，仁之方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情出于性第38、39、40简）闻道返上，上交者也闻道返下，下交者也闻道返己，修身者也上交近事君，下交得众近从政，修身近至仁第55、56、57简）把性的动、逢、交、厉、出、养、长，等人生各个层面的实践活动都看成对人性的锤炼，以及完善主体性的途径和手段，人的主体性始终处于人的核心地位；人生的一切活动，也都是主体性内在张力的物化释放、能动超越的结果。